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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換 中國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
2020年01月20日 09:4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 作者:陳軍亞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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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國是一個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的小農生產歷史特別漫長的國家,大國小農是基本國情。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如何認識和對待小農,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以往觀點強調小農的“脆弱性”,主張其最終要被其他經營主體所取代。這種主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卻無法解釋,正是傳統小農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正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小農戶成為我國農業現代化的主體,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重新審視小農的歷史地位與生命活力可以發現,中國小農雖然脆弱,但能夠在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中,特別是在各種壓力下表現出“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歷史上,這種韌性內生于長期以來中國小農的自主責任機制,表現為小農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責任對等機制、作為生活共同體的責任分擔機制、作為生產共同體的責任內化機制、作為政治共同體的責任連帶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農村改革為韌性小農的現代轉換與新生創造了條件。通過組織化、社會化與國家化等形式,現代小農的韌性和發展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為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推動農業的現代化進程注入了活力。

  關鍵詞:韌性小農 責任機制 農業社會 現代農業

  作者:陳軍亞,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武漢430079)。

  中國是一個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的小農生產歷史特別漫長的國家,大國小農是基本國情。正是依靠無數小農戶,傳統中國創造了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開啟了一系列的農村改革進程。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1978年開啟的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從制度上確立了小農戶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主體地位。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城鎮化進程加速推進,盡管農業人口迅速減少,但農產品仍然大幅增長。2017年,中國糧食產量61791萬噸,比1978年增長一倍有余,糧食儲備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對這一成就作出重大貢獻的,正是小農戶。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2006年,經營耕地規模在30畝以下(不包括30畝)的小農戶約19524.3萬戶,占全國農業經營總戶的比重約為97.5%。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農業經營戶20743萬戶,農業經營單位204萬個。在農業經營戶中,規模農業經營戶398萬戶。可見,小農戶構成了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的絕對主體。

  歷史和現實表明,小農戶不僅是創造我國悠久農業文明的主體,而且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我國農業現代化的主體。認識這一基本國情,是思考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基本前提。近年來,黨和國家將農村發展戰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第一次在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上指出,農業現代化進程要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2019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指出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提升小農戶的發展能力,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政策定論需要理論與事實的支撐。在相當長時期內,關于小農戶的地位與命運,居支配地位的觀點是,小農戶十分脆弱,難以應對風險,最終要被其他經營主體所取代。然而,這一觀點無法解釋我國農業歷史的悠久性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小農戶在我國農業發展中的貢獻和作用。本文基于邏輯與事實認為:小農戶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但更有頑強的生命活力,表現為一種有內在發展動力,能夠靈活適應外部環境,不斷吸納外部能量,從而實現再生和延續的韌性,是一種“韌性小農”。只有從理論與事實的角度構建“韌性小農”概念,才能充分理解小農戶作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主體,作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創造主體,在我國農村發展戰略和政策中的地位定論。

  一、“脆弱小農”的定義及其限度

  小農戶通常指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單位。由于規模較小,主要依靠家庭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活動,較少發生雇傭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對小農特性和未來走向有過大量論述,其基本觀點是,小農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即“脆弱小農”。

  恩格斯界定小農的主要依據是生產規模。他注意到,在18世紀的法國、比利時和德國西部,占統治地位的是在小塊土地上生產的農民。他們的生產規模“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讓他養家糊口的限度”。

  馬克思從社會化大生產的角度,認為小農經濟的特點是孤立性和分散性。在馬克思看來,“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這種孤立性和分散性使得小農經濟“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節,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因此,長年在小塊土地上勞動的小農,其生產方式與“農業的技術進步”呈現相反的路徑,他們在小塊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勞動,卻由于無科學要素的投入和技術條件的改進而基本無效率可言。小農生產的落后性,使得小農戶在商品經濟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馬克思說:“小生產者是保持還是喪失生產條件,取決于無數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這樣的事故或喪失,都意味著貧窮化,是使高利貸寄生蟲得以乘虛而入的機會。”

  脆弱的小農無法適應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其命運必然是為其他的生產方式所替代。馬克思指出:“高利貸和稅收制度必然到處使這種所有制陷入貧困境地。資本在土地價格上的支出,勢必奪去用于耕種的資本。生產資料無止境地分散,生產者本身無止境地互相分離。人力發生巨大的浪費。生產條件越來越惡化和生產資料越來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律。”恩格斯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發展,割斷了農業小生產的命脈”。

  列寧對小農的認識基本上沿襲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他認為,小農生產與大生產相比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這種弱勢即使是小農生產所具有的勤奮特性也難以彌補,“資本主義使小農注定要勞碌一輩子,白白消耗勞動力,因為在資金不足、飼料不足、牲畜質量低劣、牲畜棚簡陋等情況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費力氣”。因此,列寧對小農命運作出了與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預測:“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中,小農的自然經濟只能茍延殘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絕對不會有什么繁榮。” 在《論合作制》一文中,列寧提出要以集體合作的方式取代傳統小生產,“公社、勞動組合耕種制、農民協作社,——這就是擺脫小經濟的弊病的出路”。

  進入20世紀以后,小農并沒有如理論預期那樣迅速消亡,由此引發了學術界對小農行為和動機的重新認識及討論,主要觀點有恰亞諾夫的生存小農論、斯科特的道義小農論、舒爾茨和波普金的理性小農論、黃宗智的內卷化小農論、徐勇等的社會化小農論等。這些觀點主要是對小農行為的理解,較少涉及小農本質特性及命運的討論。學界主流觀點仍然是小農的脆弱性。對此,斯科特曾引用英國經濟史學家托尼的描述:傳統小農“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立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

  在世界上,中國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歷史最為漫長的國家。毛澤東對中國小農經濟有過深刻的體認,基本觀點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一致。早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就在《組織起來》一文中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

  任何一種認識都有其前置條件,都是在特定前置條件下的結論。“脆弱小農”的定論有兩個前置條件。一是從小農產生的制度基礎看,歐洲國家的小農是在封建莊園制,甚至更古老的村社制解體過程中產生的。小農的生產組織規模小,抵御風險的能力弱。這正是俄國古老的村社制解體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強烈要求保留村社制,并導致民粹主義產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小農戶在歐洲國家產生的歷史并不長,沒有牢固的根基,更沒有顯示出特有的生命活力。二是從小農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看,歐洲國家的小農是在傳統自然經濟解體后進入商品經濟的過程中產生的。相對于商品生產所形成的廣泛的社會關系,小農的小規模生產表現出孤立分散的特性,禁不起商品經濟和市場競爭的風浪。因此,從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趨勢而言,小農生產是要被替代的。

  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以歐洲國家的小農為對象,分析了特定時空背景下小農生產的脆弱性,其認識具有相當的精當性。但是,中國小農戶的歷史地位和命運與歐洲國家不同。與歐洲相比,中國的農業社會很早就脫離了村社制,實行一家一戶的生產經營方式,小農生產的歷史十分漫長。這是中國農業社會的基本底色和本源性傳統。作為一種小規模的生產經營主體,小農生產的脆弱性不容否定。從這一點看,毛澤東對小農經濟的論斷是正確的。但是,對毛澤東的論斷也要放在特定的前置條件下認識,特別是放在中國長時段歷史中去檢驗。首先,中國創造了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這是不爭的事實。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創造主體,正是無數以家戶為生產經營單位的小農。其次,小農確有其脆弱性,這是中國在創造世界最為燦爛農業文明的同時,也掀起了世界上規模最大、頻率最高的農民起義的原因。但是,農民起義并沒有推翻小農生產方式,而是為其延續創造了條件。再次,進入20世紀以后,傳統小農面臨著多重危機和壓力。一是人多地少的壓力持續加大,二是帝國主義擴張所帶來的掠奪性商品經濟的強勢入侵,加上持續戰亂,內外交困使得小農面臨的生存環境空前惡化,其脆弱性暴露無遺。毛澤東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了以集體化道路克服小農脆弱性的論斷,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始了農業集體化的實踐,建立了人民公社體制。但是,關于家庭經營的主張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就從未中斷,一直到1978年農村改革后人民公社體制被廢除,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式確立為我國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最后,從當下看,1978年以后,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農業人口大量減少,但農業產量不減反增,農業現代化程度迅速提高,這一農業生產經營業績的創造主體仍然是小農戶。

  上述表明,中國小農戶并非是“脆弱而短命”的經濟形態,而是一種“韌性而長存”的生產主體。“脆弱小農”的經典表述有一定的限度,需要我們以新的認知來重新定義小農戶,這就是“韌性小農”。

  二、韌性小農:歷史底色與特征

  徐勇在闡述“中國奇跡”的創造主體時指出,中國農民“具有高度的韌性,能夠忍受一切艱難困苦”。韌性可以從多方面定義。作為物理學概念,表示材料在塑性變形和斷裂過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作為心理學概念,是一種壓力之下的復原和成長的心理機制,指面對困難或者逆境時能夠有效應對,并在壓力的威脅下能夠頑強持久、堅韌不拔,強調個體在挫折后的成長和新生。本文使用“韌性”定義小農戶,是相對“脆弱小農”而言,是指小農戶在與外部環境交互中,特別是面對各種壓力所表現出來的“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并從對環境的適應中獲取自我穩定的力量,獲得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意志和能力。本文關于小農韌性的認知和理解,得到了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于2015年開展的“深度中國調查”的啟發和印證,該調查通過村莊調查、農民口述史調查和家戶調查等形式,對1949年以前的村莊和農戶傳統形態進行了調研。歷史表明,韌性小農的命運,并非如托尼所言,一陣細浪打來,就會輕易覆滅。

  韌性小農具有以下特征。

  (一)適應性

  適應性指人適應外界環境得以生存的能力。適者生存,不僅是大自然,也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韌性小農表現為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性,并從適應中獲得更高收益,從而在給定條件下持續發展。

  人們的生產方式受制于生產性質。工業生產可以超越自然條件的限制,實行社會化大規模生產。與工業生產不同,農業生產具有生物性特征,受制于自然條件,包括氣候、水源和土壤等的約束。其生產過程復雜、瑣碎、難以掌控,具有地域性、季節性及周期性等特征。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先生指出,“工業有廠房,可以聚集在一起生產。農業在遼闊的土地上生產,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集聚在一塊土地上。對勞動者也不可能靠直接的監督管理,要靠生產者的自覺,而且收獲的季節是在秋后,勞動和收益不是直接聯系。如果不自覺,就會磨洋工,還可能減產。農業還有季節性,許多農活不能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上分工。農民都得學會全套農活,不可能有那種工廠式的流水作業。”

  農業生產的分散性、季節性、周期性,需要相應的生產組織。從農業生產的組織規模看,家庭是最小的組織單位,家戶組織主要從事小塊土地生產。“深度中國調查”顯示,中國傳統家戶規模一般在五口人左右。在南方稻作區域,因水平面的要求,地塊面積平均在兩至三畝左右。在山區和丘陵地帶,地塊面積在一畝以下的比比皆是。即使是擁有大塊土地的地主,也要將土地分割成小塊,分租給若干家庭耕種。可見,地塊面積與家戶規模之間的關系,受到人地關系的制約;這樣的地塊面積,更有利于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戶發揮適應農業生產特點的優勢,更有效地面對農業生產復雜多變的環境。中國傳統家戶小農正是在適應農業生產條件的基礎上,通過對小塊土地的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的產出,以有限的土地養活了持續增加的人口,從而創造了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

  筆者在調查四川省羅家壩村時了解到,傳統小農戶在面對自然條件的約束和農業生產的周期性時,表現出了極強的適應性及生存能力。

  一是對自然條件的適應。羅家壩村地處低山淺丘之中,山多川少,田少地薄,雨水不均。村內唯一的河流地勢太低,用水車提水灌溉的成本極高。農事季節性強,氣候條件對山區稻作生產的季節性要求更高。如果不能及時栽種,則可能發生秋后水稻不能成熟的危機。因此,村民有“七月犁田一碗油,八月犁田半碗油,九月犁田光骨頭”的說法。在有限的水源灌溉條件和嚴格的農事節氣要求下,村民創造了“關冬水”的獨特方式,以提高土地的耕種和產出效率。每年農歷八月水稻收割以后,遇下雨天即犁田貯水, 稱為“關冬水”。農戶將自家田地分為三類:淺水田、關水田和干田。地勢平坦、集水面積較大,容易積聚雨水的田地為淺水田,蓄水主要供來年春季自身田塊插秧所用。因從頭年農歷八月即開始關水,到第二年農歷三月開始插秧種植,全年只種植一季水稻。因為早種,到農歷五六月份,氣溫升高蟲害多發的季節,淺水田的稻苗已壯,其抵御蟲害的能力增強;因為早收,也有利于避開秋寒風對水稻的不利影響。因此,淺水田是農戶家中的保障田。第二類為關水田,一般位于山丘的夾溝處。因夾溝處于地面徑流和山水的匯集之處,所積水量較多。每年水稻秋收以后通過加高田坎,田中蓄水能力加倍,且保水力強。一挑關水田,來年春季可供兩三挑干田插秧的水源所需。第三類為干田。干田一般種植小麥等小春作物。第二年小春收割以后,依靠關水田供水種稻。因為無需囤水,這類田塊一年可耕收兩季,實現谷糧兩春。村民根據干田數量安排關水田面積,以提高總產量。

  水源是稻作生產的關鍵條件。滿足稻作生產的灌溉需求是決定農業生產命運的關鍵要素。故不少學者將傳統農業中國稱為“治水國家”。但由于水利修建成本高昂,國家往往只能提供大規模水利供給,難以滿足每一小塊土地的灌溉需求。小塊稻作的灌溉需求主要是通過家戶生產組織自身得以滿足的。可以說,中國特有的稻作農業灌溉技術,體現了家戶組織的生產智慧,并顯示出家戶小規模經營的優越性。正是因為小農戶更能適應農業生產的特性及應對復雜的生產環境,使得這一生產組織方式不僅得以長期延續,而且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二是對農事周期的適應性。在傳統時期,對于羅家壩的大多數村民來說,土地產出和家庭人口的生存需求之間并不能達到平衡。村民利用農事生產“忙閑交替”的周期特性,通過對家庭勞動力的合理安排,獲得多樣化的收入來源。羅家壩村內石匠、裁縫、木匠等手藝人較多,忙時務農、閑時做工,通過身份轉換和時間流動,最大化拓展生存能力。如每年立冬以后,天氣漸冷,村落內外請人做衣服過年或者越冬的人家增多,裁縫活可一直持續到來年農歷二月末。三月到七月,是農耕繁忙時節,做衣服的人家很少,但農忙請工的人家多起來了。家有勞力但土地不足的家庭,白天可幫人做短工,犁田、栽秧、薅秧、打谷等,再利用晚上的零碎時間做自家農活。農歷七月,谷子收割完畢,有村民則相約從本地集市上購買燈草挑到湖北宜昌等地售賣。這種“腳力”可一直持續到來年三月,新一季的農事活動開始。由此,做工與務農進入下一個周期交替。

  在工業社會的效率視角下,專業化分工是生產效率的來源。但對于傳統小規模農業生產而言,上述“小而專、專而全、全而兼”的家庭生產方式,不僅保證了農業生產季節性所要求的集中勞動投入的效率,還得以實現對勞動力的跨季節管理,提高了家庭組織對勞動力的經營效率,從而拓寬收入來源渠道,增強生存能力。

  (二)穩定性

  穩定性通常指在外部壓力下通過內在的力量保持事物存在和延續的能力。韌性小農表現為一種內在的力量,這種力量提供一種穩定性,能夠在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中積累應對各種壓力的經驗,獲得生存穩定或者更多收益。

  “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與游牧業和商業相比,農業生產具有穩定性,即農業生產依靠的生產資料是土地,而土地是固定不動的。要將荒蕪的土地改造為能夠穩定產出的資源,必須經過生產者長期的耕作經營,把握土地的習性,逐漸積累生產經驗。農業生產的這一特性要求生產經營組織自身具有穩定性。費孝通先生就精準地表達了農民“安土重遷”的特點。這種穩定性不僅是農業生產的需要,也契合了家庭共同體的內在特性。不同于逐水草牧牛羊的部落組織,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戶是人們的生命之源和情感所依,是一種與生俱來且相伴終生的穩定共同體。家庭共同體的生命延續與土地高度相關,取決于對土地穩定、精心的經營。從“深度中國調查”的華南區域調查看,一個村莊最初大多由一戶家庭定居并逐漸發展而來。家庭通過對土地的穩定經營,也獲得了生命延續的穩定性,一個家庭得以逐漸繁衍形成由數十戶家庭組成的家族,并在一個地方生存延續達十幾代,甚至數十代,由此形成如今十分常見的單姓宗族村莊。這種綿延數十代的生存穩定性,正是源于家庭在土地耕種上的穩定性。

  新中國成立前,在長江區域的村莊,土地租佃關系發達,農民耕種土地的穩定性缺乏產權保障,但以家庭為單位租種土地的農民,仍然希望通過獲得“田面權”,以實現對土地的長期租種。在安徽一些地區,租種土地需要交納“壓板金”。通過交納“壓板金”,租佃雙方可以約定土地的使用期限。在使用期限之內,只要佃戶按期交納地租,土地出租方無權收回土地。“壓板金”實際上反映了租種土地的家庭希望獲得穩定的土地使用權的愿望,以及為此作出的保證。因此,人們常用“命根子”來形容土地對于農民的重要性。中國農民不僅將土地作為生存之源,更是感情所托,土地成為家戶得以生存繁衍的依靠。

  (三)靈活性

  靈活性指人們在復雜變化的環境面前采取相應措施的能力。韌性小農在面臨復雜變化的外部環境時,表現出一種靈活應對的態度,從而克服原有的困難和不足,改善自身處境,獲得新的生存條件,使生產生活得以延續。農業生產面臨著比其他生產更為復雜多變的環境,需要因地而變、因時而變、因事而變。家庭作為一種生產經營單位,雖然規模小,但更能夠依據外部環境變化靈活安排生產策略,增強自身生存能力。

  一是分工分業。馬克思從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出發,從社會化大生產的角度,認為小農戶排斥社會分工,具有落后性。但是,在中國的傳統農業生產中,家庭內部是存在相對分工的。中國學界將傳統自然經濟定義為以家庭為單位,農工結合、農商互補,自給自足。農工結合和農商互補恰恰反映了家庭內部的分工和協作,并由此克服小農生產經營可能面臨的各種困難,抵御各種風險。

  傳統時期家庭分工的靈活性,表現為因事而分、因時而分和因人而分。在筆者所調查的羅家壩村,村民主要從事農事、手工和小商業三種類型的生產經營。男性承擔主要的農事勞作,女性做一些勞動程度相對較低的農活,老人和兒童放牛、拾糞等。農閑時節,家中所有成員都參與手工編織。男性打席子、編竹簍,女性績麻、紡棉等。年長的老人和體弱的孩童做不了重活,則上山撿桐子、撿柴火等。如果家庭中兒子較多,勞動力較多,還會安排某個兒子學習打石頭、做衣服的手藝,農閑時節做石匠、裁縫,為家庭多掙一份“手藝錢”。從生產策略上看,家庭內部分工起到了兩方面的作用。一是提高效率,增強生存能力。通過家庭內分工,實現家庭勞動力的最優配置,從而各盡其能,各使其力,讓勞動力發揮最大效益。二是靈活安排,增加生存保障。對于那些小農生產難以滿足家庭生計需要的家庭,通過適時開展各類小手工業、小商業等兼業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家庭農業經營的不足。

  二是生產調整。在面對災害時,村民還表現出種植安排上的靈活性。“深度中國調查”在湖北枝江地區的調查發現,傳統時期,地處江漢平原的很多村莊有“水淹”歷史。每年七八月份容易發生突降暴雨、淹沒稻田的水災。暴雨災害多發的季節,稻谷還未完全成熟,如果稻田被淹時間太長,則當季顆粒無收。在對土地脾性的長期摸索中,農民掌握了水淹地的種植習性。由于水淹后淤泥堆積,土壤特別肥沃,且暴雨以后往往會有持續的高溫晴好天氣,這種土壤及氣候條件十分適宜旱地作物玉米的生長。因此,遭遇水淹的村民,往往會在水退以后趕種玉米,彌補水稻的損失。

  農業最害怕的是“天災人禍”,但在面對“天災人禍”時,韌性小農并不只是表現其脆弱性,而是通過分業經營和生產調整,做到“堤內損失堤外補”、“水田損失旱田補”,表現出應對風險的靈活性。黃宗智在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小農家庭時提出農業生產的內卷化,認為小農家庭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太多的勞動。但是,小農家庭所投入的“太多勞動”,通過分工分業可以分散風險、應對困境。小農戶的“小”,從抵御風險看,確有其先天不足,但從“船小好掉頭”的生產靈活性看,小農戶又有其獨到的優勢,并塑造出生命的韌性。

  (四)吸納性

  吸納性指人們通過對外部能量的吸納獲得生存和延續的能力。韌性小農表現為人們在與外部環境交互中,能夠吸納外部能量,補充自身不足,創造新的條件,使生產活動能夠持續和擴展。馬克思參照工業社會化大生產,論述了小農對外部力量的排斥,因此無法吸納和補充新的資源,缺乏生命活力。從中國長期的農業文明歷史看,家戶小農對于外部力量表現出了較強的吸納性,能夠吸納外部資源補充自身不足。

  首先是幫工,即自身力量不足時請求他人幫助。由于小農家庭的勞動力通常難以滿足農事生產的季節要求,因此家戶小農常發生勞動力的季節性短缺。傳統時期,村民之間相互幫工是解決這一常見性生產困難的主要形式。如山東章丘地區的村莊,稱之為“街居為重”,街坊之間主動上門幫忙、不需邀請。幫者不計報酬,受幫者提供飯食。四川岳池地區的村莊,稱為“挨鄰宅近”,鄰居住得近,“一喊就攏起”,比親戚之間的幫忙更為常見。

  其次是換工。各家戶勞動力的數量不等,且男女老弱擅長不一,完全依靠本家戶的力量難以應對生產環境對農事生產的要求,此時會通過家戶之間相互換工的方式解決困難。常見的換工形式,不僅有不同家庭勞動力之間的互換幫忙,還有牲畜和勞動力之間的換工,常見如“牛工換人工”。換工意味著生產要素的自發調劑和流動,以此增強小農戶的生產能力和應對困難的能力。

  再次是技術吸納。馬克思從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相聯系的角度,以犁和牲畜等勞動工具長久缺乏技術革命為例,認為小農生產的孤立性和分散性使得它與其他部門聯系較少而表現出技術排斥性。但中國小農的歷史表明,導致其“技術排斥性”的原因,在于工業部門所能提供技術的有限性,即技術進步的不可獲得性,而不是“把土地分成小塊耕種的方式”。在工業技術進步緩慢的傳統社會,即使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也因為缺乏大規模耕種的技術支持,而必須通過出租的方式由眾多佃戶分散耕種。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域農業生產的產業種類和技術要求各有不同。人口流動常伴隨著產業及其生產技術的流動。“深度中國調查”對山西應城一個村莊的調查發現,1949年前,該村一戶農戶,從山東逃荒而來打長工。因為在山東時擅長西瓜種植,打長工有了積蓄后在村里租地種植西瓜,收益甚大。通過種瓜積攢錢財購買了20畝地,并帶動該村其他村民種植西瓜,由此將山東的種瓜技術傳入該村。

  最后是市場交換。單個家戶及其村落所能提供的外部力量始終有限。傳統時期,中國農村的集市非常普遍。集市的存在為小農戶通過交換獲得新的要素提供了方便。從“深度中國調查”的不同區域看,中國核心區域的農村普遍存在多層級的集市。華北區域的村莊呈集居形態,一個村莊有幾百戶家庭居住。村莊的中心地帶設有集市,不僅交換日常用品,甚至還設有“人市”,即勞動力短工市場。長江區域的村落呈現散居形態,集市設在村落之外,農戶通過趕集購買農具、耕牛,趕集甚至成為農戶生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五)救助性

  救助性指當人們遇到困難時通過尋求外部幫助獲得生存和延續的能力。韌性小農的重要特征表現為,人們在與外部環境交往中,因自身力量有限,依靠外部力量的救助克服困境,渡過難關,從而使自己的生產生活得以持續。馬克思、恩格斯所述的西歐小農,是伴隨封建莊園制度的解體而產生的,它們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趨于“原子化”。這種“原子化”小農確實如馬克思所說,“死一頭母牛”就可能陷入無法再生產的困境。但是,中國小農的歷史演進道路與西歐不同。最大的區別之一在于,中國小農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形成了一整套社會救助體系,共同支撐著小農戶的生存和延續。

  首先是血親救助。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社會是一種倫理社會。中國家庭的特點在于“同居共財”。“同居一個屋檐之下”體現的是血緣倫理關系,“夫婦、父子、兄弟甚至祖孫共財”遵循的是“經濟倫理”關系。在經濟倫理之下,單個農戶一旦面臨“死一頭牛”的困境,其兄弟父母乃至更大范圍內的血緣親人皆有救助義務。“深度中國調查”華南區域的調查表明,傳統時期,宗族之內皆置公產用于族人救濟。族田可以較低租金出租給本族有需要者耕種,族產收入可免息向族人提供借貸等。

  其次是鄉紳義助。費孝通先生將中國傳統社會稱為“禮俗社會”。鄉紳可視為村落禮俗社會中的道德符號。在村落或者村落內的個別家庭面臨生存困境時,他們也會給予一定的救助。比如,“深度中國調查”關于河北滄州常金村的調查了解到,清末民初時有一戶趙姓人家,自己出錢、出地、管飯幫村內打井。有的家庭因牲口、大車等農具不足,首先想到向他家借用,因為“只要開口,自家今天不用也要讓人家用”。因為趙家“當家的”樂善好施,村民以“趙大善人”相稱。再比如20世紀30年代,四川羅家壩村內一位大戶,是村中土地較多的富裕戶。因為人和善,每到災年,不僅給租種田地的自家佃戶減租、免租,而且在家中院壩上支起大鍋煮稀飯分給村民食用。

  再次是村民互助。單個農戶的力量雖然有限,但傳統時期,村落內還存在大量的互助組織。對于小農生產而言,除了自然條件約束和人力短缺,對其影響最大的就是畜力短缺。尤其是北方農戶,需要騾子、驢、牛等兩三頭牲畜才能完成小麥生產的全套環節,但往往面臨牲畜購置資金短缺的問題。從“深度中國調查”看,資金不足通常通過合作互助的方式解決。一是“抬會”,即幾家人根據用錢順序輪流坐莊,參加“抬會”者按照約定份額輪流支持坐莊者。二是“幫牛腿”,是安徽地區常見的一種合伙買牛的方式。家中土地較少不足以獨自養一頭耕牛,則通過向其他購買耕牛的農戶贊助少部分資金的方式,獲得耕牛的使用權。三是“合犋”,北方土地地塊硬,犁地拉大車等需要兩三頭牲畜才能完成,各擁有一頭牲畜的兩三戶農戶合起來,按照商定順序輪流使用牲畜。除了生產上的救助,還存在生活上的村落救助組織。如河南開封地區的“白頭會”,是村民之間為相互兌糧兌物安葬老人而組建。江西南昌地區的“公眾辦”,由十幾戶村民定期交納糧食、共同存儲起來以應對不時之需。

  最后是政府賑濟。一是舉辦農田水利等公共工程。馬克思在分析亞細亞生產方式時多有提及。二是災年救濟。我國歷代史書均記載了政府對災民的救助,如緩征、減征、免征錢糧,或者向災民提供一定的“施粥”、“施棺”、“散賑”等直接救助。

  中國農村被稱為“人情社會”或者“關系社會”,并由此形成社會救助體系。處于這種社會救助體系之下的小農戶,在遇到困難或面臨危機時可獲得一定支撐,不至于“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有學者將中國的傳統農業社會形容為一部災荒史,小農戶可謂隨時可能遭受“涌來”的“細浪”。但為何始終綿延不絕,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個人情關系所構成的社會救助體系。

  三、韌性小農:基于責任的內生機理

  中國是世界上小農生產歷史最為漫長的國家,并在長期歷史進程中鍛造出小農的韌性。但是,為什么中國的小農具有強大的韌性?除了小農的一般特性以外,還與中國特有的小農生成發展機制相關。

  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由整體到個體的演進過程。“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后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人類社會基本組織單位經歷了從原始公社—部落—村社整體,再到家戶的演進過程。與人類社會一樣,中國農民早期也生存于部落、村社一類的較大整體之中,整體對于單個的家庭有遮風避雨的功能,同時也約束著個體的發展。在世界上,中國農民最早從較大的整體中走了出來。自秦王朝開始,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戶得以定型,造就了一個個獨立的家戶小農。

  家戶小農與村社農民的根本不同之處在于,家戶小農具有自主性,即能夠獨立自主地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并能夠自主地支配生產產品。正是這種自主性決定了中國農民是從事農業生產的“編戶齊民”,而不是喪失自主自由的農奴身份。中國農民的自主或者說自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權利,更主要是一種責任。換言之,中國家戶農民在獲得自主性的同時,更多的是獲得一種責任,即對自己的命運與生活承擔責任。正是這種自由即責任的機制,鍛造了小農戶自立自強、獲得生存與發展的韌性。

  首先,小農戶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責任對等機制。

  血緣關系是最初和最基本的人類關系。人的生命來源于家庭,人的生活主要依托于家庭。正因為如此,滕尼斯將家庭作為共同體的基本形式。與歐洲國家不同,由于農業生產,中國的原始血緣關系并沒有因為按地區劃分國民的國家的產生而被“炸毀”,反而長期延續下來。正因為如此,中國農民能夠率先從較大的整體中掙脫出來,形成傳統中國的家戶小農制。家戶小農首先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人們的生命活動都依靠家庭進行,家庭成員之間是一種休戚與共、命運相連的關系。盡管家庭內部有上下尊卑,但這種關系不是西歐封建莊園那種非血緣性的支配和服從關系,而是血緣性的對等關系,即家庭成員相互負責,享有共同的人生預期。正如費正清在論述中國家庭的行為理性時曾指出:“尊卑制(與我們那種由契約關系決定的個人獨立制相反)的一個好處是,一個人自動認識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他有一種安全感,因為他知道,如果履行了指定給他的那部分職責,他可指望這體系內的其他成員反過來也對他履行應盡的職責。”“血緣共同體成員只有履行了與其位置和名分相應的責任,才能具有居于相應位置并獲得相應權力的正當性”。

  對等關系實際上是家庭成員的共同責任機制。這種責任機制使得中國人特別看重家庭的興盛,人生的使命或者天職就是“發家致富、光宗耀祖、傳宗接代”,人生最大的恥辱則是“敗家”、“斷子絕孫”。正是這一天職,使得小農戶不屈不撓、克難克艱,努力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因為生產活動是家庭生存和生命延續的基本條件。這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庭生命共同體是小農韌性的基本來源。毛澤東引用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深刻表達了中國農民“子子孫孫無窮盡”,挖山不止的韌性。

  其次,小農戶作為生活共同體的責任分擔機制。

  與較大的整體相比,家庭不僅是生命共同體,也是生活共同體。即使是在村社這類較大的整體內,人們也是以家庭為單位開展生活活動。與村社制相比,家戶制更加注重家庭成員對家庭生活的共同責任,即任何一個家庭成員都需要為共同的生活承擔責任。但是,承擔責任的形式有所不同,可以共同承擔,也可以分擔。西歐莊園制實行的是長子繼承制,由長子承擔家庭延續的責任。中國家戶制注重的是“分家析產”。這一制度本質上是兒子各負其責。“分家析產”之后則“分灶吃飯”,不再有原有的共同體“大鍋飯”可吃。“兄弟分家,各自努力”,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如果偷懶,是對自己的懲罰,并被人所鄙視。因此,中國的小農戶作為生活共同體,內生著“分家析產”之后各負其責的機制。這一機制驅使著人們各自發揮最大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想方設法克服各種困難,維系家庭生活的存續,乃至“六畜興旺,五谷豐登”。因此,中國的分家,不僅產生了“析產”的結果,而且是一種責任的“再生”。

  再次,小農戶作為生產共同體的責任內化機制。

  責任有兩重含義,一是應當性,二是懲罰性。在由外部約束所建構的各種形式的共同體之中,需要有外部性的監督才能使主體履行責任,由此需要相應成本。對于中國的小農戶而言,生命共同體、生活共同體與生產共同體融為一體,家庭既是生命延續、生活消費單位,同時又是生產單位。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家庭成員之間相互熟悉,彼此更有親情約束,對生產活動有著共同的期待和目標。以家庭為單位的共同勞動,責任機制內化于每個家庭成員的內心,成為一種自覺和習慣,免去了外部指揮、監督的成本和困難。而以非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共同體,則難以產生高度“默認一致”的自覺行為。早在20世紀50年代,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就認為,“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家庭小群體,團結一致,利害與共,能夠自覺地全心全意地對生產負責,以適應農業生產復雜、多變的情況,經過它們長期的努力,已經創造出一套優良的傳統耕作方法和管理經驗。由此使它們雖然經歷了千百年的曲折,仍保留了它的生命力,使其成為整個農村經濟肌體組成的細胞。即使農業合作社實現了土地公有化,家庭經營這個生產細胞和它的自我責任意識,不能廢掉,要加以保護。”

  最后,小農戶作為政治共同體的責任連帶機制。

  家庭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組織單元。中國的家庭得以從較大的整體中脫離出來,重要原因在于春秋戰國以來實行的戶籍制度。“戶”是國家建制的細胞組織。在宗法國家向地域國家轉變中,國家以家為單位,編制戶口,將血緣性的“家”與地域性的“戶”巧妙地結合起來,將每個“家”通過“戶”聯結起來,從而獲得自主性。但這種自主性是以對國家的依從為代價的。國家以家戶為單位進行治理。“中國家庭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從前,社會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庭才是當地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家戶成員對國家承擔連帶責任,即“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種家庭連帶責任機制,強化家庭內部監督,促使每個家庭成員對家庭興衰承擔責任,也鍛造出小農戶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意志。

  費正清曾將中國小農戶與西方對比,肯定了中國小農戶在面臨生產壓力和困難時的忍耐與勤奮。他說:“在廣闊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國農民聽任天氣的擺布,依靠天賜的陽光和雨露。他們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絕的水、旱、饑、疫等天災。這同生活在地形多樣化土地上的歐洲人的命運成鮮明對比。”韋伯也曾評價:“中國人的勤奮與勞動能力一直被認為無與倫比。”中國人的勤奮與勞動能力并非天生的,而是在人與環境的長期互動中所形成,由其特有的責任機制所內生。正是這種自我負責的責任機制,在鍛造小農韌性的同時,也創造了中國農業的奇跡。英國經濟史學家曾對此評價,“相比較于19世紀以前任何一個時代的歐洲大多數國家,中國農業的效率非常神奇。中國的農業從來沒有得到過系統知識的幫助,完全是農民個人技巧的成就。”

  四、韌性小農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

  無可否認,傳統小農的脆弱性是客觀存在的。與歐洲農民相比,中國農民較早從較大的共同體中超越出來,以家庭為單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并創造了世界上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然而,失去了較大共同體約束的中國小農,同時也失去了共同體的保護。作為自我負責的獨立單元,中國農民所面臨的生存壓力是世界空前的。一是人口壓力。作為生命共同體、生活共同體、生產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的家庭,為了延續血脈,他們有責任多生多育,但這又加劇了土地的壓力。人多地少是長期伴隨中國的一個基本矛盾。二是稅負沉重。中國自秦王朝以來,建立起強大的國家機器。王朝國家的運轉是以農民提供的沉重賦役為條件的。“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一回事。”據研究,秦王朝建立后,全國人口大約4000萬,但包括強制性移民等的征調勞役人口達2000萬之多,占全國總人口的50%。這樣沉重的賦役可能比“死一頭母牛”給小農帶來的負擔更大。進入20世紀,天災人禍、人口劇增、兵荒馬亂、資本擠壓等壓力疊加,使得傳統中國小農戶的生存環境受到極大破壞,遭遇極大困境。

  為了改變農民的生存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始對傳統小農進行改造。經過一系列改革,小農的生存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系列改革為傳統小農向現代小農轉變創造了有利條件,并初具現代農民的特征。

  一是組織化。不同于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工業社會,農業社會是一種有組織的團體生產社會。在人類歷史上,因為對農業社會的組織方式不同,產生出部落制、村社制、莊園制、家戶制等農村社會的基本組織制度。相對于部落、村社和莊園而言,家戶作為血源性組織,是最小最基本的單元。但是,正如馬克思的分析,缺乏社會聯系和組織保障的孤立、分散的家戶小農存在先天不足,如社會分化及由此導致的普遍貧困問題。基于我國小農普遍貧困的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即開啟了農業集體化的道路。新中國成立以后實行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生產資料和農民集體化,目的便是將農民組織起來,讓個體化的小農成為有組織的小農,從而為克服個體化小農的先天不足提供保障。

  集體化確立了農民組織化的制度基礎,但在實踐過程中,缺乏有效激勵的分配機制難以激發生產經營的責任意識,集體化的制度優勢被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所抵消,由此產生了新一輪的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確立了“統分結合”的原則,通過家庭經營,激發農戶的生產責任意識,調動其生產積極性。同時,土地仍為集體所有,作為集體成員的農民獲得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集體產權制度從兩個方面為小農經營提供保障:一是發揮組織功能。由于分散的家戶小農對市場不敏感,小農生產在面對大市場時出現自身能力不足的風險。近年來,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過程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揮其“統一經營”的組織功能,在農機、種苗、銷售等經營環節組建各種形式的合作社,或者成立更有效率的集體經濟組織,為小農戶克服自身能力不足提供了有利條件。集體產權制度為小農的組織化提供了制度基礎。二是提供基本保障。小農的經營權受到國家法律保障,具有長期穩定性。在面對市場化和社會化風險時,由國家法律賦予的權利為其安身立命提供了最后的保障。與馬克思所分析的面對社會化大生產必然陷入生存風險的歐洲傳統小農相比,這種共有產權制度實際上為農民避免風險提供了一堵制度性的擋風墻。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歷來將農村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視為農村的基本制度。近年來,中央文件也反復強調和重申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目的都是給每個家戶小農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

  二是社會化。通過與社會的廣泛連接,獲得更多資源,為小農戶的生存和延續提供更多條件。傳統小農的社會聯系有限,地域范圍狹窄,如幫工互助或外出打長工,大多在一村或相鄰的村莊內進行;農副兼營所獲得的資源匱乏,來源單一。如此種種使得其抵抗風險和變故的壓力巨大。集體化為農民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但畢竟有限。改革開放的發展使農民進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之中,極大提高了社會化程度,農民可以在更加開放廣闊的社會聯系中獲得更多資源。首先,工業化和城鎮化帶來的流動性給小農戶增加了更多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小農收入的增加提升了其生存能力。目前,農民的非農收入已超過農業收入,成為其收入增加的主要來源。而且這一現實將是可預見的一個長期過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相對于其他各種來源的農業投入而言,農戶的非農收入是農業生產投入的主要來源。這既可以視為小農韌性的表現,也是其韌性來源。其次,流動性和廣泛的社會聯系成為小農提升生產技能、增強現代經營理念的重要途徑。相對于傳統時期有限的地域流動所發生的技術流動而言,現在發生在工業化和信息化為基礎的現代社會的普遍而頻繁的人口流動,帶來了更加高效而實用的生產技術傳播和經營理念的更新。最后,小農戶的農業生產本身也獲得更多社會支持。如種子、化肥、農藥、機械、自動灌溉等生產條件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等,使得小農戶得以從廣泛的社會聯系中提升其生產能力、增強其生命力。正因為如此,徐勇等學者將現代小農稱為“社會化的小農”。

  三是國家化。傳統小農是一個自主的責任單位,不僅對其生存發展自我負責,而且還承擔著向國家統治提供物質基礎的責任。國家對小農的生存發展缺乏保障,更多是一種單向的汲取關系。這種汲取構成了農民生存壓力的來源之一。

  置于廣泛社會聯系和市場化體系中的小農戶,在獲取更多資源的同時,也可能面臨更多風險。這正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歐洲傳統小農脆弱性的來源。隨著現代國家的建構,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逐步出現變化,由傳統時期國家從農村汲取資源轉變為不斷向農村輸入資源,國家在為農民提供保障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首先是減輕農民負擔。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為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頑疾,中央從2001年開始在全國推進稅費改革,并于2006年取消了延續數千年之久的農業稅和“三提五統”等面向農民的各種收費。其次,給予直接支持。為了解決“三提五統”等農村生產費用取消后的公共建設經費不足的問題,基于農業生產的先天弱勢性,國家直接向農村轉移資源,給予小農生產更多生產支持。如針對糧食生產的種糧補貼、農機補貼等農業綜合補貼,針對農業小水利建設、農田整治等的農業基礎設施項目補助等。最后,提供生活保護。如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等,加大對農民醫療、養老等基本保障投入,構建“家國共責”的養老保障體系。2004年,國家開始在全國推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家庭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的農戶納入低保體系,保障其最基本的生活來源。從“汲取”到“輸入”,構建了國家—農民之間的雙向責任關系,小農戶為國家糧食生產負責,國家對小農戶的生存和發展負責,這種責任機制也進一步提升了現代小農的韌性和發展能力。

  正是基于傳統小農向現代小農的轉變,黨的十九大提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肯定了小農戶在現代農業發展中的地位和方向。當然,要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除了繼承小農戶的責任意識,發揮其生命活力,還要通過適當的模式和機制加以落實。對此,當下各地已進行了不少實踐探索,如近年來各地在發展現代農業實踐鄉村振興戰略中出現的“企業+農戶”模式。企業是現代經濟組織,其重要特點是將各種現代要素高度集聚起來,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組織單元。小農戶是最具有活力的農業經營組織。通過“企業+農戶”的模式,企業能夠最大限度地將現代要素帶入農業生產領域,小農戶在接納現代生產要素的基礎上發揮其生產經營的組織活力,不僅提升小農戶的發展能力,也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企業作為農業產業化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向合作農戶提供育種、種苗、飼料、藥物、技術、銷售等系列服務,合作農戶根據意愿負責養殖,到一定時間向企業“交貨”換取收益。通過在企業與小農戶之間構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互利共生關系,通過將大企業和小農戶連接起來,以現代企業更強大的風險應對能力和收益獲取能力,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銜接提供平臺和紐帶。

  組織化、社會化和國家化,不僅提升了小農生產的內生能力,也為其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外部環境,進一步增強并提升其韌性。在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期內小農戶仍然構成我國農業經營絕對主體的前提下,認識其韌性,以及生產出這種韌性的責任機理和當下特征,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實踐黨和國家提出的“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政策定位。也只有實踐“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提升小農戶的發展能力,促使其從“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傳統小農,逐步走向“韌而彌堅、堅而彌強”的現代小農,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才能獲得穩定基礎,一個穩定而堅實的農業現代化才能為中國現代化提供穩定重心。

  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陳軍亞 工作單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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