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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進化視角看自然優美感和崇高感
2020年01月21日 09:3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郭玉越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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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認為,人在面對自然環境時有可能產生兩種“較精致的感情”:一種是優美的感情,另一種是崇高的感情。這兩種感情之所以能夠并置,是因為它們都可以給人以愉悅之感,不過給予的方式有所不同。在以往的美學研究中,學者們多從文化和歷史的層面對這兩種情感進行討論,對其生理動因鮮有提及。其實,在這兩種感情的背后隱藏著深厚的自然進化淵源。

  自然優美感是一種本能反應

  談起自然進化,就需提及進化論的奠基人達爾文。在自然崇高感方面,作為博物學家的達爾文并未涉及,但在對待自然優美感這個問題上,達爾文更側重于強調文化層面的因素。在《人類的由來》一書中,達爾文一方面承認低等動物也初步具有“美的觀感”,另一方面又強調低等動物這種美的觀感無法與接受文化教化的人類相比。達爾文認為,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能欣賞“天宇澄清之美”“山水風景之美”“典雅的音樂之美”,而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屬于自然美的范疇,第三項屬于藝術美的范疇。對藝術品的鑒賞離不開豐厚的文化積淀,這幾乎是古今中外不同研究者的共識,但對自然美的感知和偏愛是否也需要同樣豐厚的文化積淀卻是值得商榷的。

  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研究者提出“稀樹草原假說”,該假說認為,與沙漠、熱帶雨林、針葉林、溫帶落葉林等自然環境相比,人類對稀樹草原式的風光更為青睞。這一假說后來得到了社會學實驗的驗證,并成為從自然演化的角度研究和討論自然美的起點。從地理學上看,稀樹草原景觀主要分布于非洲和南美洲,而根據生物考古學的發現,東非恰恰是人類的起源地。人類遠祖對稀樹草原環境的適應大約始于600萬年前,直到他們走出非洲遷移到全球不同地域。而在走出非洲前,稀樹草原的烙印已深深刻印在他們身上,并隨生存和繁衍一代代傳遞下來。直到今天,人類依然將稀樹草原式的自然風光界定為美的,并認為這種環境是適宜于我們生存和居住的。

  隨著當代腦科學的發展,我們對稀樹草原假說的理解得到進一步深化。腦科學的研究表明,當我們看到藍天配白云、草原綴矮樹、鮮花伴溪流等稀樹草原標志物時,大腦會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反應:大腦中的獎勵中樞右腹側紋狀體會被激活,該區域的激活能夠帶給我們極大的愉悅感,即這些自然風景能夠瞬間引起我們的愉悅之感。這里需要明確的是,我們在面對優美的自然環境時,大腦中一瞬間的反應不依賴于意識,是一種本能反應,而意識只能在這種本能反應后反思到主體此前的情緒,并將此情緒通過語言的形式進行表述:將帶給主體愉悅感的自然環境表述為“美的”,將帶給主體不愉悅感的自然環境表述為“丑的”。

  自然優美感帶有一定功利性

  我們不禁要問:人腦中這套本能應對不同自然環境的腦回路如何形成?這套腦回路為什么會“偏愛”一部分自然環境,同時又“不偏愛”另一部分自然環境?按照進化論的觀點,這種固定在大腦回路中的連鎖反應機制不會憑空產生,而是經歷了人腦與外在環境協同進化、相互適應的過程。整個過程中,最基本原則是:靠近對自己生存和生殖有利的環境,遠離對自己生存和生殖不利的環境。然而,正如我們一直強調的那樣,大腦的這種機制在運作的過程中是無意識的,怎么會有“有利”或“不利”的判斷參與其中?這一問題看似是將整個論證過程帶入僵局,但實際上卻為自然選擇理論的介入提供了機會。

  在面對外界自然環境時,指導動物作出“靠近”或“遠離”反應的不是人類獨有的高級大腦皮層,而是每個動物都有的低級情感中樞。在特定的環境中,大腦中的情感中樞會釋放特定的化學物質,產生特定的神經信號并傳遍全身,從而使生物體作出相應反應。移動性動物在面對自己周圍的各種環境要素時通常會有三種反應:靠近、不動、逃避。在特定的生存環境中,如果某動物在靠近危險時,其神經系統能夠發出不適的信號,促使其遠離危險;或者在靠近對自己有利的環境時,其神經系統能夠發出愉悅的信號,促使其繼續接近這種環境,那么其生存概率就會大大提高,并將這種帶有正確情緒反應中樞的基因傳遞給下一代,使子代能夠更好地適應環境。相反,如果某動物在靠近危險或者接近有利環境時,大腦的情緒中樞釋放出了錯誤的信號,那么就會被自然選擇所淘汰。

  所以,動物神經對外界環境的本能感知能力,以及基于感知結果所作出的靠近、不動或逃離的神經反應,在低級動物那里已經存在,更不用說大腦高度發達的人類。在面對藍天、溪流、矮樹、鮮花等自然存在物時,我們的大腦會本能釋放出愉悅的信號,使我們在其中怡然自得、身心舒暢。而這些自然存在物對我們的生存非常有利:藍天意味著天氣晴好,溪流意味著水源豐富,矮樹意味著舒適的棲息地,鮮花標志著一片在不久的將來能夠進行覓食的好地方——這些都是風景適合度的指示器。由此可見,自然美并不帶有絕對的“無功利性”,而更多是一種“已然適應性”或“潛在有益性”。

  恐懼本能是自然崇高感的前提

  在對人類的愉悅感與自身偏愛的自然環境間的演化關系進行解釋后,我們還需解釋:為什么有些原本不能給我們帶來本能性愉悅感的自然環境,如電閃雷鳴、驚濤駭浪、火山噴發等,在一定條件下也能帶給我們愉悅感?這就牽涉到自然崇高感的進化淵源問題。

  按照傳統美學的觀點,自然崇高感的出現是理性對本能的勝利,是文化戰勝荒蠻的結果。這種觀點本身并無問題,但容易使我們忽略“本能”和“荒蠻”在自然崇高感出現時的作用。一般認為,自然崇高感的產生需要具備兩大條件:一是主體所面對的自然環境是殘酷、惡劣甚至有可能威脅主體生存的;二是主體在面對這些自然環境時,自身卻處在相對安全的位置,并在理性思維上對所處或所看的自然環境有足夠的了解、認識和把握。這兩大條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了自然環境的外在威脅,那么主體所產生的情感就應為自然優美感,而不是自然崇高感;如果缺少了主體的理性認知能力和相應的知識儲備,那么主體可能就只會感受到來自大自然的威脅。這可以對這些問題作出解釋:為什么早期人類即使在安全的地方看到電閃雷鳴的場景時也會充滿恐懼,并想象出一個對人類不滿的雷神;為什么他們在安全的地方看到驚濤駭浪時也會膽戰心驚,并想象出一個震怒的海神;等等。在這里,“來自大自然的威脅”看似是一個自然崇高感的阻礙條件,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必要條件,也是我們發現自然崇高感之進化淵源的地方。

  伯克(Edmund Burke)在討論自然崇高感時明確提出,這種崇高的感情“建立在自保的沖動和恐懼”之上。根據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這種“恐懼”在長期自然選擇的過程中形成,具有極強的本能性。所以,即使一個人身處安全的位置且具備足夠多的理性知識,當他看到崇山峻嶺、雷電交加、火山爆發、萬丈深淵等自然景象的瞬間,依然會產生一種本能的恐懼。在這種本能的恐懼后,人的認知能力和理性知識才會登場,從而在理性層面調節已出現的本能性恐懼感,但卻無法阻擋這種恐懼本能的出現:崇高感的自然演化根基依然存在,盡管可以被調節或中和,但卻不會被消除或泯滅。

  在文明程度較高的現代社會,一方面是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高度依賴于消耗自然資源,另一方面是人們的生活方式高度脫離原始自然環境。雖然與漫長的人類進化史相比,這種生活方式存在的時間很短,但也逐漸讓我們忽略人類遠祖與自然環境間的互動關系,以及這種互動對我們自然美觀念的深刻影響。從進化視角審視自然美的起源,重新評估自然優美感在人類生存和繁衍過程中的價值,深入理解自然崇高感的演化根基,不僅有利于我們正確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有助于更加科學地構建生態文明社會。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進化論美學基本問題研究”(19CZW00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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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玉越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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