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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國際關系研究的發展與創新
2019年11月08日 09:02 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王亞琪 吳志成 字號
關鍵詞:國際關系;研究;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中國特色

內容摘要:內容提要:70年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從以蘇聯為師,到翻譯引介西方理論,再到運用既有理論解釋現實,然后立足中國實踐創新研究路徑和理論范式,日漸成熟。

關鍵詞:國際關系;研究;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中國特色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70年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從以蘇聯為師,到翻譯引介西方理論,再到運用既有理論解釋現實,然后立足中國實踐創新研究路徑和理論范式,日漸成熟。滿足重大戰略和現實需要是理論創新發展的基本動力,立足中國視角和實踐經驗是理論自主創新的必要基礎,重視國際學術交流互鑒是促進理論發展的重要條件。與此同時,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依然存在滿足重大現實需求的理論創新供給不足、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強、具有主體和自覺意識的學術共同體建設滯后等問題。面對當今國際關系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緊扣國際關系重大理論與實踐需求,堅持以問題為主的研究導向,樹立充分的理論和學術自信,加強專業化的學術共同體建設,鼓勵國際學術交流與爭鳴辯論,不斷提升國際關系研究的自主性和創新性,不僅是加強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任務,更是新時代對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必然要求。

  關鍵詞:新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作者簡介:王亞琪,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講師、博士;吳志成,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全球問題研究所所長。

  

  新中國的成立是20世紀世界政治的偉大革命,對國際關系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伴隨著新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走向強起來的歷史進程,中國國際關系研究也從跟隨學習走向自主創新。系統回顧70年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發展歷程,總結經驗與不足,探討理論研究創新發展的路徑,不僅有助于增進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科自覺和理論自信,也將為豐富國際關系研究的知識譜系、推進全球國際關系研究的發展做出中國貢獻。

  一、發展歷程

  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舊中國對外交往的屈辱歷史,也開創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新紀元。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維護獨立自主和主權安全,打破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孤立封鎖,中國在對外關系上“另起爐灶”,“一邊倒”地投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并與世界各國重新建立聯系和交往。對外交往的展開亟需建立專門機構研究對外關系,培養外交人才。195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的基礎上,創辦了外交學院,開設部分國際關系專業課程,培養外事人才并開展相關研究工作。同時,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涉外部門也開始專設研究機構,對蘇聯、美國、日本和歐洲主要國家進行研究。1956年,經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提議,國務院批準建立外交部直屬的“中國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旨在有目的地開展服務于國家外交總體戰略布局的科學研究。20世紀60年代,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中央外事工作小組撰寫了《關于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此后,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設立國際政治系,中央部委下屬的各類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下屬的一些國際問題研究所等也陸續成立。[1]

  在冷戰對峙的國際背景下,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受蘇聯影響較大,主要引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形勢,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批判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2]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區域國別研究也開始受到重視,逐步加強對亞洲、非洲、拉美地區部分國家的研究。雖然十年“文革”導致整個學科一度中斷、破壞嚴重,[3]這一時期的國際關系研究也缺乏明確而獨立的學科意識和理論思維,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然而中國學者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外交理論出發,探討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國家主權原則、“三個世界”理論、“中間地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議題,體現了中國觀察和審視世界的獨特視角。

  從改革開放到冷戰結束,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邁入規范補課、跟隨發展的新階段。伴隨改革開放,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日益走向正軌,國際關系研究也迎來了學科建設和學術探索的春天。1979年初,鄧小平提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研究需要趕快補課,[4]部分專業課程、學術機構和學科建制得以恢復或建立。這一時期,我國轉變了對世界局勢的根本看法,作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世界大戰在可預見的未來打不起來的科學研判,在對外關系中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隨著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和國際國內形勢深刻調整,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日趨緊密、互動愈發頻繁,國際關系研究需要解釋和應對的國際問題也愈發龐雜,“政策注釋”型和初級對策性研究已經越來越難以滿足中國外交發展的需要。國際問題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社會關注熱度不斷上升,有關專業期刊陸續創辦,中國國際關系學界也開始大量翻譯、引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著作,并從學理上探討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由此具備了初步的學科意識和基本的理論陣地,也提出了創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學或國際關系理論的倡議。這表明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已轉入理論研究與現實關注并重的階段,[5]也萌生了自主性的規范理論構建訴求。但是,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引介仍停留于被動接受與模仿學習,尚缺乏有力的辯證批判和獨立創新精神。

  從冷戰結束到黨的十八大以前,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進入消化融合與多元發展的時期。冷戰終結后,美蘇兩極格局瓦解,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傾向顯著增強;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全球問題進入世界政治議程,國際權力格局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深刻變革。在此背景下,海灣戰爭、美國空襲南聯盟、“9·11”恐怖襲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重大國際事件凸顯了世界局勢的新變化和全球化發展的新特征。世界格局的根本性變革及其理論解釋需求推動了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西方主流理論之外,世界體系論、英國學派、批判理論、女性主義、全球治理、世界主義等多元理論范式也得到了系統引介和學習研究,國際學術發展動態受到國內學界關注,出現了許多運用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和規范方法進行經驗研究的成果。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更加受到重視,主體意識不斷增強,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成為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也開始使用中國經驗驗證西方理論,并融入越來越多的中國視角和思想,[6]中國與西方國際關系學界的對話交流頻繁,研究差距逐漸縮小,但是自主創新的原創研究依然不夠。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開啟了自強創新的新時代。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強起來的新時代,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斷展現負責任大國形象。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經過長期知識積累和引進消化,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立足本國傳統和國情,面向世界政治現實,彰顯理論自信和自強創新的勇氣,對外來理論、方法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提高,對本國重大外交實踐和經驗文化進行概括提煉和理論升華。在系統掌握和揚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范式、研究路徑與方法規范的基礎上,中國學者以中國文化理念和歷史經驗為基礎,打破國際關系研究的范式束縛和西方話語壟斷,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已經取得許多有價值的重要成果,如國際政治的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的社會進化理論、道義現實主義、國際社會共生理論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結伴不結盟的新型伙伴關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新型國際關系等外交新理念標志著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體意識和學科自覺、學派自覺、學術自覺顯著增強,[7]已經從整體上走向自主自信、自強創新的新時代。

作者簡介

姓名:王亞琪 吳志成 工作單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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