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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水下考古概述
2020年01月31日 09:01 來源:《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9年第4期 作者:栗建安 字號

內容摘要:摘要:我國在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航段開展的水下考古:在福建平潭發現了裝載五代越窯青瓷的沉船遺址.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我國在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航段開展的水下考古:在福建平潭發現了裝載五代越窯青瓷的沉船遺址;在福建連江、莆田、龍海、平潭、漳浦等海域發現宋、元、明、清各時期的沉船遺址;對廣東“南海Ⅰ號”和海南西沙群島“華光礁Ⅰ號”等宋代沉船遺址、廣東“南澳Ⅰ號”明代沉船遺址以及平潭“碗礁一號”清代沉船遺址等進行了水下考古發掘。這些水下考古工作都取得了許多重要的學術成果,對海上絲綢之路及其相關問題研究都有重要參考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水下考古;沉船遺址;相關研究

  作者簡介:栗建安(1951—),男,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為福建陶瓷和水下考古。

  

  0 引言

  中國東海至南海海域是“一帶一路”倡議中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航段和組成部分。自中國水下考古學科建立以來,在這一海域成功地開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發現了多處自五代以降至清代各個歷史時期的水下歷史文化遺存和沉船遺址,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水下考古學術成果[1]。其中較重要的按歷史朝代先后順序,同一朝代的按地理位置自北向南依次介紹。

  1 五 代

  福建平潭分流尾嶼沉船遺址位于平潭縣海壇島西南,沉船遺址在其北部的水下10余米,2009年發現,2010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對其進行水下考古調查。此次調查未發現沉船船體遺存,采集的一批沉船遺物均為青瓷器,器形有圓口和葵口的碗、碟、盞托以及執壺等。根據對出水器物的初步分析,認為其均為五代時期的越窯系青瓷[2]。

  分流尾嶼沉船遺址出水的五代越窯青瓷若與澎湖列島[3]、西沙群島[4]、東南亞地區發現的五代越窯青瓷相聯系,可以看到當年越窯產品外銷的路線。

  2 宋 代

  2.1 福建連江定海“白礁一號”沉船遺址[5]

  “白礁一號”沉船遺址位于連江縣筱埕鎮定海村東南海域的白礁附近。

  定海灣的水下考古調查始于1989年秋。

  1990年春,首屆中澳聯合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在定海灣實習,對此進行了多次水下考古調查并對白礁一號沉船遺址作了試掘。

  1995年春夏之際,中澳聯合水下考古隊對白礁一號遺址作了正式發掘,并在定海灣繼續進行水下考古調查。

  1999年夏初,中國第二屆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在定海實習,同時繼續對白礁一號遺址進行水下考古調查。

  2000年夏,中國水下考古隊再次對白礁一號遺址進行水下考古發掘。

  定海灣水下考古調查、發掘出水的陶瓷器主要是黑釉盞和白瓷碗,此外還有一些醬釉罐、壺、缽等。初步認為,這批黑釉盞均來自福建福清南宋時期的東張窯,而白瓷碗則為福建閩清義窯南宋時期的產品。“白礁一號”沉船遺址位于閩江口以北的海上航路,因此初步認為該沉船遺址的船貨是銷往東北亞地區或日本的,這也與東北亞地區發現較多的東張窯黑釉盞的情況相符。

  2.2 福建莆田“北土龜礁一號”沉船遺址[2]

  北土龜礁一號沉船遺址位于莆田市興化灣海域小日島東面的北土龜礁附近,2008年進行水下考古調查,在海床淤泥中發現部分沉船船骸,有船板、隔艙板等,以及兩根花崗巖質地的碇石;采集出水的沉船遺物標本有南宋時期福建松溪回場窯青瓷和景德鎮窯青白瓷,以及宋代多個年號的銅錢(最晚的是“紹興通寶”)。根據陶瓷器的特征和銅錢的年代分析,將北土龜礁一號沉船遺址定為南宋早期。

  2.3 福建龍海“半洋礁一號”沉船遺址[2]

  半洋礁一號沉船遺址位于龍海市隆教畬族鄉海域的半洋暗礁附近。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于2010年在此進行水下考古調查,發現保存部分龍骨和船板的沉船殘骸,殘長9.2 m、殘寬2.5 m。采集出水沉船遺物有陶瓷器、漆木器、銅錢等。

  出水陶瓷器中以東張窯黑釉盞數量最多,其他還有福建將樂南口窯青白瓷印花碗、德化窯白瓷碟等。出水銅錢有多個宋代年號,最晚的是“慶元通寶”(始鑄年代1195年)。漆器有黑漆素面套盒。推斷半洋礁一號沉船遺址年代為南宋中晚期。

  2.4 廣東川山群島“南海Ⅰ號”沉船遺址

  1987年8月,廣州救撈局與英國一打撈公司合作,在廣東臺山縣川山群島附近海域發現一處古代沉船遺址并打撈了一批文物,其中陶瓷器有二百余件。此后將該沉船命名為“南海Ⅰ號”,中國歷史博物館(后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組織專業人員進行水下考古調查直至2004年,采集了數千件的陶瓷器和其他文物標本[6]。2007年對“南海Ⅰ號”沉船進行了整體打撈,將船體隨同船上遺物整體移入陽江市的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內進行考古發掘[7]。現已基本完成船內遺物的發掘清理。

  “南海Ⅰ號”沉船出水大量遺物中,以陶瓷器數量最多,此外還有金屬器(金、銀、錫、鐵等)、漆木器、銅錢等。出水陶瓷器以福建陶瓷的數量最大、窯口眾多(有德化窯、閩清義窯、晉江磁灶窯、南安羅東窯、福清東張窯以及福建其他窯口)、品種豐富(有青白瓷、青瓷、醬黑釉器、綠釉器以及青釉褐彩、綠釉黑花器等等);還有耀州窯、龍泉窯的青瓷,景德鎮窯青白瓷等。出水銅錢有東漢五銖至南宋各朝各代的,年代最晚的是“乾道元寶”(1165—1173年),因此“南海Ⅰ號”沉船的沉沒時間應不早于其始鑄年代。綜合沉船出水陶瓷器的年代進行分析,初步推斷“南海Ⅰ號”沉船的沉沒年代在南宋中晚期[8,9]。

  2.5 西沙群島“華光礁Ⅰ號”沉船遺址[10]

  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中心組織和主持的1999年度西沙群島水下考古調查,于1999年底至2000年初,在華光礁打撈出水了一批陶瓷器和其它遺物,因此定名為“華光礁Ⅰ號”沉船遺址。2007年和2008年對其進行了水下考古發掘,將保存下來的包括龍骨在內的沉船遺骸運回海南省博物館進行保護處理。其他出水遺物有陶瓷器、漆器等。出水的萬余件陶瓷器中以福建窯口的產品最多,其他還有龍泉窯青瓷和景德鎮窯青白瓷。福建陶瓷分別有閩清義窯、德化窯的白瓷、青白瓷,晉江磁灶窯的青瓷、醬黑釉器、綠釉器,南安羅東窯、松溪回場窯的青瓷等。其中一件閩清義窯瓷碗內刻有“壬午載潘三郎造”字樣,查南宋時期“壬午”年有三,與出水陶瓷器整體面貌最為接近的應該是1162年,因此華光礁一號沉船的沉沒時間應不早于此,推斷為南宋中期。

  以上“北土龜礁一號”、“半洋礁一號”、“南海Ⅰ號”、“華光礁Ⅰ號”等沉船遺址所載陶瓷器的品種組合、窯口產地與東南亞地區發現的中國外銷瓷基本相同[11],因此可以推斷這些沉船的目的地應是東南亞地區。

  3 元 代

  3.1 福建平潭“大練島Ⅰ號”沉船遺址[12]

  “大練島Ⅰ號”沉船遺址位于平潭大練島西南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于2006年對其進行水下考古調查,2007年組成“平潭大練島元代沉船遺址水下考古隊”進行搶救性水下考古發掘,發現一部分木質船體殘骸(隔艙板、船殼板),采集出水一批600余件元代龍泉窯青瓷器。器形有大盤、碗、洗、小罐等;裝飾手法有印花、刻劃花、貼花以及素面;紋樣有水波、卷草、花卉、雙魚、龍紋、松鶴以及仕女等。推斷“大練島Ⅰ號”沉船遺址的年代大致為元代晚期。

  3.2 小練島東礁村沉船遺址[2]

  東礁村沉船遺址位于平潭縣海壇島西北的小練島東礁村東南面海灣內。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于2008年和2009年對其進行了水下考古調查,發現二塊碇石,并采集一批遺物,主要是陶瓷器。

  出水瓷器有青瓷、白瓷、醬釉陶等。其中的龍泉青瓷器形有碗、缽、洗等,均為龍泉窯東區窯址的“三期六、七段”產品,年代為元代中、晚期[13]。其他青瓷中的瓶有些與浙江寧波奉化下宅弄窯址出土的韓瓶相似。部分外腹刻寬蓮瓣紋白瓷碗應是元代浦口窯的產品[14]。一批醬釉陶器的瓶(韓瓶)與江蘇宜興西渚窯址(南宋至元末明初)[15]的同類器物相同,應是當地產品。綜合分析此次調查采集的主要出水遺物,證實東礁村沉船遺址的主體是一處元代水下文化遺存。

  3.3 漳浦沙洲島沉船遺址[16]

  沙洲島沉船遺址位于漳浦縣古雷半島東面的沙洲島西側海域。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于2008年對沙洲島沉船遺址進行水下考古調查,未發現船體遺跡,僅在海床表面發現一些凝結物殘塊和沉船遺物,凝結物主要為鐵器,由于銹蝕粘連嚴重,無法辨明器形。采集出水的陶瓷器有青瓷、青白瓷、白瓷、醬釉器以及素胎器,器形有碗、執壺、水注、爐、盅、杯、盤、罐、器蓋等。青瓷器有四系罐和器蓋。其中青白瓷印花執壺、水注、盞、杯、小罐等均為元代景德鎮窯產品;白瓷印花碗、蓮瓣紋爐是元代莆田莊邊窯的;醬釉四系罐、素胎器蓋等可能是福建晉江磁灶窯所出。

  元代沉船遺址中,以龍泉窯青瓷數量最多、最常見。“大練島Ⅰ號”沉船遺址滿載龍泉青瓷,與印度尼西亞海域發現的“玉龍”號沉船[17]相似,說明此時期是龍泉窯瓷器大規模外銷的高峰。同時,景德鎮窯和福建地區多個窯場的陶瓷產品也都參與其中。

  4 明 代

  4.1 福建平潭老牛礁沉船遺址[2]

  老牛礁沉船遺址位于平潭海壇島西北面航道中的老牛礁附近。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于2005年、2006年和2008年先后對其進行了水下考古調查,未發現沉船遺跡,采集的一批沉船遺物都是景德鎮民窯瓷器,主要有青花瓷、白瓷、五彩瓷器等,器形有碗、盤等,青花紋樣有花卉、水波、蕉葉、雀梅、葡萄、連珠、火云、雜寶、奔馬、人物等,與明弘治、正德時期的青花瓷風格相同。因此推斷老牛礁沉船遺址年代為明代中期。

  4.2 平潭九梁礁沉船遺址[2]

  九梁礁沉船遺址位于平潭縣嶼頭島東部的九梁海域航道東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先后于2006年、2008年和2009年對其進行了水下考古調查,發現海床表面出露的隔艙板等部分船體殘骸;采集標本均為陶瓷器,有青花瓷和少量的青花釉里紅、藍釉瓷、五彩瓷以及白瓷等。青花瓷器形有碗、盤、壺、杯、罐、瓶、軍持等,其中大碗、大盤、瓶、軍持等多繪開光紋樣,應屬“克拉克”瓷一類;其他紋樣還有花草瓜果、山水亭臺、龍鳳水禽、人物故事、文字詞賦(赤壁賦)等;部分器物足內還有“永樂年制”、“大明成化年制”、“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萬歷年制”和“片玉”等青花款[18]。

  出水的白瓷僅有小罐一類,均為直口、縮頸、斜折肩、斜腹、平底或微凹;灰白胎、灰白釉,內外滿釉,底部露胎。此類罐又被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日本的陶瓷學者稱為“安平壺”[19,20],目前已知產地之一為邵武四都窯[21]。

  九梁礁沉船遺址的年代推斷為明萬歷時期。

  4.3 廣東“南澳Ⅰ號”沉船遺址[22]

  “南澳Ⅰ號”沉船遺址位于南澳縣云澳鎮東南的三點金海域,2007年發現并開始水下考古調查,2010—2012年進行了搶救性水下考古發掘。發現木質沉船船體殘長24.85 m、殘寬7.5 m,保存有25個艙室;出水文物約2.7萬件,其中瓷器2.5萬件以上,而漳州窯瓷器[23]就有2萬余件,景德鎮民窯瓷器有5千余件。器形有碗、盤、碟、杯、罐、瓶、壺、蓋盒、蓋缽等;釉色以青花為主,還有五彩、青釉、紅釉、霽藍釉等;紋飾為花卉、動物、人物、文字等;景德鎮民窯瓷器見有“萬福攸同”、“富貴佳器”和“大明年造”等底款。水下考古發掘者初步推斷“南澳Ⅰ號”沉船遺址的年代為明萬歷時期。

  明代平潭老牛礁沉船遺址的發現,與南中國海其他明中期沉船(如“Lena”號[24])的發現,都反映了景德鎮窯瓷器開始經海上絲綢之路大量外銷。明代晚期的海外沉船發現[25],說明福建地區窯場再度興起(如漳州窯、德化窯),共同將中國外銷瓷的海外貿易推向新的高潮。

  5 清 代

  5.1 福建平潭“碗礁Ⅰ號”沉船遺址[26,27]

  “碗礁Ⅰ號”沉船遺址位于平潭嶼頭島東面的碗礁附近海域。2005年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牽頭組成“東海平潭碗礁Ⅰ號”沉船水下考古隊,展開對“碗礁Ⅰ號”沉船遺址的搶救性水下考古發掘,發現一艘殘長約13.5 m、殘寬約為3 m的木船殘骸。沉船船艙內滿載的瓷器,大部分保存較完整,有的還排列整齊,保持著沉沒時的裝載狀態。經水下考古發掘出水的瓷器達1.7萬余件,品種有青花、青花釉里紅、單色釉、五彩瓷。青花瓷的主要器形有將軍罐、筒瓶、筒花觚、鳳尾尊、蓋罐、爐、盒、盤、碟、碗、盞、杯、盅和葫蘆瓶等等。根據分析這些瓷器皆為清康熙早、中期景德鎮民窯產品;初步推斷“碗礁Ⅰ號”沉船的沉沒年代約17世紀末或18世紀初。東南亞、歐洲都保存有大量清康熙時期的景德鎮民窯青花瓷,有的與“碗礁Ⅰ號”沉船出水的相同或相似。因此“碗礁Ⅰ號”沉船出水的這批船貨應是景德鎮民窯的外銷瓷器。初步推斷沉船遺址的年代為清康熙中期。

  5.2 惠安大竹島沉船遺址[2]

  大竹島沉船遺址位于湄州灣口的大竹島北面海域。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于2008年對其進行的水下考古調查,未發現沉船船體,采集出水一批沉船遺物,有青花瓷、五彩、藍釉、白瓷等。器形有碗、盤、碟、杯、匙;紋樣圖案有花卉草葉、水波、云龍、鳳鳥、弦紋、吉祥文字等。初步分析這批瓷器的產地為福建德化窯、安溪窯,而沉船遺址的年代大約為清代中晚期。

  從平潭“碗礁Ⅰ號”沉船遺址的發現來看,清代的中國外銷瓷,仍持續大規模輸出。而以惠安大竹島沉船遺址與南中國海的“泰星號”沉船[28]相聯系,反映了清代福建地區陶瓷生產仍處于高峰時期,有大批量的德化窯、東溪窯[29,30]產品經過海上絲綢之路參與海外陶瓷貿易。

  6 結 論

  以沉船為主要工作對象的大多數水下考古活動,其研究的內容包括沉船本身的結構、性質、年代以及沉船中的物品等。迄今為止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航段的水下考古發現,為這一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和準確的資料;通過與這些水下考古發現相聯系,可以指示出沉船當年的航行方向、路線或航線,從而也成為海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依據。

  外銷瓷作為一種商品,包含著它的生產、貿易、消費三個部分的信息。對古窯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可解決外銷瓷的生產(即窯口、產品及品種、燒造技術等)問題;從古遺址發掘出土的文物和各地的收藏,可反映這些陶瓷器的消費地點及其使用的情況;作為聯結生產和消費二者的貿易,現在則可以通過水下考古的發現而得以再現和復原。正是這些從水下打撈的陶瓷器,將其自身的生產、貿易、消費的三大環節聯系起來,也只有通過對這三大環節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才能夠對這些陶瓷器有一個全面、完整的認識。

  上述沉船遺址都在通往東南亞與西方的航路上,這對探討當時中國陶瓷器外銷的路線、方式和貿易體制,了解中國陶瓷器在海外市場的消費組合和趨勢、當地不同社會階層對中國陶瓷器的消費需求狀況,以及研究中國外銷陶瓷對海外社會生活以及經濟、文化等的影響等,都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同時,這些沉船遺址的發現也反映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又有稱為“陶瓷之路”的)貿易的繁榮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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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栗建安 工作單位: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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