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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與社會至善
2020年01月23日 10:49 來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樊浩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Common Goods and Social Goodness

  作者簡介:樊浩,哲學博士,東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 210004

  原發信息:《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0193期

  內容提要: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所揭示的財富占有與收入分配之間平等—不均的抽象法—市民社會的悖論,如今演繹為公平—效率之間的法哲學—經濟學困境,其中分配不公成為現代社會的最大難題之一。公共物品可以為破解公平—效率難題、推進分配公正提供倫理補償,其要義在于:公共物品必須超越福利經濟學的效率原則,貫徹倫理學的關懷理念。發展與關懷是公共物品應該同時兼顧的兩個價值維度,必須保持恰當平衡。財富具有倫理本性,也內在著深刻的倫理風險,公共物品不只是公共福利,更是社會至善的顯示器,體現社會良知和社會厚道。為此,公共物品應當向社會的中下層群體傾斜,成為給予平民和貧民倫理關懷的社會禮物。老齡關懷與兒童關懷、汽車道與人行道、垃圾筒與城市亮化等公共物品配置,都是社會良知的倫理表情。必須將公共物品的社會福利理論和效率理念,推進為社會至善理論和以倫理關懷為核心的公正理念,效率與公正、發展與關懷的統一就是社會至善。公共物品配置需要倫理情懷,倫理情懷的內核是“學會倫理地思考”,對待殘疾人、貧困以及多樣性生活方式的態度等,都是對“倫理地思考”的檢驗。面對高速發展而又不斷分化的現代社會,人類必須重新“學會在一起”,公共物品期待一種徹底的人文精神,倫理型中國文化可以為公共物品超越公平—效率困境、建構社會凝聚力提供中國表達和理論支持,使公共物品超越社會公器,成為社會至善的推進器。

  The abstract right-civil society paradox of "equality-inequality" between wealth possession and subsistence distribution revealed by Hegel in Philosophy of Right,deductive as the philosophy of righteconomics difficulties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in which unfair distribution becomes the biggest problem in modern society.Common goods can provide ethical compensation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fairness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fair distribution,its essence of which is:Common goods must go beyond the efficiency principle of welfare economics and implement the ethical care concept."Development" and "care" are two values that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common goods and must be properly balanced.Wealth has ethical nature,but also has internal profound ethical risk.Common goods are not only common welfare,but the display of social goodness,reflecting the "social conscience" and "social kindness".To this end,common goods should be in favor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strata of society and become a "social gift" for the ethical care of civilians and the poor in society.The allocation of common goods such as care for the aged and children,automobile lanes and sidewalks,garbage cans and urban lighting are all the ethical expressions of social conscience.The social welfare theory and efficiency concept of common goods must be promoted into the theory of social goodness and the concept of justice with ethical care as the core.The unity of efficiency and justice,development and care i

  關鍵詞:公共物品/法哲學—經濟學悖論/社會禮物/公平—效率/平等—不均/倫理情懷/社會至善/common goods/legal philosophy-economics paradox/social gifts/fairness-efficiency/equalityfairness/ethical feelings/social goodness

  標題注釋:江蘇省“四個一批”人才專項項目(2014),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2018MSJ010),2018年度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

  如何超越公平—效率悖論,緩解當今社會日益嚴峻的分配不公難題,公共物品可以提供某種倫理補償。關鍵在于,必須洞察財富內在的倫理風險,超越福利經濟學的效率價值觀,建構以倫理關懷為內核的社會至善理念,使公共物品成為體現社會良知與社會厚道的平民禮物。為此,人類期待一種倫理情懷和徹底的人文精神,使公共物品不僅作為社會公器,而且成為社會至善的推進器。倫理型中國文化可以為公共物品的倫理自覺和倫理補償提供中國表達和理論支持。

  一、財富的法哲學—經濟學悖論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呈現了關于財產的法哲學悖論。一方面,每一個人都必須擁有財產即獲得所有權,否則便沒有人格的現實性,這是抽象法的平等要求。“所有權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滿足需要,而在于揚棄人格的純粹主觀性。人惟有在所有權中才是作為理性而存在的。”[1](P50)財產是人格及其自由的定在,“從自由的角度看,財產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質的目的”[1](P54)但另一方面,在現實性上,關于人應該擁有滿足需要的足夠收入的理念,只是一種善意的道德愿望,財產平等的訴求不僅缺乏客觀性,而且是“不法”。“正義要求各人的財產一律平等這種主張是錯誤的,因為正義所要求的僅僅是各人都應該有財產而已。”[1](P58)財產分配的平均主義注定要垮臺,“關于財產的分配,人們可以實施一種平均制度,但這種制度實施以后就要垮臺的,因為依賴于勤勞”[1](P58)。黑格爾揭示了財產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均之間的二律背反:人人必須占有財產,這是法的平等要求,但收入分配不應該也不可能平均。在黑格爾法哲學體系中,財產占有的平等權利屬于抽象法的領域,收入分配屬于市民社會的領域。“收入跟占有不同,收入屬于另一領域,即市民社會。”[1](P58)平等—不均的法哲學悖論,是財產的抽象法—市民社會悖論。

  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中,財產占有與收入分配的悖論展現為文化情結上的“柏拉圖糾結”。在抽象法領域,黑格爾認為,“柏拉圖理想國的理念侵犯人格的權利,它以人格沒有能力取得私有財產作為普遍原則”[1](P55)。但在市民社會領域,他又充分肯定柏拉圖被人們誤解了的“理想國的偉大的實體性的真理”,因為“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描繪了實體性的倫理生活的理想的美與真”[1](P200)。也許,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與其說呈現悖論或存在糾結,不如說進行了關于抽象法—市民社會、財產的占有—分配的法哲學辯證,以此揭示人的意志自由的自我運動。然而在他的法哲學體系中,“市民社會是個人利益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1](P309),因而收入分配的不均歸根到底同樣是“不法”,否則便不需要由市民社會向國家過渡。

  黑格爾給自己的體系提出了一個問題,也給世界留下了一個課題:在國家倫理實體中,如何實現抽象法中財產占有的平等與市民社會中收入分配的不均之間的辯證互動或價值讓渡?平等—不均在現實世界中就是法哲學—經濟學悖論,它是“黑格爾難題”,也是人類文明的糾結。

  將財產的占有與分配歸屬于抽象法與市民社會的不同領域在相當程度上只是黑格爾建構自己體系的需要,并不具有徹底的解釋力。不難看出,黑格爾的抽象法與市民社會理論都是為私有制做哲學辯護。在文明體系中,占有屬于政治和倫理的法哲學領域,分配屬于經濟學領域,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法哲學遵循平等原則,無財產即無人格;經濟學遵循效率原則,人們的一切活動都與他們的利益相關。對于這兩大原則或兩大文明邏輯的不同政治信仰,將可能發展為兩種經濟制度,即一種是遵循資本邏輯的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制度,另一種是遵循社會邏輯的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平等與效率,具體地說,即平等的法哲學原則與不均的經濟學原則是人類文明體系的文化矛盾,它們的辯證互動形成人類文明的內在活力和矛盾運動。

  然而,在抽象法的平等原則與市民社會的不均原則的矛盾中,自古以來人類的終極理想都是對平等甚至平均的追求,只是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話語形態而已。在中國,平等原則是“天下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在古希臘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在近現代,它們現實化為一種意識形態和現實政治運動,即共產主義。也許,這些終極理想的文明訴求就是黑格爾所說的在國家倫理實體中所達到的抽象法與市民社會的辯證復歸。然而,這兩種原則在現實世界中的運作,都潛在著深刻的文明風險。抽象法的平等原則對市民社會的利益原則的替代將導致平均主義,平均主義已經被黑格爾宣斷為“注定要破產”,因為它將導致貧困;然而經濟學的效率原則對平等原則的過度僭越又將導致貧富不均兩極分化,最終動搖社會的倫理政治基礎。在貧困的法哲學風險與兩極分化的經濟學風險之間,兩害相權,人類社會的最大憂患就是孔子所發出的那個著名的文明預警和文化忠告:“不患寡而患不均”。“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在近現代轉型中,這是孔子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被誤讀最大最深的論斷之一。它的話語對象是“有國有家者”,既指向國家治理,也指向國家倫理實體;其精髓是在寡與不均、貧與不安之間進行價值權衡和價值讓渡;其文化智慧是“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以均與和消解貧與寡,最終規避傾即社會渙散、國家倫理實體分崩離析的厄運。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僅是中國智慧,而且也是世界智慧。這種智慧的普遍性體現為關于財富的文化警惕甚至終極憂患,具體表現為兩個相通的中西方命題。中國命題是:“為富不仁。”《孟子·滕文公上》:“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它的話語對象同樣是“為政者”,提醒統治者如果執著于聚斂財富,必將道德淪喪,其要義是以仁為終極價值對于富的道德警惕和倫理緊張,然而并不能在邏輯上將必要條件泛化為充要條件,認為富必定不仁。西方命題是基督教那個著名的財富詛咒:“富人要進天堂比駱駝穿進針眼還要難”。顯然,對于倫理型文化與宗教型文化而言,這兩大財富預警都具有某種終極意義,因為仁與天堂分別是入世文化與出世文化的終極追求,在財富之中潛在著深刻的文明風險,基督教對財富的緊張與詛咒顯然比儒家更徹底更嚴峻。它們都表明,在現實世界中這種終極風險必將并且已經現實化為一種政治運動——革命。馬克思所論證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相當程度上是對財富分配不公的政治批判,馬克思預言,當財富分配不公和財富占有不均達到一定程度且兩極分化,即一極是財富的積累,一極是貧困的積累時,革命就到來了。革命的要義是“剝奪剝奪者”,按照黑格爾的理論,無財產即無人格,于是“無產者的革命”不僅具有合法性與現實性,而且在革命中獲得的將是解放,失去的只是鎖鏈。因此,雖然“平均主義注定要破產”,但不均卻是文明的最大憂患,大同、理想國是人類的文化基因。

  財富的法哲學—經濟學糾結是當今具有世界意義的文明難題,突出表現為發展指數與幸福指數之間的不平衡,其核心問題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在聯合國公布的“2017年世界幸福指數報告”中居前四位的國家都在北歐,發達國家中美國居14,日本居51。在美國,紐約、加利福尼亞等最發達的城市和地區,幸福指數卻多次被排列到最低。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分配公正也成為最重要的“中國問題”之一。在我們于2007年、2013年、2017年進行的三次全國調查中發現,“分配不公,兩極分化”雖然不斷緩解,但在社會大眾最擔憂的問題中仍依次排列第一、第二、第三位。根據2017年調查,關于對當今中國社會是否公平的判斷,居主流地位的是“說不上公平,也說不上不公平”的模糊判斷,占28.0%,“比較不公平”的判斷占29.3%,“比較公平”的判斷占24.7%。“與前幾年相比,當今中國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的狀況是:53.0%認為“沒有什么變化”,33.5%認為“有較大改善”,13.5%認為“更加惡化”。對分配不公的倫理承受力,60.3%認為“不合理,但可以接受”,22.3%認為“不合理,不能接受”,17.3%認為“合理,可以接受”。由分配不公導致的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將可能導致文化上與倫理上的兩極分化。在關于倫理道德方面最滿意群體的調查中,幾次調查,居前三位的都是農民、工人、教師等草根群體,而居后三位的是演藝界、企業界和政府機構中在文化、經濟、政治上掌握話語權的精英群體。可見,分配公正,已經是現代中國社會的嚴峻課題。

  平均主義注定要垮臺,然而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將會導致社會動蕩。在國家治理和國家倫理實體中,如何超越法哲學與經濟學之間公平與效率的糾結,擺脫財富的文明風險和文化詛咒?在推進經濟發展中關懷社會公正當然是根本解決之道,然而歷史已經證明,經濟發展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但卻不能解決分配公正難題,甚至在此過程中會擴大分配不公程度。緩解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文化緊張,一種可能的倫理假設和實踐嘗試是:為社會提供作為“平民禮物”的公共物品,以公共產品推進社會物品。

作者簡介

姓名:樊浩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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