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社會學 >> 社會學頭條
中國社會風險治理的難題及其對策研究
2020年01月24日 08:59 來源:《社會建設》2019年第3期 作者:何珊君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何珊君,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理論、法社會學。北京 100088

  內容提要:在風險社會理論視野下,全面系統地討論中國社會風險治理的各種困境,除了科學認知、分類以及實際行動力等困境外,還包括信仰與倫理價值觀培植、體制與制度設置與執行、文化與思維慣性、人才選拔標準與用人制度、治理模式創新與治理技術提高這幾個方面的具體治理難題。相應的風險治理的對策則包括:道德重建,提高國民素質,培植正義之風;培植非政治公共領域力量,增強全民風險意識;利用大數據與專家技術系統創新治理模式與技術;充分發揮統一戰線作用,總結本土經驗。

  關 鍵 詞:風險治理/總體性困境/治理難題/治理對策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的理論研究:高風險社會中法律的新功能”(11BSH006)。

  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可以說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項重大發明,它有力地解釋了現代化與人類的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另一龐然大物——風險社會。這種理論引起了世界各國理論家、政治家的強烈關注,對它關注的目的自然是為了實現對它的有效治理與控制,中國也不例外。那么,它對中國社會的風險治理提出了什么樣的要求與期待,中國社會風險治理的困境與難題究竟何在,如何去針對性地破局,本文在這種思維的引領下,通過閱讀與研究大量風險社會及其治理理論,立足于中國社會的特殊國情,對中國社會風險治理的總體性困境與各種具體難題做出了高度概括與探討,并針對性地提出中國場景下有效治理的建議與對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于2018年1月5日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他還從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自然災害等方面列舉了諸多需要高度重視的風險。也如《人民日報》2018年1月8日評論員文章指出:總書記的這些告誡和警示,其根本含義就在于,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要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所謂全局性風險正是屬于本人花了五六年時間研究的高風險范疇。那么,要真正防范、抵御和化解風險,首先要了解風險治理的困境所在,尤其是中國場景下的風險瓶頸之所在。

  一、正確地面對風險社會治理的困境

  風險社會的治理之難,是基于這種風險所具有的本體性不安全的本質及其衍生出來的種種特征。也正因為風險所具有的諸多特征、表現與癥狀,使得對風險的預測、控制與治理有了可能性。而各種風險治理的困境與難題的洞悉與概括是有效治理的前提條件,它因此要求我們,對風險社會治理的各種困境與需突破的瓶頸有一個科學的認知和思考。

  第一,地認知風險。對風險的認知要分兩個層面,一個是對風險本質有基本的認知和理性的思考。貝克與吉登斯等風險社會理論均認為,工業文明與現代化的同時,都會孿生其風險,風險本質上是現代化與生俱來的另一面。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風險永遠不可能被完全認知,而且科技進步與潛在風險的缺口在實踐中永遠地打開著。因為,科技進步是工業文明與現代化直接追求的結果,風險是衍生的,衍生總在原創后,即使緊跟著原創,也常常被忽略。所以,對現代化可能孿生的風險要有預先的思考與準備。第二個層面是,風險既有可預測的、實在的、可計算的、明面的風險,也有暗藏的、潛在的、未來的難以確定的風險。即使是明的風險,認知也不是那么容易。而潛在的、未來的風險,就更不能顯而易見地被認知,它不僅需要一個過程,更需要知識、智慧和技術。而且,明的或暗的風險并不是那么涇渭分明地存在,而是膠結在一起,甚至還有仍不能被現代人科學認知到的如量子糾纏般的其它風險。那么,如何去認知或明或暗的風險及尋找這條認知之路呢?若是不能科學地認知,那就談不上治理。所以,風險治理的難度首先是認知之難。

  第二,除了對風險有科學理性的總體認知和思考,還要具有對特定社會中的風險善于科學系統地概括與歸類的能力。風險的表現與癥候群林林總總,而要達到科學管理和有效治理的目的,就需對五花八門的風險表象和表現分層級與種類進行科學合理、清晰的歸納總結,形成縱橫交錯、覆蓋面廣的風險網絡體系。然后,循著各自的網絡線路追溯到風險源頭,找到它們的癥結所在,才有可能采取針對性的策略與措施。由于許多表象、表現或癥狀錯綜復雜,只有做出科學的剝離與歸類,才能找到風險的真實源頭。而其間的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淵博的學識、高深的智慧、厚實的專業知識與精熟的專業技術及所有相關人員精心負責的精神與工作態度,同時更需要精熟風險知識的社會學家、思想家與全社會的協調與配合,個中難度由此可知。

  第三,提高應對風險的實際控制與有效治理的行動能力。這種行動力的考量是對整個社會主體無論是管理層還是普通公眾的實踐能力的考驗,這里存在一個悖論。國民素質的高低、信仰的強弱、道德的高尚與淪喪等文化因素構成了風險強弱的重要元素,而這些元素又是影響風險的控制與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其實,風險中的許多構成元素同時也是影響風險治理與規制能力的重要因素。科學認知、清晰分類、準確定位是有效行動的前提,而有效行動卻受著其它許多因素的影響。因果關系的不斷倒置轉換,或者互為因果,也為行動增加了許多難度。這是治理與控制的行動力與實踐能力方面的難度,也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考驗。因此,風險的種種兩面性構成了風險的治理之難。

  二、中國場景的具體治理難題

  按照風險社會理論的觀點,科技帶來的風險怪物,一旦生成,就會自我生長,不受控制甚至反控制制造者。對它們的治理除了依靠科技自身,還得依靠探索治理的新模式與新技術。中國社會風險的有效治理與治理模式創新自然要建立在中國特殊國情的基礎上,因此,搞清楚中國特殊國情基礎上的風險治理難題,是實現風險有效治理的關鍵所在。下面分述之。

  第一,信仰與倫理價值觀培植的難題。怎么去重建風險社會的信仰和價值觀,這正是風險治理的焦點之一。借用吉登斯的研究成果,在傳統的程式真理的捍衛與現代化自反性的對話中去重建,未嘗不是一條有益的探索之路。但哪些是應該捍衛的傳統,捍衛的程式真理有哪些,每個國家的現代化自反性表現有哪些,如何去對話,怎樣的風險社會的信仰與倫理觀才是未來希望之所在,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一一搞清,而要理清這些問題必須回到紛繁復雜的現實世界中去。鮑曼所提出的確認文化多元主義,保存差異權,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終結的意識形態,目的是為了從這種孤立、分散和被人類忽略的保存中尋求對話和找到與風險社會相適應的促進人類幸福與人性光明的信仰與價值觀,這更是一種瞬息萬變不易捉摸、不易抓住的路徑,唯一確定的方法也是回到每個特定社會的場景中去。在貝克的視野下,風險就是風險社會的信仰,無論是將風險視為一種客觀存在,還是一種看待客觀存在的方式,風險就是自反性現代化本身和你的認知、你的行動等的核心。這與拉什用結構、闡釋學、社群來闡述風險社會的一切異曲同工,因為在風險社會中,對原有結構與專家系統的信任被一切本體性的不安全與不信任所取代,一切未被考慮到的范疇都將作為這些認知、闡釋、反思、實踐的本體性基礎,反思、實踐性與闡釋性成為一種信仰,風險成為一切價值觀的核心。用通俗的話來表示,憂患意識是風險社會價值觀的核心。由此可知重建這種信仰和價值觀的難度,它是一種動態的思維方式,而且其間的要素也不是固定的靜止物。

  觀察當下中國社會,伴隨四十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另一面,是社會問題頻生,貧富兩極分化,生態環境破壞,能源消耗過度,貪官腐敗現象嚴重,人們價值觀離散,假冒偽劣與欺詐充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最為嚴重的則是相當一部分人為追求自身的利益、局部的利益、眼前的利益,不惜犧牲社會公共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造成制度與道德、文化的全面敗壞與社會倫理價值觀的潰敗與墮落。從管理層到民眾都已意識到,一種正義向善的信仰與倫理價值觀的培植的重要性。近幾年,執政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培植核心價值觀,效果仍不夠理想。問題出現在哪里呢?這主要是因為價值觀的培植不能只是自上而下宣傳型的、社會運動型的和形式化的,而是要讓它從社會現實中內生出來,存在與彌散于切切實實的民風之中,成為社會的有機部分。這一切,需要各種技術和相應的配套措施,如何設置與實踐是關鍵,也是難題所在。如我國封建社會倫理觀中的“三綱五常”,就與傳統價值觀中的“仁義禮智信”相得益彰,共同維護著封建社會秩序的良好運行。然而,百年多來的現代化進程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相對穩定的傳統價值觀早已破壞,幾種混合的價值觀暫時找不到比較穩固的支點與重心,加之部分國民文化素質和受教育程度低,因此在短期內重建一種適合于風險社會的、具有積極意義的信仰與相對穩定的價值觀,難度是相當大的。

  第二,體制與制度設置與執行的難題。科學地設置某種適應于風險社會的制度是一個難題。這種制度設置需要把不可預測、不確定性的未來風險和潛在風險納入其中并以對未來開放的形式而存在。貝克感興趣于個人通過抽離與再嵌入,形成一個從下方塑形社會的亞政治形式和用新的理性形式即編碼合成創造出一種新政治的形式來探索新治理機制。吉登斯也倡導一種從家庭、社會組織等各種具體領域自下而上的亞政治形式中,去探索和創造風險社會治理的新體制。鮑曼則寄希望于保存差異與文化多元主義及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從填補法律意義上的個體與事實意義上的個體之間所存在的鴻溝出發,去尋求各種制度的科學設置。這些風險理論家提出的所有設想,都是從對風險社會的深刻思考出發。他們研究得出的一個共同點就是:現在與將來的社會,應以風險為核心全面組織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教育制度。現在世界各國都已意識到風險治理體制與制度設置的重要性,哪個國家越早意識到就會治理得越好。由于風險社會的特殊性,這種體制與制度設置的同時,就要顧及到制度能否得到和如何得到有效的執行落實,這也正是制度設置的難題與焦點所在。

  我國特有的歷史、文化使得我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與文化制度都帶有明顯的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早期與中國獨有的百年歷史造成的混合文化的痕跡,在現代化、全球化、社會急劇轉型期,我們現存的某些制度設置尚未做好充分的準備,又遇上風險社會的來臨,所以,各種制度在面臨自然生態風險、產品服務風險、各種人為風險時,會遭遇到各種沖擊與阻礙而導致治理這些風險時失靈,更無法去主動地預防和將這些風險納入制度控制的范疇。在風險社會中,以風險為核心全方位更新與設置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等各種制度,從設置到執行都進行科學系統的設置與安排,就需要上層做整體規劃和及時調整。即使設置了科學合理的制度,而制度的實際執行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制度執行涉及所有主體的行動實踐,而文化與民族心理涵養成的思維慣性也會深刻地影響主體的外在行動,這就是接下來要討論的難題。

  第三,文化與思維慣性所帶來的難題。若不涵養成一種優秀的文化與一種科學理性的思維,最完美的制度設置與安排也是空中樓閣。所以,文化也是將來要進行改革的重點領域。文化不僅指有形的體制型文化,如大、中、小學教育,報紙、影視、網絡媒體的設置與運作等,更重要的是指無形的思想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除卻前面所述的信仰、價值觀以外,更指包含著各類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技術的工業文明文化,而要涵養和培植優秀的文化和科學理性的思維,就需要在經濟與科學技術發展的每一進程和具體環節中,讓它們同步行進與相互型塑。毫無疑問,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不僅應該保留繼承,還要弘揚光大,但與現代工業文明尤其是現代化風險不相適應的部分就要調整與改變。思維模式也一樣,新的情況、新的問題需要新的思維模式來處理。假如不突破原有的文化與思維慣性,就很難去突破這些風險治理的瓶頸。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思維慣性因為有其深厚的且源遠流長的民族心理與文化支撐和鋪展,改變不是朝夕之間的事。一種新型制度與行動模式,推行伊始不僅可能遭遇社會慣性的抵制,也可能引起人們主觀或心理上的抵觸與地震,所以,如何實現文化與思維慣性的良性轉變也是治理的難題所在。

  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風險圍繞與彌散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國家、社會還是個體都面臨著風險的威脅。所以,在風險社會時代,開啟以風險為核心的全面啟蒙是文化與思維慣性轉變的核心。風險啟蒙不僅指國家與社會中所有的組織、制度與安排都將以風險為核心,也指企業從生產、勞工關系與利潤追逐到未來發展,家庭與個人對婚姻、就業、財產、子女教育、健康維護的選擇都要以風險為核心進行安排與組織。所有的主體、所有的行動都要有風險意識。在國家與社會層面,以風險為核心去重新審視我們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及個人的生活領域,去思考我們的信仰、意識形態、現行的一切制度、理論與實踐。在個人層面,我們要擁有這樣一種意識:未來風險、潛在風險、風險的不確定性始終存在,我們要一直保持對它們的警覺與憂患。風險能讓我們保持一種對人性的反思與對心靈完善的警覺,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用風險意識去重新安排我們的生活與未來。所以,如何開啟這種新時代的啟蒙是文化與思維慣性治理方面的最大難題。

  第四,人才選拔標準與用人制度的難題。正如前文所述,風險的治理需要各類專家型的精英人才,更需要能夠前瞻未來、統籌兼顧、系統設置的思想家。在現實社會中,一些真正的人才可能缺乏某種向上流動的機制和途徑埋沒在底層,而在戰略層、有話語權層和其它各種專業領域的領導層精英人才相對還比較稀缺。造成這種狀況的關鍵在于我們選拔與考察人才的制度、評判人才的標準存在很大的問題。由于受傳統的帝王之術“貴曲不貴直”的觀念影響,中國的用人標準無論是行政領域還是其它專業領域,提拔與選擇領導層的專業水準與業務水平的考量向來靠后。因為,通常情況下專業水準高、業務好的人說話直接,不會圓滑、投機,得到啟用的常是善于駕馭人際關系,諳熟一套圓滑處世原則的人,甚至一部分是不學無術卻善于溜須拍馬或耍奸使滑、貪婪讒佞之徒。風險社會的有效治理所需要的精英人才,應該是具有學識上的高瞻遠矚、理論水平與思想的高超深遂、專業與業務能力超強,他們擁有這種心智、能力去評判當下尚不能使普通民眾明了的風險及其癥結所在。因此,要建立一支擁有專業知識、能夠預測風險并治理風險的精英人才隊伍和風險治理智庫,關鍵是要確立和設置一套科學的人才選拔標準與用人制度。

  所以,風險社會的人才選拔標準與用人制度的難題與其說是精英人才的匱乏,不如說是對精英人才的評價使用和用人標準與制度的嚴重缺陷。因為原來的人才標準不重視真才實學,只要會溜須拍馬和諳熟一套圓滑的處世原則,而不學無術的人正工于此。導致處于權力鏈條上的很多人功夫都下在這上面,不圓滑的變圓滑,圓滑的更圓滑,表面講忠誠,行動另一套。這從近五年全國所處理的貪污腐敗、違紀的干部人數也可得以佐證。這已成為我國人才制度的一個積弊,此弊不除,我國高精尖人才難涌,買官賣官現象也就難以從根本上得以杜絕。因此,要確立和設置一套科學的人才選拔標準與用人制度,還要將執行落實的問題也設置在內。因為制度設置好了,還是需要人來執行的,而積弊很深的觀念與標準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所有的執行者摒棄。所以,這個瓶頸的突破,會有一系列的難題要解決。

  第五,治理模式創新與治理技術提高的難題。貝克認為在風險社會,決策非常重要,它更需要決策者能夠充分利用法律與系統工程技術、自然科學、社會評估機制等工具,將風險與威脅納入預警與防范體系加以規范,形成一種生態民主政治。在決策過程中,公共管理層、技術專家和公眾之間會產生沖突,如何去平衡它們對決策的影響力呢?實踐中存在技術專家實際架空政治家決策權的問題,在梅赫塔看來,更存在缺乏與公眾溝通協商的結構性民主缺陷,所以,如何行使決策權才能使得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際操作中都難度很大。吉登斯倡導從更加靈活的、中心分散的、個體化的生活政治中去尋求公共權力關系新模式,從而創新這種“明顯表現出自治原則”的新型治理機制。鮑曼則從減少人們的不安全感作為起點,去尋求現代及將來社會治理的有效模式。哈貝馬斯更是從如何克服現代技術系統與政治統治系統的非理性,控制全社會在治理技術的知識和能力的潛力上去尋求治理的新模式。拉斯馬森提出了建立在對各種危險源進行分類管理基礎上的綜合型的動態管理模型。這些風險治理理論家從各自的經典研究中得出的建議與方案無疑為我們探索與創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指導。

  在中國場景下,這方面的難題主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對客觀風險的全面認知與把握。首先需要我們洞悉世界格局中中國社會的風險現狀與特征,需要將中國社會現存的各類客觀風險、潛在風險及將來的各種風險有充分的認知與把握,但由于我們經驗不足,各類高精尖人才匱乏,尤其是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精英統才的稀缺,使得我們對風險的認知與把握處于非常薄弱的狀況;二是采取什么樣的模式和技術去治理,如何科學地借鑒國際社會的先進治理經驗,創新出不同于以往傳統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全新治理模式和科學有效的治理技術等,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面對和探索的問題。

  綜上所述,風險社會治理的難度既源于風險本身特征,還在于對它的認知難度,更在于對它的駕馭難度。相較于現代化較早的西方國家,中國防范風險的體制與制度設置尚不完善,治理技術落后,治理經驗不足,國民素質較低,全社會的思維慣性與用人制度存在很大的問題,信仰與價值觀重建更是急迫而任重道遠,這一切都對風險社會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中國社會風險的有效規制與治理對策

  各種風險治理困境及其實踐經驗,要求我們必須進行管理模式的創新與治理技術現代化。這是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難題。治理創新需回到每個特定國家、社會的情景中去,已成為所有風險治理理論家的共識。正如貝克所言,“我堅決反對那種將西方現代模式作為他人效仿榜樣的看法。西方社會學應參考中國的經驗,從而開創一個全新的發展空間”。①也就是說世界各國的治理經驗可以互相借鑒,但不可替代。中國可以借鑒國際經驗,而中國社會的治理創新模式也可以成為世界治理新模式的一部分。那么,如何去探索中國社會風險治理的有益經驗,開創對中國有實效、對世界有啟示的新模式呢?本文認為,中國當下與未來風險治理與規制的重點當聚焦于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打造風險時代核心價值體系需要進行道德重建,提高全體國民的文化素養與道德情操,培植整個社會的正義之風。

  回顧我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推行市場經濟,而全社會信仰的缺失與價值觀的真空也是伴隨這個過程產生與漫延的,因此,要打造這種核心價值觀就要緊緊圍繞市場經濟,從中去尋找發現。市場經濟自有它自身的規律和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規則理念,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它的職業倫理觀。假如將這種職業倫理觀與核心價值觀很好地融合起來,或者借助于這種職業倫理觀來打造全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是否可以找到對失范社會進行有效整合的良方呢?國內許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有人提出通過建立與風險社會相適應的道德與責任倫理新秩序來培植核心價值觀。如劉婧認為建立責任倫理是應對中國社會風險的有效辦法,②李建華認為在風險社會中建立倫理秩序不但可能,而且必需。④當然,通過優秀職業倫理觀打造新時代核心價值體系進行道德重建不失為一條好的途徑。

  本人早期提出“法德并重、內外兼修”,因為,法律重在對人們外在行為的制約與調整,而道德強調對人們的內在涵養與規訓。在當下風險時代,道德重建的關鍵是打造新時代符合全體公民的心愿又能促進人們心靈向善的價值觀,自下而上地形成一種官員清廉盡職,民風淳樸敦厚的全社會浩然正氣,喪失了正義和正氣的社會是真正的風險社會。其次,要綜合考慮中國的國情,進行系統性的設置與長期的卓著努力,切實打造出穩定的文明進步的價值觀,而不是運動式的一陣風,或者停留在宣傳與口頭上。再次,要提升人們辨別“正義”的智慧與能力。因為,人們若普遍的心智不成熟,他們就會被表面化的、虛假的“正義”迷惑,使得這種非正義的“正義”大行其道,全社會的正義之風就不可能形成。為此,我們需要做的是:首先,就要培植全民的忠孝廉恥之心,讓全民懂得懶惰、貪婪、不孝、無信、奢侈浪費、沉湎感官享受可恥,崇尚節儉勤勉、誠信高尚、溫良恭儉、理性文明,重塑全新的脫離低級趣味的社會文化與倫理觀。只有這些被賦予普遍性的形式,被“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④才能鑄造出一種促使中國全面復興、真正強大的核心價值體系和民族精神。其次,要提高全體公民的文化素質與科學涵養。因智慧的成長與知識的掌握很大程度上與受教育程度成正比關系,而道德素質與誠信度在普遍意義上也受教育程度的影響。當下國人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⑤在這個條件下去談辨別正義的智慧是一種天真和幻想,因此,要培植整個社會的正義之風,就要提高全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明素質。

  第二個方面,充分利用與培植非政治公共領域的力量,增強全社會與公民個人的風險意識,創新社會治理模式與機制。

  應該充分利用非政治公共領域的力量來分擔部分社會治理事務。非政治公共領域平臺具有多種優勢,適宜于風險治理。另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的,此過程將人性中“私”與“利己”部分無限放大,而由文明孕育出來的那部分維護社會共同利益應有的道德被擠壓到狹小的角落。非政治公共領域的基本精神正具備拾遺補闕的功能,它能有效克制市場經濟這種弊端。除了非政治公共領域的培植,重點要喚醒全社會與公民個人的風險意識,即進行風險啟蒙。當然,強調風險意識并不是讓全社會陷入恐怕,而是具有憂患意識,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這是一種積極的態度,掩耳盜鈴是愚蠢,亡羊補牢是下策,只有防患于未然才是一個能強大起來的國家應有的姿態。有了風險意識才能科學地去認知風險,才能進行管理模式的創新與管理技術的提高。

  發展仍是我國現階段的一個主題,但這種發展不能再以損耗資源、犧牲后代甚至當代人的生命健康為前提,而是要在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發展。因此,制度設置與管理模式必須有一個遠見卓識的前瞻性論證與規劃,要將它放置于在風險社會中如何讓民族真正強大的鏈條上去考量。體制和制度設置,要做到不僅能激發人們的創造性和保持他們內心的自由,讓人們在創造中感到驕傲與快樂,遵循社會生長的原理,還能培植一種讓國人誠信文明、正氣向上的文化和價值觀;在經濟保持不斷增長的基礎上,生態環境、資源消耗都能得到很好的保護,讓人與自然、自然與社會和諧共存;讓真正有創造力、有才華的人進入精英層的渠道開放暢通,讓絕大部分國人到達與其聰明才智相應的位置的機制完善,諸如此類,都要求統治層做整體規劃和科學設置,將不適宜風險社會有效治理的體制與制度做全面的調整。此外,還要大量扶持與風險社會相適應的治理模式。對社會各行各業、各地區的治理,實行合而有分、統而有籌,圍繞風險來科學布局。從長效機制與靈動機制聯動模式、硬設置與軟設置相互補充、法律功能的擴張與社會管理機制的創新、道德重建中打造新時代核心價值體系等方面,創新社會治理模式。創新社會治理模式與社會制度的關鍵,是要以風險為核心,對政府、社會組織、家庭、個人和對體制、制度重新組織與安排,無論政府、社會、個人都要培植起高度的風險預測、防范、規制與治理意識,構筑一種新型的風險文化,使得各種主體既能對風險高度警覺、敏感,又能在主觀、心理上接受與不恐慌,還能在更高的理念與象征意義上對風險治理有著文明、美好的追求。

  第三個方面,充分利用大數據與專家技術系統建立有前瞻性、開放有彈性的治理技術,立足科技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遷去治理科技帶來的風險,促進治理模式的創新與治理技術的提高。

  科技是一把雙刃劍,既給我們制造了風險,但也可用于治理風險。風險社會的形成除了市場經濟貪婪的資本邏輯,還在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此消彼長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工具理性的膨脹結果。⑥但我們也可借助這種工具理性,將現代的通訊技術、信息技術、傳媒技術、交通技術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及時吸收進治理技術的創新之中,對風險進行規制和治理。具體措施有:第一,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革新治理模式和治理技術。如借助計算機平臺進行大數據管理,利用現代高科技產品、新型的數據庫、通信與傳媒技術、信息科學等用于監管各種領域與場景,充分利用高科技與信息平臺,建立從地方到中央、覆蓋各行各業的科層化的這種信息中心和分門別類的數據庫,及時收集社會與民眾中的各種需求、訴求及動態,并迅速對各類信息和數據做出科學分析,建立一個全面、系統、開放的具有前瞻性的自頂層到基層、跨越各行各業的風險治理網絡系統,在網絡系統的每個結點上都有決策中心,使看似無序的、不確定性的各種社會轉型過程與市場經濟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能夠快速地被納入有效治理的范疇,這是治理格局與機制的巨大創新。第二,利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對治理技術進行改造。首先,網絡的普及使民眾可以在全國乃至世界范圍相互溝通,并通過網絡平臺表達自己的意愿和需求,社會治理層可以對網絡上的輿情進行定期梳理,及時了解普通民眾對社會治理的要求與動態。在特殊時期或緊急事件發生時,不間斷地持續關注網民發表的言論,可以有針對性地思考改進、應對處理社會事務手段的有效性。其次,除了單方向接收、分析網民的輿論民意,社會治理層還可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體與民眾進行即時性的互動和交流。一方面,通過注冊官方微博,第一時間發布社會治理方面的政策、舉措與動態,讓外界及時了解最新的治理資訊;另一方面,通過民眾回復微博信息表達對新舉措的感想和建議,增大民主參與的寬度與深度,對補充完善社會治理的策略提供有益的社會營養。再次,雖然網絡帶給社會治理新鮮的血液,但是網絡會將一些無法接近或不能上網的社會底層民眾排除在外,為此,社會治理層還不能忽視傳統媒體如電視、廣播、紙媒的作用和影響力,通過傳統媒體的覆蓋率將社會治理的理念和舉措公示于眾,從而為積極配合社會治理打下堅實的群眾基礎和心理基礎。第三,積極學習別國的先進治理經驗與治理技術。比如起源于巴西的阿來格里港而在美國得到廣泛實施與推行的參與式預算,⑦英國、德國、荷蘭等國家正在推行的“前瞻計劃”治理模式,⑧與詹·拉斯馬森在《動態社會中風險管理:一個模型化問題》一文中提到的工作流程的安全控制模型、澤布呂赫事故的因果樹模型、深度防護模型等各項技術,⑨德國學者A.Jovanovic提出的對風險進行數字化管理和根據風險的不同特點采用不同管理技術的辦法,⑩及國際社會普遍采用的各種形式的公眾參與,社會力量動員等治理技術。

  第四個方面,善于提煉與總結在市場經濟縱深推進過程中誕生的新型機制與緊急事務處理中累積的經驗,充分發揮民主黨派、黨外人士、政協等在社會治理中的綜合作用。

  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事業,其間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大量的新問題與復雜事務,我們要及時總結和善于提煉這些處理新事務、新危機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盡管我們可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在其歷史進程中取得成效的社會治理模式和治理技術,但我們不能一味模仿、復制西方成功做法,而是要在做好扎實有效的本土調查和總結自身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因地制宜地開拓出符合中國社會特殊性的新型社會治理路徑與模式。所以,善于總結與提煉中國本土改革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是社會治理格局與機制創新的重要途徑之一。第一,在風險社會的治理中,充分發揮民主黨派、黨外人士、政協在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中的作用。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黨外人士作為我國統一戰線的工作對象,這是我國獨一無二的創造。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讓他們有效分擔部分社會事務的治理工作,不讓統一戰線這支重要的社會力量浪費。這是探索我國治理模式與機制創新的重要途徑。第二,充分發揮法律在治理模式創新中的作用。重點是如何讓法律功能在新的社會情景中擴張或調整,以滿足風險社會的治理所需。國內一些學者如宋華琳、勞東燕等分別從行政法律功能、刑法功能出發去探討現代社會風險的規制與治理。(11)本人則特別強調從規范外部去思考法律對風險的有效治理,如對風險的類型、產生源頭、風險過程的監管與控制、風險的有效治理中去擴張法律的功能。尤其在承擔起既披露又屏蔽的責任中擴張自己的新功能。所謂披露,是指各種民生產品、技術、服務、項目的信息要充分披露,這既能贏得公眾的信任,減少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敵對意識和人為風險的發生率,又很好地屏蔽了管理者重要的治理策略。法律可在承擔這種責任的過程中擴張自己的新功能。第三,訴諸公眾與理性的藝術。它強調的是一種政治藝術與法律技術有機融合的治理術。這里的法學家需要通曉哲學、政治學、社會科學,而政治家最好由法學家來充當。這才是風險社會治理創新的一條重要途徑。第四,將包括社會組織與公民個人的民間力量、專家學者的力量聚集起來,充分吸收人民群眾的智慧結晶(如楓橋經驗)與群眾實踐路線,與國家和政府力的量相輔相成。

  近幾年,黨與政府高度重視風險治理,尤其在增強全社會憂患意識、防范風險挑戰、創新應對與化解風險的技術與高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策略與措施。不過,真正實現風險的有效治理仍任重而道遠。為了風險治理的需要,除了本文所述的對風險的特征及其治理困境有科學全面的認知和相應對策以外,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所有的這一切,都有待于學術界更加深入與廣泛的研究。

  注釋:

  ①2007年的首次中國行,貝克回到德國后,接受《德國之聲》媒體采訪時的發言。

  ②劉婧:《風險社會與責任倫理》,《道德與文明》,2004(6)。

  ③李建華:《風險社會中的倫理秩序》,《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6)。

  ④卡爾·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54頁。

  ⑤在當下全國約13.705億總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519656445人,其中小學以下(包括小學)文化程度達413420576人,而文盲有54656573人,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0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文件》。

  ⑥陶建鐘:《風險社會的秩序困境及其制度邏輯》,《江海學刊》,2014(2)。

  ⑦李凡:《全球治理創新》,《世界與中國事務》,2016(8)。

  ⑧安德魯·韋伯斯特:《技術轉型,政策轉型:風險社會中的前瞻》,載薛曉源、周戰超編:《全球化與風險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第410-426頁.

  ⑨詹·拉斯馬森:《動態社會中風險管理:一個模型化問題》,載薛曉源、周戰超編:《全球化與風險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第216-255頁。

  ⑩A.Jovanovic.Risks of Innovation:Technology and Economy vs.perception,參見2013年11月27日于北京召開的安全生產國際大會上Jovanovic宣講的會議論文,大會宣講的論文由大會召集者北京市生產安全局編寫成《安全生產國際會議論文集》。

  (11)宋華琳:《風險規制與行政法學原理的轉型》,《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7(4);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中國社會科學》,2007(3)。

作者簡介

姓名:何珊君 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社會學~頭條~模板.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三张牌游戏炸金花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