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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性質問題論綱
2020年01月29日 08:12 來源: 作者: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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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ilosophical Nature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作者簡介:宮敬才(1954- ),男,河北滄州人,河北大學政法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河北 保定 071002

  原發信息:《河北學刊》(石家莊)2019年第20193期 第33-43頁

  內容提要:任何政治經濟學都具有哲學性質,資產階級經濟學也不例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具有哲學性質是客觀事實,從不同角度看這一事實會呈現不同的結果:隨機角度呈現出來的是眾多經濟哲學觀點;自成體系角度呈現出來的是勞動歷史唯物主義;微觀角度呈現出來的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的批判、政治經濟學范疇中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命題中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哲學;元經濟哲學角度呈現出來的是政治經濟學邏輯前提論、經濟哲學本體論、經濟哲學價值論、經濟哲學歷史觀和經濟哲學方法論。不同角度呈現的結果證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具有獨樹一幟的哲學性質,是哲學經濟學和人學經濟學。

   關鍵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哲學性質/元經濟哲學

  標題注釋: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哲學思想新探》(16AZX001)和2014年度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馬克思經濟哲學的微觀研究》(ZD201402)的階段性成果。

  一、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自產生至今始終受到一些資產階級學者的攻擊和批判,卻讓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學者心向往之,佩服有加。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一旦遭遇重創如經濟危機,人們自然會想起馬克思,想起《資本論》,以《資本論》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成為談論和研究的熱點,2008年肇始于美國后又殃及世界的經濟危機時期可為例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什么會有如此頑強、旺盛的生命力和學術魅力?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科學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忠實反映勞動者的生存境遇,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切中要害,等等。但是,有一個原因既重要又往往被忽略,這就是它的哲學性質。哲學性質所指稱的內容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時代不變,它就會頑強地存在,發揮不可替代的理論功能。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性質是一個提法,確立這一提法的前提是研究和回答如下問題:第一,政治經濟學中必然包括哲學性內容嗎?第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存在哲學性內容嗎?第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哲學性內容是什么?第四,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其中的哲學性內容是什么關系?

   二、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性質 

  政治經濟學中包括哲學性內容是這一學科在劫難逃的命運,經濟學家的個人意志不起任何作用,區別僅在于是這種哲學還是那種哲學。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而存在起始于亞當·斯密。在亞當·斯密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哲學與政治經濟學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如下三類情況可資證明:

  一是直接的哲學性命題,如“奢侈都是公眾的敵人,節儉都是社會的恩人”[1](P314)。這一命題的倫理哲學性質,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教化傾向適應了當時英國工業革命剛開始起步因而急需資本積累的客觀情勢。凱恩斯在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借馬爾薩斯和霍布森之口批判亞當·斯密的這一哲學思想是不識時務[2](P376、381)。

  二是哲學隱喻。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比喻盡人皆知[3](P27),它確實把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機制形象而逼真地揭示出來了。說“看不見的手”是哲學隱喻的證據有二:其一,這一哲學隱喻先是出現于亞當·斯密的哲學著作《道德情操論》中[4](P230),隨后才出現在其政治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其二,黑格爾在其哲學著作中闡釋了這一思想,《精神現象學》[5](P47)和《法哲學原理》[6](P197、210-211))就是如此。純哲學研究者往往不太關注亞當·斯密的哲學隱喻,殊不知,它是西方哲學2000多年發展史中的亮點。以往的哲學家在處理利己與利他的關系問題時總是各執一端,但最終結果是零和,即一方贏意味著另一方輸,反之亦然,區別只在于站在利己還是利他立場上發表看法。亞當·斯密另辟蹊徑解決問題,結果是雙贏。亞當·斯密的觀點已被有幾百年歷史的市場經濟實踐所證實。

  三是用日常生活語言提出和論證政治經濟學的人學前提:“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1(P13-14)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邏輯前提之一 ——人性自私論的原生態表述。后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不斷變換這一邏輯前提的概念表達,由人性自私論變為經濟人,由經濟人變為理性經濟人,最后是有限理性經濟人,但其實質并無絲毫改變。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而言,人性自私論的重要程度可用性命攸關一詞來形容——沒有人性自私論就沒有人學前提,沒有人學前提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就無法建立起來。如此深刻復雜的哲學性內容被亞當·斯密用日常生活語言表達出來,可見其哲學功力之深厚。

  上述三類情況表明,哲學性內容客觀存在于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發揮著內生變量的作用。

  就政治經濟學與哲學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而言,亞當·斯密的學術子孫都是離經叛道之輩。他們以繼承和發展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為由頭,而其實際做法是背道而馳。離經叛道表現為刻意強調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質,對其哲學性質則唯恐避之不及。率先如此行為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設置專節批判的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西尼爾。這位資本家的鐵桿代言人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大綱》中說,經濟學家“所從事的是科學,其間如果有了錯誤或是有了疏忽,就會產生極其嚴重、極其廣泛的惡劣影響;因此,他就像個陪審員一樣,必須如實地根據證據發表意見,既不容許同情貧困,也不容許嫉視富裕或貪婪,既不容許崇拜現有制度,也不容許憎惡現有的弊害,既不容許酷愛虛名,投合時好,也不容許標新立異或固執不變,以致使他不敢明白說出他所相信的事實,或者是不敢根據這些事實提出他看來是合理的結論”[7](P12)。“科學”的高調宣示和六個“不容許”的禁令有機統一,使政治經濟學的所謂“科學”性質得以充分彰顯,被扼殺的是政治經濟學中客觀存在且須臾不可分離的哲學性內容。

  科學性主張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被忠實地繼承下來。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在其極為流行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中說:“經濟學家努力以科學的態度來探討他們的主題。他們研究經濟的方法與物理學家研究物質和生物學家研究生命的方法一樣:他們提出理論、收集資料,并分析這些資料以努力證明或否定他們的理論……這種研究方法適用于研究一國經濟,就像適用于研究地心引力或生物進化一樣。”[8](P19)曼昆的用意不是直接表達出來,而是讓人們去猜。既然經濟學是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硬”科學,那么,其中的哲學性內容還有什么理由存在呢?

  亞當·斯密之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拔高科學和拒斥哲學的高調宣示是一回事,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就說這種經濟學的邏輯前提吧,如果把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人性自私論、天賦人權論和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論這三個哲學味兒十足的邏輯前提剔除掉,那么,剩下的是兩樣東西:雜亂無章且無靈魂的經驗材料和經濟學家個人的主觀性意見。問題在于,僅憑這兩樣東西,資產階級經濟學能成為一個學科嗎?答案只有一個:不能。資產階級經濟學像其他經濟學一樣,哲學是其內生變量,離開哲學,它一天也不可能存活。

  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哲學經濟學 

  只要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文獻有所顧涉就可發現,其中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聯系太密切了。為了證明這一點,跟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歷程,我們舉三個例證:

  例證一。馬克思自1843年10月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初試身手的馬克思除寫有大量閱讀政治經濟學文獻的讀書筆記外,還有兩種政治經濟學文獻留存后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他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是每個人的“天職”,不勞動便無生活來源和保障。客觀情勢不可違抗,市場經濟生活中的人是職業人,具體來說是“勞動人”、“商品人”[9](P170-172)。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具有什么性質?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這種勞動的性質被概括和表述為獨立、自由與平等,而在馬克思筆下,這種勞動的異化性質被揭示出來,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勞動使勞動者變成了“精神上和肉體上畸形的人”[10](P29)。馬克思論述的核心是政治經濟學的人學出發點問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馬歇爾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學問[11](P23),但這里的“人”指稱什么?實際上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人”、“商品人”。這種人學觀點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論證和辯護,馬克思所揭露和批判的正是這種人學觀點。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人學觀點正相反對,馬克思提出“完整的人”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人學出發點:“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9](P189)這種人學觀點是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弊端的理論武器,也符合勞動者的切身利益。

  例證二。潛心研究政治經濟學十幾年之后的1857-1858年,馬克思撰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此為《資本論》的第一個手稿,也是眾多《資本論》手稿中哲學意味最濃烈的。馬克思認為:“準確地闡明資本概念是必要的,因為它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正如資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一樣。”[12](P293)那么,如何“準確地闡明資本概念”?顯然,馬克思的做法要比資產階級經濟學高明得多。從亞當·斯密開始,資產階級經濟學便把資本理解為物,是用于投資且獲得回報的財富。西尼爾別出心裁,對資本作了道德化的解釋:“資本是一項財富,是在財富生產或財富分配中人類作出的努力的結果。”[7](P138)既然作為資本的財富是人類努力的結果,那么,搞清楚“人類”一詞的指稱對象便顯得既重要而又必要。在西尼爾政治經濟學語境中,此處的“人類”指稱資本家。“經濟學家把地主、資本家和勞動者說成是成果的共享者的那種通常說法,只是出于杜撰。差不多一切所生產的,首先是資本家的所有物。”[7](P145)在他看來,資本是資本家努力的結果,其他人如勞動者之所以沒有資本,原因是其不努力。西尼爾的觀點中隱藏著對勞動者的道德攻擊,其思維邏輯意在為資本家的剝削行徑作辯護,但離“準確闡明資本概念”的目標更遠了。

  馬克思并不否認資本是物,是財富,但他更看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未看到的東西。“資本作為被否定的孤立勞動者的孤立勞動,從而也作為被否定的孤立勞動者的財產,既代表勞動,也代表勞動的產品。所以,資本是社會勞動的存在,是勞動既作為主體又作為客體的結合,但這一存在是同勞動的現實要素相對立的獨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為特殊的存在而與這些要素并存。因此,資本從自己方面看來,表現為擴張著的主體和他人勞動的所有者,而資本的關系本身就像雇傭勞動的關系一樣,是完全矛盾的關系。”[12](P464)在馬克思對資本概念哲學意味十足的解釋中,有大量極其重要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并未顧及的內容:第一,資本是歷史的產物,是結合勞動對孤立勞動的否定。這種勞動組織形式意義的生產方式是歷史運動的結果。第二,資本是勞動的存在,是雇傭勞動的前提,也是雇傭勞動的結果。第三,資本是生產關系,是階級關系,其核心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及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的階級對立。第四,資本是主、客體之間的關系,是雇傭勞動者與勞動對象之間的主、客體關系,也是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互為主、客體的關系。第五,資本是矛盾,是活生生的矛盾,是自身內部的矛盾,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還是社會歷史意義上現在與未來之間的矛盾。馬克思對資本概念含義的揭示存在于政治經濟學語境之中,但其中的哲學意味讓人拍案叫絕。

  例證三。任何社會,人類要生存,就必須勞動。而要勞動,就一定會面臨如何處理如下四者之間關系的難題:必要勞動、剩余勞動、剩余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生產率。其中,必要勞動由自然必然性所決定,滿足生存需要是強制性要求;剩余勞動生產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類與外在自然進行物質變換的自由程度。這是只有哲學智慧才能梳理清楚和敘說明白的話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對這一話題作了如下分析:“在一定時間內,從而在一定的剩余勞動時間內,究竟能生產多少使用價值,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決于剩余勞動時間的長短,而是取決于剩余勞動的生產率和進行這種剩余勞動的生產條件的優劣程度。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計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13](P928-929)在這段理論張力極強的論述中,我們首先見到的是政治經濟學立場,以這一立場為基礎,哲學性內容被展示出來。其中,哲學性內容的核心是人類自由與自然必然性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這一關系的歷史是人類自由不斷延伸和擴展的歷史。必要勞動是人類的宿命,只要人類存在,這種情況就會延續。但是,人類能力的發展同樣是不可更動的大趨勢。而要發展,前提條件是擴大剩余勞動量,而擴大剩余勞動量的關鍵是提高剩余勞動生產率。剩余勞動生產率是人類自由王國與自然必然性王國矛盾和斗爭的結果,也是人類自由的標志和限度。剩余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說明人類自由程度在提高,但與此相伴而行的是自然必然性王國的持續存在且范圍在不斷擴大。這一矛盾與人類歷史同始終,是人類不斷超越自我的用武之地。人類自由的制度判斷標準是“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人類本性”,舍此而逐他,便是迷失方向的作為。

  上述三個例證出自馬克思一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三個關鍵期,其中共性的東西是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緊密交織。這樣的理論情勢能夠證明一個一般性結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客觀地存在哲學性內容且是內生變量。由此可以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哲學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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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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