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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的“恩格斯問題”
2020年01月23日 09:52 來源:《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作者:孫樂強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Engels" Probl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作者簡介:孫樂強,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國外馬克思主義。

  原發信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第2019第6輯期

  內容提要:隨著 第二部分即《資本論》及其手稿部分的公開出版,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也獲得了新的發展。如果說以前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主要局限于哲學領域,那么,到了當代西方學者這里,這種關系則被延伸到《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領域。在他們看來,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在哲學原則上是對立的,在整個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和《資本論》問題上也是對立的。這些研究打著“價值中立”的旗號,以文獻考證方法為支撐,力圖再現馬克思恩格斯之間的思想差異,表面上看似客觀,實際上卻帶有明顯的解構主義傾向,是一種脫離思想史研究的文獻拜物教。我們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工人運動實踐的高度,實事求是地看待恩格斯的編輯工作,那種戴著“有色眼鏡”或原罪推定的心態,故意制造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論的做法,在理論上不僅是錯誤的,在政治上也是完全反動的。

  關鍵詞:“恩格斯問題”/《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學園版MEGA/文獻考證

  標題注釋:本文系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資助項目“《資本論》的哲學思想及其當代效應研究”(201401)、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當代西方左派對馬克思‘機器論片斷’的理論重構與社會批判范式的當代轉型研究”(17BZX031)的階段性成果。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歷史地位,一直都是國內外學界研究的焦點問題。在這一主題上,主要有以下幾種代表性的觀點,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的對立論,廣松涉的“恩格斯主導論”以及西方“馬克思學”提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差異論、分工論和對立論。①隨著 第二部分即《資本論》及其手稿部分的公開出版,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也獲得了新的進展。如果說前三種研究還主要停留在哲學領域,那么,在 的影響下,當代西方學者則將其延伸到政治經濟學領域,從而制造了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上的對立或差異。面對這些新的觀點,我們如何回應當代西方學者在《資本論》及其手稿問題上制造的對立論或差異論,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一、《資本論》的文獻學研究:“恩格斯問題”的新進展新形態 

  第二部分即《資本論》及其手稿部分的公開出版,為我們深入研究馬克思的原稿與恩格斯編輯稿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基礎性的文獻依據。然而,許多西方學者卻由此走向了極端,將原本在哲學領域中的對立進一步拓展到政治經濟學領域,重新制造出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論或差異論的新形態。概括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問題上的徹底對立。通過《資本論》的原初計劃、原稿與恩格斯編輯的三卷本《資本論》的對比,海因里希認為,“我們今天看到的《資本論》三卷書中沒有一卷是以馬克思本人提供的方式出現的。每一卷(即使是第一卷)都是由恩格斯定型的。這對于第一卷來說,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從其他兩卷的結構和內容來看,恩格斯的編輯作用影響很大,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原始手稿中部分‘開放性’的問題被恩格斯終結為最后的結論,同時對此又沒有給讀者一個清楚的說明。”②三卷本的《資本論》定稿是以不同時期的不同文本為基礎編輯而成的,在這期間,馬克思對一些問題的認識發生了較大變化,而恩格斯在編輯時恰恰忽視了這種變化。也是在此基礎上,海因里希指出:“可以說《資本論》不僅是一部沒有完成的著作,而且已經出版的這三卷也不能構成一個同質的整體。特別是第三卷在理論水平上落后于修改后的第一卷以及第二卷的最后手稿。”③三卷本《資本論》都是經過恩格斯編輯定稿的:《資本論》第一卷的“通行版”是按照恩格斯最后編定的德文第四版刊印的,第二、三卷更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遺稿的基礎上整理編輯的。這些編輯已經改變了馬克思思想的原意,使《資本論》成為經恩格斯中介過的“馬克思思想”。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由馬克思撰寫的三卷本《資本論》并不真正存在”④。結果,原本作為有機整體的《資本論》被徹底解構了。在 的影響下,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論呈現出了一種全新形態。

  其次,政治經濟學批判起點和方法論上的對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關于《資本論》開端的不同理解。眾所周知,《資本論》第一卷是從“商品”章開始的,但這里的“商品”究竟是“簡單商品生產”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許多西方學者認為,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對立的。在《資本論》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指出:“馬克思在第一冊的開頭從被他當作歷史前提的簡單商品生產出發,然后從這個基礎進到資本……他要從簡單商品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在概念上和歷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經在資本主義下變形的商品出發。”⑤為了更為準確地說明這一問題,恩格斯在第三卷末尾作了一個“增補”(即《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對此,巴克豪斯指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所探討的“商品”,絕不是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簡單商品生產,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普遍化的商品生產,而恩格斯卻將其詮釋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簡單商品生產,完全背離了馬克思的原意,是錯誤的。⑥同樣,羅伯特·芬奇也認為,在這點上,恩格斯與馬克思是完全不一致的,“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系而言,認為他們的思想保持整體一致性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簡單商品生產不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探討對象,書中既沒有描述簡單商品生產流通的歷史進程,也沒有把它看作是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學體系。此外,書中也沒有涉及以往的概念的或經驗的商品交換;在最后,簡單商品流通被證明是不存在的,而是被過程中發生的現象形式所超越:商品生產表達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⑦(2)《資本論》第一卷與恩格斯編輯的第三卷之間的矛盾。《資本論》第三卷出版以后,龐巴維克指出,《資本論》第一卷探討的是肉眼看不見的價值問題,而第三卷研究的則是經驗現象領域中的價格問題,二者之間存在不可協調的矛盾。這一問題也就是后來經濟學界爭論的價值向價格的轉向問題。如果說龐巴維克只是就第一卷與第三卷的關系而言的,那么,當代西方學者則把這一問題進一步轉化為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系。巴克豪斯指出,恩格斯將《資本論》第一卷的“商品”理解為簡單商品生產,這與馬克思的原意是完全相反的。當恩格斯從這一思路來編輯和增補《資本論》第三卷時,恰恰加劇了這一矛盾:“恩格斯曲解了馬克思的簡單商品生產的簡單流通理論:在《資本論》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流通是根據它們價值的大小,而在徹底的資本主義社會人們關心的不是價值,而是生產價格。在這方面,恩格斯發展了這個觀點,即《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間存在自相矛盾的說法。……恩格斯把《資本論》第一部分看作前資本主義社會,這樣就帶來了價值和價格相互關系上的理解的困難。”⑧(3)關于價值和價值規律理解上的對立。海因里希指出,由于恩格斯是從簡單商品生產出發來理解價值和價值規律的,這就忽視了價值規律顯現出來的社會條件,即普遍化的貨幣交換,沒有后者作為前提,人們就無法認識價值規律,更不可能揭示價值的本質。由于恩格斯忽視了這一點,直接從簡單商品交換來理解價值,結果,就把原本作為一種關系性存在的價值理解為任何單個商品所固有的“實體”屬性了,完全陷入李嘉圖主義和近代形而上學的窠臼之中。與恩格斯不同,馬克思則是從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出發來理解價值問題的,這樣就能清晰認識價值的本質,即一種幽靈般的、非實體性的社會關系,它“只能在商品與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⑨。海因里希進一步指出,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確也使用了“價值實體”(Substanz)概念,但這里的“實體”與近代形而上學理解的“實體”存在本質差異。馬克思說:“價值的‘原因’是價值的實體(Substanz),因而也是內在的價值尺度。”⑩馬克思的“實體”范疇是在原因和依據的意義上使用的,既不是近代形而上學所宣揚的永恒不變的“實體”范疇,也不是李嘉圖所理解的單個商品固有的實體屬性,而是一種關系性存在。也是基于此,海因里希得出結論說,在馬克思那里,“價值不僅是社會實體的表示,同時也是實體的反映,這種實體不可能單個的(孤立的)存在,也不是單個產品決定的……這種價值問題上的非實體論者的理論(在價值形式的分析中是作為價值的貨幣理論來表現的,就一種普遍價值——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言,只有在價值——貨幣——存在具有獨立形式的時候才是可能的)否認實體論者的看法”。(11)總之,海因里希認為,恩格斯從簡單商品生產出發,走向了價值實體論,將其理解為單個商品固有的實體,這是一種不需要貨幣理論的價值理論,是一種李嘉圖主義式的形而上學的價值理論;而馬克思則從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出發,走向了價值關系論,這是一種非實體性的價值理論。這種實體主義與非實體主義的對立,構成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價值問題上的根本對立。(4)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上的對立。當代西方學者認為,《資本論》第一卷的開篇所展現出來的“圖景”,既不是單純的歷史,也不是純粹的邏輯史,而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是邏輯與歷史的辯證統一。而恩格斯則錯誤地“曲解了邏輯與歷史之間的關系,按照他的觀點,邏輯的理論與簡單化是同一類的東西,而且是真實歷史過程的程式化。馬克思的看法則被這樣的理解所頂替:范疇的邏輯聯系的闡述必然考慮到對它們的歷史認識和它們的歷史意圖”(12)。“恩格斯沒有完全理解馬克思闡明的辯證法方面的含義。”(13)他始終帶有經驗主義的傾向,力圖從經驗事實或現實具體來理解或編撰《資本論》,這是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或歷史辯證法所體現出來的精髓要義完全相悖的。

  最后,是馬克思恩格斯差異論的新形態。(1)關于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的理解。當代西方學者指出,在恩格斯的視域中,所謂必然王國是指人受盲目力量統治的王國,一旦人們認識了客觀規律,并使這種規律為共同生產服務,人類也就現實了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14)這與馬克思對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的理解存在重要差異。他們指出,恩格斯所理解的自由王國,實際上只不過是馬克思所說的必然王國中所達到的最大自由的那個階段:在這里,勞動雖然是以共同的自主活動形式出現的,但它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自然必然性的限制,轉化為目的本身,仍是一種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手段性活動,在本質上仍屬于必然王國,根本不是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王國。這些學者指出,恩格斯是根據規律的作用方式來劃分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的:以盲目方式發揮作用的是自然王國,而自覺利用規律的則是自由王國。與此不同,馬克思則是根據勞動的作用及其性質來劃分的:不論規律以何種方式發揮作用,只要勞動還是手段性活動,就統統屬于自然王國;只有當勞動從雙重必然性——生產剩余價值的經濟必然性和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來,由手段上升為目的,成為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內在需要時,自由王國才真正到來。(15)(2)關于危機、信用和一般利潤率下降規律的理解。福爾格拉夫(16)、格爾特·羅伊藤等人認為,《資本論》至始至終都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馬克思雖然寫下了大量手稿,但基本上都是未定型的、開放性的,甚至認為其中的一些材料已無法適應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力圖以美國為“典型地點”來重新修訂《資本論》第一卷,并重寫《資本論》第三卷的部分內容。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工作并沒有完成。而恩格斯在編輯第三卷時,并沒有考慮到這些情況,徑直把其中一些需要修正或放棄的思想變成了最終定稿,“非常錯誤地干涉了馬克思的本意”。(17)里賈納·羅斯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恩格斯在編輯危機理論、信用和一般利潤率下降部分時,完全改變或夸大了馬克思的原意,“恩格斯將馬克思所用的利潤率的‘下降趨勢’這一表達方式改變為具有強烈色彩的‘崩潰’(資本主義生產的崩潰),并且將‘利潤率下降這個過程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本主義生產的快速崩潰’這句話移到這一段的結尾,恩格斯將這句話看作一種‘綜合性的思考’……馬克思原始手稿整理過程中的另外一個突出之處,是在第五篇關于利息、企業利潤、信用等問題的闡述中,因為前面提到的大量摘錄都包括在這里。馬克思自己不能決定該如何去妥善處理那些分析研究中碰到的部分難題……馬克思給后人留下一個開放性的問題,這就是信用系統的法律管理究竟是受資本發展一般水平的制約?還是受占優勢的社會歷史條件等因素的影響?恩格斯在他重新整理過的版本中,選擇了第一種解釋。”(18)

  面對這些新的觀點,我們如何基于中國立場,系統回應當代西方學者制造的新對立論,就顯得尤為重要。

作者簡介

姓名:孫樂強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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