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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歷史理論中城市和市民社會的建構
2020年01月31日 08:16 來源:《社會科學輯刊》 作者:張文喜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and Civil Society in Marx's Historical Theory

  作者簡介:張文喜,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原發信息:《社會科學輯刊》第20193期

  內容提要:城市和市民社會生活的關系絕非清楚而單純的。馬克思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夢幻和革命的中心。由此,我們原來對于“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那種熟知便顯得不夠充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了解城市與歷史主體、城市與鄉村分離或結合的關系。因為現代城市(主要是區別于東方的西方城市)是資本積聚與社會分配、國家控制與市民自主性沖突的焦點,所以一旦人與人處于城市集居狀態中的聯合,就會不斷預期權力中心的形成,盡管每一個中心也都在進行自我瓦解。對市民來說,他們的生活條件雖然是共同的,但真正說來卻是不以每一個人為轉移的,這是他們希望在城市中過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必然受阻的階級根源。從社會文化批判角度看,文化人與大城市生活的緊張關系是最為凸顯的。馬克思更關注的不是家園意識的飄零,而是從生產的社會關系角度看無產階級與城市的疏離、城鄉分離的現實后果及根源。也許問題不僅在于我們發現城市生活的歷史認識的方法,更在于發現城市生活是我們反思整個人類歷史的本質和意義的相關視角。

  關鍵詞:城市/歷史理論/城鄉分離/無產階級/市民社會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6ZZD025)。

 

  一、如何在馬克思歷史理論中給城市理論定位

  當今,在馬克思哲學研究領域興起關于城市哲學的研究,它力求用一種新的方式闡釋過去理論中未及澄清的問題。至于其勃興的原因,顯然有全球范圍內加速推進城市化進程和工業革命的背景。如果說以非農業性為特征的社區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城市化過程,那么城市文明就是一種不同于采集—狩獵、農業、牧業乃至工業處理人類物種內社會組織問題的嶄新的方式。但是,當前存在著的是一個概念和觀點相矛盾、處于混亂狀態中的城市。這也是從哲學上重提“城市的問題構成”不同于“工業化進程的問題構成”必要性的緣由。[1]雖然工業化可以在理性限度內規定城市化,但前者所包含的“勞動分工的理性”不同于“城市理性”——一種“新形式的理性”[2]。

  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城市文明。一般地說,是在城市中孕育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承擔者——市民階級和市民社會。可以說,西方城市是一個對生活規則有批判性認識的共同體。①可是,在西方卻沒有一種專門的城市哲學對之加以詮釋。這并非因為西方社會沒有對城市問題的哲學反思,而是因為他們力圖對城市中社會關系變化的根源加以客觀研究,這事關用什么樣的切入點和論述方式描述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重大問題。西方社會主要是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因,最好是以城市概念的類型學分析為榜樣,拒斥形而上學。可以說,避免對文明概念起源于城市的強調是很關鍵的,因為一旦對城市文明作過分普遍化的理解,就會導向以空間與時間相對立為依據的城市與鄉村分離的那個陳腐老套的矛盾。從經濟發展過程的普遍性來看,這個矛盾基本上可以說抽象掉了農村的理論。這個事實說明了城市的概念可以也必須從經濟因素以外的一些范疇來分析。換言之,城市能擁有人、財物等要素集中的可能性是因為城市以一個非常具有經濟效益的符號區分系統將生活規則外化及客體化。在此意義上,“零向量”或同時性對城市的定義是很關鍵的。[3]

  實質上,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而言,城市是被視為與環境生成條件相關的。黑格爾對這一狀況作過描述。黑格爾認為,在11世紀到13世紀這一時期,由于安全、經濟等方面的實際需要,意大利、西班牙和佛蘭姆各海岸城市發達繁榮,“一天天變得重要起來,就替一切創造了主要條件;這一層是現代研究歷史的人們的好題目”[4]。正因如此,在中世紀城市的形成過程中,政治、經濟結構等是眾多西歐中世紀史學研究的焦點。然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分工史論”關注的是另一個層面,即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和融合的問題。馬克思“一方面把共同體的三種形態定位是歷史的空間的類型,另一方面又意圖以亞洲式形態→古典古代式形態→日耳曼式形態這種與其說是歷史性的更不如說是邏輯性的順序來解讀”[5]城市發展史。基于這一觀點,我們實際上根本沒有脫離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真正的城市問題。

  然而,如果“城市共同體”理想絕非一片在空間上不存在的烏托邦,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它是已經完成了的概念,再也不需要更進一步討論了呢?答案當然不是。作為“全部社會生活的要素集中形式”[6],城市按其定義來說不可能在理論上完成,而只可能在長期實踐中完成。城市生活本來主要是人們為了應付原始的生存環境,但未必在其現實性上完全敞開了工業或后工業社會的環境。當前城市化中的理性愈是沒有能力追溯它的原初意義,城市哲學就愈應當踏上那條路,把各種能夠解答城市與人的秘密的手段緊緊抓住。

  面對如此重要的規定,習慣于探尋歷史事物原因的人不會滿足于單純的事實,而是會去尋找城市社會變遷的特殊矛盾。用歷史唯物主義術語來說,說明市民的社會交往方式與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之間的對立是“城市的問題構成”的一個關鍵面相。這又是要說明什么呢?

  首先,這里所說的市民社會不是狹義的資產階級社會,而是在社會各歷史時期中的發展的經濟制度,即決定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物質關系的總和。因此,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起源于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體系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會對進一步的歷史研究助益良多。我們現在對市民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不加區分,雖然看似有道理,但卻造成了一個疏漏,即我們完全忽略了“市民社會”概念在馬克思本人那里固有的視角——一種將資產階級社會描述為歷史的過渡形態,從而尋求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新制度——當中應當受到重視的歷史維度。不得不承認,我們現在流行的馬克思歷史哲學特有的視角已然將“資本原則”(“唯利是圖”)與“市民的社會原則”(“實際需要、利己主義”)混為一談,如此一來,好像東方社會就應當被納入西方式市民社會的歷史進程似的。有些歷史普遍論者拋開本源的市民社會——這指的就是在小規模自由土地所有者的社會交往這一所謂“更為自然的”歷史階段上所理解的市民社會——不談,也拋開了東方社會以及各個民族的特殊性不談,片面地把原子式個人、自私自利原則看作是植根于一切地域、一切時代的市民生活之通用的精神,因此,他們的學說在總體上對于其他民族而言始終是一本無法打開的書。

  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止了西方城市的“共同體性格”與“市民身份”這兩個概念在中國古代與中古的城市的缺席,使東方民族在達到對于個人的真實認識之后,卻“沒有對于內在的個人作勝利的擁護”[7]呢?在我們看來,當其他民族自以為已經完成了最高研究,認為現有的原則之上沒有任何更高的原則的時候,中國人卻在自由誓愿的驅使下,確立了把人類整體當作意愿的目的。進一步說,如果原子式的個人就是最高原則,那么我們不可能達成意愿。

  其次,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市民有了經濟上的財產權、買賣權,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今天看來,歐洲人講的“精神”對于中國人而言都具有更為樸素且更加日常化的意義。黑格爾簡要地提示過為什么早期日耳曼西歐民族才是適合基督教的世俗化原則的民族。[8]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闡發了作為精神標準的“普遍智能”,它是植根于西方的當代信息技術的典型代表。“市民”毫無疑問地變成或正在變成尚未存在之物的、自由的理想創造者。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來說,最早出現的城邑、城墻、宮殿、圈圍和邊界已經深深地交織到人類建構的世界中,并因此而形成歷史視角的切換。因為它們都是共同體勞動的產物,由人類建造的城市構造了圈圍而不斷成就新的歷史事物。這就是宗教、法律和政治等集體生活的初始形成或發展的形式。換言之,城市精神不是違反歷史,而是通過歷史保持下來的。只要城市哲學理論不滿足于簡單的描述,就不能被理解為脫離整個人類歷史基礎的、類似于內在主觀主義體驗的東西。

  我們可以推想出,在建立城市之初,一切都還算井井有條。城市社會的生長是由于人們找到了滿足其安全及其簡單生存需要的空間。人們起初也是以“勞動者等于所有者,或者說所有者本身從事勞動”[9]或勞動和所有制的同一的方式理解市民財產和經濟的。換言之,市民社會集結是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若人們持守這樣的看法,自然,人們的生活就頗為自由。因為自由似乎就是在于“同一性”哲學的視角下“自我的同一”。但這是抽象掉私人所有、人格之間的關系的結果,進而因為觀察者缺乏對西方國家與法同所有制的關系的基本事實的熟悉而受到損害。②望月清司發現,馬克思是“將過去、現在、未來看成是一個關于共同體、市民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10]。他說這話的時候,腦子里想的是早期日耳曼的西歐世界,而他認為,對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譜系形成的解釋再也沒有比驅使人們去了解關于日耳曼的西歐世界的歷史更好的描述了。[11]因此在理論上,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只不過是西歐的日耳曼世界的繼續。所以,在望月看來,馬克思并不想以點概面,絕不斷言前資本主義的(亞細亞的、古典古代的、封建的③)所有共同體類型都能成長為西方近代市民社會的樣子。恰恰相反,也許馬克思是根據他自己讀到的文字記載以及他自己的觀察得出結論說,如果古代日耳曼部落的共同體土地上所有的社會實踐能夠產生令人感到信服的社會樣本(即近代市民社會)的話,相應地,一種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新的社會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演化,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因為一個有生命力的制度不能融入歷史機械論之內。恰恰相反,其中孕育著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的市民精神,即在擁有城市這個定在這一點上,與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不同,新的世界必須由之而揚棄對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的固執。但這種世界歷史的邏輯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夠把握的。對于黑格爾來說,我們需要認真聽從的是歷史的自由置產原則,因為不這樣做就冒犯了在封建制度禁錮下發展起來的自由原則。由此,黑格爾說:“自由是從它的不自由那里發生出來的。”[12]而對于馬克思來說,我們今天所能獲得的自由只是一種發育不良的新生物,但它畢竟是依賴一種“內容”之自由,總算是一種人類歷史的財產。我們從這些原則中發生出來的區別和對峙,便是輻輳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分工。這個分工實際上可以被叫作市民社會的社會聯系——它也是等價交換的關系。而城市與鄉村的等價交換思想,一定會關鍵性地啟發我們進入到市民社會行動背后的社會主義城市化領域。簡而言之,馬克思認為,在市民社會譜系的形成過程中,不是鄉村城市化,而是城市鄉村化。這個闡述關涉到對現代的歷史和中世紀(日耳曼時代)的起點的區分。[13]

  再次,經濟學關切的是具有人性的大規模社會人聚合在一起后所產生的集體行為,真正的大城市在這里只能看作真正的經濟、政治、文化結構上的一個整體。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首先是近代市民社會批判。從這一視角出發,今天城市問題的研究已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上的階級沖突切入到另一個不同層次上的分析,亦即階層分析。有人說當今社會不再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工業社會的,而變成后現代的、后資產階級的、后工業社會的。同時,這里也假定了那種聲稱把階級分析作為經濟整體來理解和把握的理論,人們的確看不出通過它如何可能真正地用階級觀點表達城市生活。在工業大眾淹沒了大城市之際,群眾的非特定階級性并非虛構。此外,對一些人來講,環境問題不是商品經濟和私有化的深化的惡果,而是一種由氣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等引起的變動。結果是他們將越來越深入地追溯到當代社會沖突的生態問題(包括關注對環境和自然資源保護的自然生態學和關注人類關系、特別是代際關系等的人類生態學)和文化問題(作為“社會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去。而且,這將以堅持“共識”的形式持續下去,雖然這只是限于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和環境倫理主義者的研究成果。但在其字里行間,人們對城市生活的把握已然不再像馬克思那樣,以現實的總體方式(以生產的社會關系方式)來批判和概括了。在全球資本主義架構下,假如人們留在自己的諸如生態學那樣的前設里,永遠抵制著總體性概念,那么就只能削弱或丟掉這個馬克思武器庫中使真正的批判成為可能的唯一現實條件。

  從馬克思歷史理論角度看,資本主義社會是以沖突而非互酬或回報為核心的。從非正當性支配看,一方面現代城市實質上是資本積聚與社會分配、國家控制與市民自主性之間的沖突焦點。另一方面,人與人處于城市集居狀態中的聯合,是一種不斷預期權力中心的聯合。但每一個中心也都在進行自我瓦解。馬克思對西歐整個城市人口的階級歷史和階層分析顯示出:在整個中世紀,是城市對短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階級。現代,是商業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支持了大資產階級勢力占統治地位,而工廠城市是小資產階級勢力占統治地位。[14]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種階級刻畫可以使他們在全球化的復雜現代性批判中得到清醒和安頓,因為它在一定的解釋層面上能預測這些現象發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在解釋新出現的社會現象之內。當然,不管他是互聯網連接的大都市公民也好,還是勞動大軍中的一員也好,只要我們仍然以現實的總體思考城市與人的問題,我們就必須在人與城市之間發現持續的矛盾。更重要的是,階級分析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被看作是社會主義政治思考的原初范疇。當我們不遮掩城市間或人人交往擴展之優越性最終所依賴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何以比不公、不義、不信的資本主義城市更好,就應當被批判地揭示出來。

作者簡介

姓名:張文喜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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