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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之世存有”:麥克盧漢與技術現象學
2020年01月31日 09:37 來源:《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作者:戴宇辰 字號

內容摘要:內容提要:長久以來,學界對于馬歇爾·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理解仍然是晦暗不明的。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

  長久以來,學界對于馬歇爾·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理解仍然是晦暗不明的。一方面,存在著主流學界公認的“技術決定論”傳統;另一方面,也興起了諸如“媒介環境學”視角下重新解讀麥克盧漢的熱潮。麥克盧漢的“圖形/背景”分析模型以及“媒介四元律”等核心理論也被研究者忽視。借助“意向性”這一關鍵概念分析可以發現,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展現的是“人-媒介-世界”的意向性結構分析,從而實現了其與從海德格爾到唐·伊德的技術現象學分析路徑對話的可能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正是海德格爾技術分析發展到極致的產物。

  關鍵詞

  麥克盧漢/圖形/背景/媒介四元律/技術現象學/意向性

  作者簡介

  戴宇辰,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講師。

  

  長久以來,學界對于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媒介理論的理解仍然是晦暗不明的。一方面,存在著主流學界公認的“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傳統,將麥克盧漢、英尼斯(Harold Innis)歸于一派,強調媒介處于塑造社會發展邏輯的地位,以“自身的偏向”決定社會形態的變化。①我們也很容易從麥克盧漢的一些著名“論斷”中——例如,“媒介即信息”(Media ismessage)——得出其蘊含的技術決定論意味: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真正有價值的不是媒介所傳達的內容,而是社會所采用的媒介技術本身,以及它所開創的交往的新形式。在此種理論視角下,麥克盧漢的理論很快被視為“粗暴、簡單的”媒介一元論,批評也隨之紛至沓來。媒介史學家切特羅姆就指責麥克盧漢“雖然想通過傳播媒介追蹤人類文化的發展,但他的歷史學卻難以置信地缺乏真正的人民”③。大衛·斯金納(David Skinner)則認為麥克盧漢的史學“完全低估了人類的能力。對于他來說,人類只不過是技術這種神秘力量的對象”。④

  但是另一方面,隨著三次“麥克盧漢熱”⑤的相繼出現,也有部分學者在一定程度上對早先的“技術決定論”判斷有所修正。特別是第三次“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研究興起之后,有學者已經自覺地批評早先對于麥克盧漢思想的固化認識。像萊文森(Paul Levinson)就在《軟利器》(The Soft Edge)中將技術決定論區分為“硬性決定論”(hard determinism)與“軟性決定論”(soft determinism):硬性決定論認為媒介具有絕對的、不可避免的社會影響;相反,軟性決定論認為媒介只是使得諸種事件得以可能;當然,這些事件可能會同時被其他因素所影響,諸如有意識的人類行動,等等。⑥對于萊文森來說,麥克盧漢的理論傾向顯然是“軟性決定論”的。與此持類似觀點的還有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等人,在其編著的《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一書中,麥克盧漢就被視為“媒介環境學的教父”,并且強調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反對的正是“線性的因果關系”。⑦

  這種差異與爭論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麥克盧漢寫作方式本身的問題。事實上,麥克盧漢在著作中時常采用的是格言警句式的修辭方式,對于問題的分析往往不給予嚴密的邏輯推演,甚至直接將結論擺在讀者面前供讀者自身體會。Michale Heim不無尖刻地批評道:“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跳進火山口而麥克盧漢跳進他描述中隨機的、零碎的世界。”⑧但是也有學者在麥克盧漢的只言片語中領會到了他深刻的思辨內容,近年興起的“客體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ontology)代表人物Graham Harman就將麥克盧漢稱為一位哲學家,是當代思想界中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Harman甚至用了“作為哲學家的麥克盧漢”(McLuhan as Philosopher)這樣的標題發表演講,在他看來,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應當獲得哲學本體論的地位:“我想向你們闡釋麥克盧漢是有巨大價值的一位哲學人物,這并不是因為麥克盧漢不僅僅只是一位媒介理論家,而是因為哲學最終僅僅只是媒介理論。”⑨

  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是一種哲學體系嗎?答案似乎懸而未決:即使在麥氏諸如“媒介即人的延伸”(Media is an extension of man)之類的警句中也不免滲透著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理論視野。像技術現象學家唐·伊德(Don Ihde)區分的“人-技術-世界”四類關系中“具身關系”(embodiment relation)就與麥克盧漢的理論有諸多耦合。⑩這種模糊的不確定性更為麥克盧漢的理論增添了幾筆陰影。基于此,本文旨在從技術現象學的視角出發,重新回到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中去,檢視至今仍未被詳實理解的理論內核,從而發掘其蘊含的技術現象學內涵。正如馬克思所言:“人體解剖是理解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本文認為,麥克盧漢的理論也必須被放置在新的歷史性范疇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一、圖形/背景:麥克盧漢論福爾摩斯

  由于是文學理論出身,在麥克盧漢的理論著作中常常出現文學作家并不顯得奇怪,像馬克·吐溫、奧威爾、喬伊斯、福樓拜等人就常常出現在他的文本之上。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文學作家及其作品之中,麥克盧漢似乎對柯南道爾塑造的“大偵探福爾摩斯”有著別樣的青睞,我們先來看看幾處比較典型的引證:在1951年出版的《機械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中,麥克盧漢以“從達·芬奇到福爾摩斯”(From Da Vinci to Holmes)為標題撰寫了其中的一章;在1967年為《探索》(Explorations)撰寫的論文中,有一節的標題為“福爾摩斯對官僚主義者”(Sherlock Holmes VS The Bureaucrat);到了1972年,在與Barrington Nevitt合著的《把握今天:退出的執行官》(Take Today:The Executive as Dropout),麥克盧漢再次在“獵人與偵探:姿態與偽裝”(Man Hunter and Sleuth:Posture and Imposture)一節中分析了福爾摩斯。

  作為一名偵探,福爾摩斯的哪點品質讓麥克盧漢找到了共鳴,以至于在自己對于媒介理論的分析中不遺余力地提及?在《機械新娘》中,麥克盧漢把福爾摩斯定義為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偵探”,因為“他體現了一種態度,一種面對模糊不清、令人困惑的情況時的個人策略”。(11)為了說明福爾摩斯的現代意義,麥克盧漢提到了艾倫·坡筆下的偵探杜賓(Dubin),他特意用“detective”和“sleuth”兩個相近的英文(均為偵探意義)來區別杜賓和福爾摩斯。杜賓是古典意義上的偵探,他只是一位“鑒賞家”(aesthete)而非福爾摩斯式的“獵人”(man-hunter)。獵人具備的是“對于現場無止境的細查以及對于謀殺形而上似的興奮”。(12)在“福爾摩斯對官僚主義者”中,麥克盧漢對于福爾摩斯的現代意義有了更詳細的解釋:

  福爾摩斯是直覺性天才的典型……對于他的頭腦來說,情境完全是整體的,是無所不包的統一體。在福爾摩斯看來,情境的每一個面相,每一個元素都具有整體的相關性。沒有什么是無關的細節。在一個有機的復合體中,各個部分擁有總體相關性,而非單純的與整體的關聯。(13)

  很顯然,麥克盧漢欣賞的是福爾摩斯“方法論”(methodological)的優勢:福爾摩斯從來不孤立看待情境中的諸種細節,而是將細節放置于它所置于的整體之中來考察。而在本節中被置于福爾摩斯反面的是“官僚主義者”(bureaucrat),他們的技術恰恰是“序列性的、切割的和細目化的”,他們“在線性的時空序列中尋找直接的原因,從來不夢想著總體性以及細節的相關性”。(14)

  進一步來看,福爾摩斯與官僚主義者的對比牽涉到如何把握細節/整體這兩個元素。麥克盧漢對福爾摩斯的討論并非“一時興起”,而是隱秘地指涉了自己理論體系中最重要的兩個概念:圖形(figure)與背景(ground),(15)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盡管這兩個概念時常被學界忽略)。根據麥克盧漢自己的說法,他對圖形/背景二元組的使用借自Edgar Rubin的“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任何情境包含著注目處(areas of attention)(圖形)和更大的非注目處(areas of inattention)(背景),有意識的圖形只能在非意識的背景中得到理解。與麥克盧漢推崇的福爾摩斯相比,官僚主義者的失誤之處在于,他們將情境切分為細目化的圖形,所以無法像福爾摩斯一樣通過理解圖形/背景之間的互動而得到情境的關鍵信息。用麥克盧漢的話來說,他們眼中“只有圖形沒有背景”(all figures and no ground)。而且,麥克盧漢更感興趣的是圖形/背景之間是如何交互(interplay):

  諸種圖形由背景中出現,又退卻至背景中。背景的構型包含了所有可用的圖形。例如,在一場講座中,注意力將會從演講者的話語轉到他的姿態,轉到會場的光線或者街上的路燈,轉到椅子的舒適度或者記憶中的場景、聯想、味道。每一個新圖形的出現將其余圖形置換(displace)入背景。(16)

  在圖形/背景的交互中,麥克盧漢強調的是背景的優先性,甚至于是“背景重塑圖形”(ground remakes figure)。“在事物的秩序中,背景首先出現而圖形在之后產生。”(18)但是這一切是建立在人與世界無中介的關系的前提之上。在媒介技術興起以后,人與世界開始以媒介為中介展開互動,麥克盧漢認為出現的是一種由技術產生的“視覺空間”(visual space),它將事物化約為抽象的元素,將圖形與其相伴的背景剝離。這樣,在使用技術的過程中,人類完全沉迷于具體的圖形之中而忽略背景:“我們視覺感知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分離圖形和背景。”他舉了字母表的出現作為例子:

  當那些可見的字母終止將自己置入思維的對象,它也成為一種消解其概念的(被壓抑的和閾下的)感知。對于讀者來說,字母表將感知(percept)與概念(concept)相分離,其帶來相關影響在于它使得概念變得獨立,使它成為沒有意識性背景的一個圖形(a figure without a conscious ground)。(19)

  麥克盧漢對于技術的看法顯然與海德格爾對于現代技術的批判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海德格爾把現代技術的本質看作是一種對人的一種促逼(herausfordern),它以特定的強制結構將人集置(ge-stell),“使人以訂造方式把現實當作持寸物來解蔽”,(20)如此一來,世界的某一部分被解蔽出來,而另一部分則被遮蔽了。簡而言之,技術強迫人以唯一方式解蔽自然,人在對技術的應用中同時解蔽/遮蔽了世界的樣貌。出人意料的是,麥克盧漢似乎對海德格爾現象學路徑有著批評,他認為海德格爾沒有意識到“它(背景)的結構是完全取決于其與圖形之間的交互”,因此,海德格爾只是將注意力從圖形轉到了背景,在他的現象學中“不存在任何圖形與背景的交互”(no sense of interplay between figure and ground)。(21)

  理解麥克盧漢以圖形/背景模型對海德格爾的批評也促使我們必須“現象學化”麥克盧漢。像Ralon和Vieta認為麥克盧漢“混淆了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現象學(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和薩特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22)之類的結論顯然是不準確的。這里的問題是:(1)圖形/背景模型與現象學究竟是何種聯系;(2)麥克盧漢在哪個層面批評了海德格爾對于技術的現象學討論。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將在下節中引入“意向性”(intentionality)這一現象學關鍵概念。

作者簡介

姓名:戴宇辰 工作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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