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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2020年01月23日 10:42 來源:《倫理學研究》 作者:陳科華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n and Animals" of the Pre-Qin Confucianism

  作者簡介:陳科華,哲學博士,湖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原發信息:《倫理學研究》第20193期

  內容提要:“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為傳統禮樂文明存續作合法性辯護時提出的重要命題,它集中體現了儒家在“人的價值發現”問題上的思想成果。荀子從性惡論出發,揭示了人類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別的內在根據;孟子以性善論為基礎,發現了人類具有超出動物“類性之仁”局限性的獨特價值,確立了一種由“辨”而“合”的人禽關系模式。

  關鍵詞:人禽之辨/晏子/孔子/孟子/荀子

  標題注釋: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圖騰文化視域下的‘人禽之辨’研究”(17YBA144)。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學理論體系構建的重要命題之一,它集中體現了儒家在“人的價值發現”問題上的思想成果。但是,在“人禽之辨”產生之前即春秋以前,人類對自身價值的自覺一直籠罩在圖騰文化的氛圍之中,即使在“惟德”的周代,也只是把動物的靈性德性化①,故《尚書·泰誓上》提出的“惟人萬物之靈”命題,也只是確立了一種以人為主的人禽之“合”的價值關系模式而已。而且縱觀整個西周文化思想發展史,看不出有人禽之辨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那么,為什么到春秋之際人禽之“辨”卻成為了諸子尤其是儒家哲學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呢?

  一、禮崩樂壞與人禽之辨

  無疑,這與當時社會歷史發生的劇烈變動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知道,禮樂文明是周代之“文”最重要且最突出的特征。周初以周公為代表的統治者在為周革殷命作合法性辯護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種可稱之為德治主義的政治傳統,“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為務”[1](P1)。而德治如何實施?周公選擇了“制禮作樂”的技術路線,將宗法社會的各個階層及其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納入到一整套的行為規范體系之中,對于這套規范體系,雖然不能否認周公創制之初確有“稱情立文”(《禮記·三年問》)的考慮,即他賦予了主體遵守行為規范要求的內在的應然性的義務感,但畢竟“禮自外作”(《禮記·樂記》),禮的他律性質又始終會讓主體的守禮過程成為一種心理負擔,久而久之,德治落實于禮治就會變成為一種形式主義(文勝于質);特別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社會各階層經濟地位的變化必然會產生出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地位的訴求,而當這種訴求得不滿足時,僭越禮儀的行為就會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最終導致所謂的“禮崩樂壞”局面。而這一局面的出現也就意味著周代禮樂文明的存續問題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

  因此,要為禮樂文明作合法性辯護,必須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說明禮樂作為一種制度文明存續的合理性何在;二是從哲學的角度論證“外作”之禮是如何成為主體的內在需求的。關于前者,孔子從歷史哲學的角度指出:“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禮肯定會因應時代的變化而“損益”,但這種“損益”是有規律且是可知的,簡言之,在孔子看來,在宗法一體的社會結構未解體之前,禮作為宗法等級的制度安排其所可能出現的“損益”不過是對禮制體系的枝節修剪或裝飾側重不同罷了,表面上看,春秋之際的禮崩樂壞似乎意味著社會發展到了制度轉型的歷史階段,但實際上處自然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內部是無法產生出對宗法一體社會結構造成根本性沖擊的因素的,因而禮樂制度性文明的存續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性。

  關于后一問題,這是孔子和先秦思想家最為關注且最富理論創新的地方。因為,要從理論上論證禮作為一種外在的他律性的行為規范是如何成為主體的內在需要的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有新的問題意識,即必須意識到這一倫理學問題的本體論與人性論維度。如上所述,周代以德治為禮治的基礎,“尊禮”以“敬德”為前提,而周代所倡之德如《尚書·舜典》提出的“四德”及《尚書·皋陶謨》提出的“九德”等其價值的源頭或本體承諾在“天”,《易傳》謂之為“天德”,而這種“天德”又是如何成為“人之德”的呢?從《詩經·大雅·烝民》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來看,遵行事物規律與喜好美德實際上是人之本性所求,因而人性是人作為類存在承接超越之“天德”的靈關要所。但是,人性的這一特點與動物之靈性是否都只是一種與本體/超越/神/天實現溝通的功能性存在呢?如果是的話,那么人類之德性與動物之德性的區別僅僅在于人比動物更“靈”一點嗎?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如何說明人類之德性會通過禮的方式即禮性來展現,而動物之德性卻沒有這一特征呢?換言之,把動物之德性作為證立人類道德價值存在的根據這一思維方式雖然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也存在著明顯的理論困境,因為,既然動物之德性可以不表現為禮性,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人類之德性沒有轉化為禮性是同樣合理的呢?如果這一推論可以邏輯自洽,那么春秋之際的“禮崩樂壞”不同樣是一種合理且合法的存在嗎?如此一來,對禮樂文明存續的合法性辯護就無必要了。因此,在以“天”為道德的本體承諾這種天人合一思維模式下,要為禮樂文明之存續作合法性辯護,就必須從人性論的角度并以“人禽之辨”為切入點方可實現理論的創新。

作者簡介

姓名:陳科華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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