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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的公共性分析
2020年01月20日 09:30 來源:《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無錫)2019年第1期 作者:許軼冰 張駿 吳迪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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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許軼冰,江南大學 法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張駿,西安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吳迪,柏林自由大學 教育與心理學院,德國 柏林 14195 許軼冰(1975- ),男,陜西銅川人,巴黎第五大學社會學博士,從事哲學社會學與文化傳播研究。 張駿(1990- ),男,江蘇揚州人,西安交通大學社會發展與管理博士,從事社會治理、公共性研究。 吳迪(1987- ),女,內蒙古包頭人,柏林自由大學跨文化教育碩士,從事跨文化交際、語言教育研究。

  內容提要:與其說這是一篇分析,不如說這是一篇反思;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公共性的中國話語權的獲得。一方面,回顧和梳理了個人對于公共性的認識,并以此考察了網絡社交現象背后的實情;另一方面,通過對“朋友圈”公共性的分析,討論了社會學家的任務并嘗試挖掘自身的社會學態度。由此,全文分為四個部分:以中國詞源為起點,尋找公共性概念的原初實在;利用對“朋友圈”繁榮原因的分析,挖掘公共性的動力特征;通過對“朋友圈”里各種“公”與“私”的關聯或對比,解釋和呈現它們的相互依存性;揭示“朋友圈”的公共性真相,討論我國公共性的不足和社會學家的任務與態度。

  關 鍵 詞:朋友圈/微信/自媒體/公共性/隱私性/社會學家/Moments/WeChat/We-Media/Publicity/Privacy/Sociologist

  “朋友圈”指的是騰訊微信上的社交功能模塊:一方面,作為信息的發布者,注冊用戶不僅可以發表文字、圖片、視頻等,還可以通過一些軟件,將文章、音樂、影像等選擇性地分享給予其建立過“朋友”關系的其他注冊用戶,即“圈友”;另一方面,作為被“圈友”確認過的信息的接收者,注冊用戶還可以對“圈友”所提供的一切信息進行“評論”、點“贊”或“轉發”,倘若該“圈友”與注冊用戶擁有共同的、且被共同確認為信息接收者的其他“朋友”,那么所有這些人不僅能夠看到他們彼此之間的“評論”或點“贊”,還能夠利用這些功能完成他們在“朋友圈”彼此之間的互動。當通過以上操作,所傳播的信息蓄積到足夠的能量,即擴散至相當的范圍,凝結出廣泛的意見,伴生有明顯的影響時,勢必會導致一種能夠被我們稱之為“公共性”主題的出現。而本文所要討論的,正是“朋友圈”的公共性問題。

  一、“公共性”詞源

  1.現代漢語中的“公共”

  現代漢語中的“公共”是個合成詞:

  公:①共;共同。《玉篇·八部》:“公,通也。”《廣韻·東韻》:“公,共也。”《荀子·解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楊倞注:“公,共也。”唐韓愈《與孟尚書書》:“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第四十五回:“大家公推李村長當‘漢奸財產處理委員會’的主任。”

  ②公家,公眾的。與“私”相對。《詩·豳風·七月》:“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毛傅:“大獸公之,小獸私之。”《韓非子·五蠹》:“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清魏源《籌漕篇下》:“合計公私所費,幾數兩而致一石,尚何暇去幫費!”

  共:共同,共同具有或承受。《說文·共部》:“共,同也。”《論語·全冶長》:“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蔽之而無憾。”唐聶夷中《古興》:“前圣后圣同,今人古人共,一歲如苦饑,金玉何所用?”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題(芥子園畫譜三集)贈許廣平》:“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漢語大字典(第二版)》)

  合二為一,“公共”便有了“公眾共有的或共用的;公眾共同的”(《兩岸常用詞典》)之意,如“公共場所”“公共空間”“公共利益”“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關系”等等。“公共”一詞的最早出現已不可考,而它在20世紀80年代的普及主要是基于當時對“公有制”性質的強調。如今,其釋義更多指向“屬于社會的,公有公用的”(《現代漢語詞典》)。

  從形容詞的“公共”到名詞的“公共性”,即“具有公共的性質、屬性”,其間強調更多的是人與人或人與事物之間的“共在(être-ensemble)”“共存(co-existence)”或“共生(vivre-ensemble)”關系。或一言以蔽之,強調的是社會關系中的“相互依存性”。因此,“公共性”就成為社會科學,尤其是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傳媒學、行政學等學科最感興趣的研究主題之一。根據不同的出發點、側重、研究背景、理論范式等等,不同的學者對于“公共性”有著各自不同的見解及自身相應的表述。例如,國內學者王樂夫和陳干全認為,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礎與核心,是公共行政區別于私人管理的根本屬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質特征之一。[1]而李明伍則從社會學的學科視角出發,以文化的角度界定了公共性的內涵,即“某一文化圈的公共性即為有關該圈中所有成員共同(其極限為平等)享受某種利益,因而共同承擔相應義務的制度的性質”。[2]

  2.英文“public”

  最常被譯為“公共”一詞的西文詞匯是英文中的“public”。它最早作為形容詞出現在14世紀后期,來自古法語中的“public”,意為“開放對公眾的觀察”;以及拉丁語“publicus”,即“人民、國家”,也作“普通、公眾、庸俗”之意。作名詞時,其含義則為“聯邦、公共財產”。繼而,后期古拉丁語“poplicus”,即“與人民有關的”,改變了其語義,這很可能是受到拉丁語“pubes”,即“成人”一詞的影響。

  在15世紀早期,“public”的意思仍是“與人民有關的”;但是到了15世紀末期,已經發展成為“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再到16世紀40年代,其意就變成“向社區所有人開放的”;這與古英語中的形容詞“folclic”意思相同。其后,“public”又經歷了其他一些意思上的變化。比如,托馬斯·杰斐遜在1870年將“public relations”即“公共關系”獨立作為一個固定用語后,該用語在1913年被正式收錄。又如,在1821年開始使用的“public office”,即“公職”,這一用語中,“public”的意思指的是“由公職人員擔任職務”,等等。[3]

  如今,當我們查閱英漢字典時,作為形容詞的“public”除了有“公眾的”“公共的”意思之外,也有“公開的、社會的”,以及“國家的”等意思。而作為名詞時,其“公眾”的意思最多。其中最生動的一個例子莫過于“go public”這個短語,即“股票上市”。當股票在交易所掛牌接受公眾交易時,它就從特定少數的持股人正式走向公眾了。[4]

  具體到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時,“public”通常也是以兩種詞性出現的:作形容詞時,其意多為“向公眾公開的”;作名詞時,其意則多為“擁有相同理念、興趣和想法的一群人”“受同樣政策影響的一群人”“在同一社區的人”等等。[5]至于具體的應用,學者馬丹尼波爾在思考“西方社會公共空間為何衰落,以及如何重塑?”這一議題時,指出“公共性”代表了其屬于所有人的為全體服務的性質,因此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空間的本質屬性。[6]而德國著名學者哈貝馬斯則從政治哲學的視角出發,認為這種“來自理性主體的自我表達、自我確證的公共輿論和公共意見”的“公共性”構成了政治哲學中關于合法性的理論基礎,[7]等等。

  3.自媒體的“公共性”假設

  不管怎樣,“公共性是媒介的天然屬性”。固然,國內有學者認為自媒體是否能夠取得公共性主要取決于制度和體制,但“自媒體傳播的公共性主要是通過媒介輿論實現的,不同于一般輿論的自媒體輿論不只是一種社會公器,其在本質上體現為參與者的公共精神或者說是公共精神的代言人。”[8]這也就意味著,公共性同樣是自媒體的“天然”屬性;只是這種屬性較傳統媒體而言更為內隱,更多情況下需要相應條件的激發。那么,作為媒介(微信/自媒體)功能之一的“朋友圈”,它首先必然是具有公共性的。其公共性一方面可以如之前序言部分中所提到過的,包含在信息傳遞的過程與影響之中,即“(當)所傳播的信息蓄積到(了)足夠的能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說蘊藏在它作為信息的接收者與發射者、制作者與瀏覽者、生產者與使用者、采集者與散播者、存儲者與消耗者、保持者與改造者、利用者與質疑者、經營者與消費者等等相對角色之間的轉換欲望之中。也就是說,角色轉換所意欲達到的目的或完成的目標,即期望通過信息傳遞所能夠獲得的效果,亦是促成公共性產生的重大原因。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包括微信“朋友圈”在內,正是由于這些“成對角色”之間的轉換欲望才造就了當前自媒體世界的活力與豐繁。套用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也就是說,只有具有了公共性的自媒體,才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實現注冊用戶的自我實現需求。

  二、“朋友圈”的可能性

  1.“部落”的營造

  自最初設計,“朋友圈”便具有其繁榮的理由,首先在于“部落”的營造。“部落”隱喻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馬費索利提出,即“因相同的情感集聚起來的族群及其聯系”[9]“因共同的情感,我們與他者相遇、相聚,形成部落;又因情感的轉移,我們從一個部落走向另一個部落。”[9]“朋友圈”就是這樣的部落,也是一種游牧主義。對于“朋友圈”的一切操作,包括關注、閱讀、點贊、回復、發表、轉發、屏蔽、刪除、清空等等,都是為了實現和鞏固共同的(共享的)價值觀。也就是說,相同或相近價值觀的顯現,會促使我們或緊或松、或明或暗地凝結在一起。而不同的價值觀認識或追求,會造成我們之間或近或遠、或短暫或永久的疏離。繼而,我們亦能夠在這樣的部落或游牧主義中找回自身的基本價值觀。一方面,有一些價值觀是公開的、公民化的、浮躁的和侵略性的,它們由媒體、經濟或政治權力所決定,這些價值觀往往是非常抽象的價值認識,對人們的現實生活活力影響甚微。另一方面,有一些價值觀是原始的、基本的、可靠的和具有啟發性的,它們由常識、生活經驗和感性理智所豐富,這些價值觀往往是平民化、民粹化和自主化的價值認識,對人們的現實生活活力影響重大。此外,部落是建立在“鄰近”和“日常”基礎之上的生活哲學。鄰近,對或是真實、或是象征區域的分享,促發倫理與感情共同體的涌現。日常,不僅是所有共在、共存、共生的基礎,也是人們思想與精神的搖籃。生活哲學,是對觀察并融入世界的如其所是的要求。“朋友圈”亦是如此,鄰近造就了其空間場所聯系,日常承載了其內容主題,而這一切所呈現出的真真假假與虛虛實實,反映的正是其意欲構筑的生活哲學形象。

  2.話語權的重構

  話語權,本質上是“說話權利”和“說話權力”的統一。話語權利,指有資格說話、有機會說話,是話語權得以實現的前提。說話權力,指說話的權威性、說話的影響力,是話語權得以實現的關鍵。話語權在社會結構中的分布與資源占有情況、具體的信息傳播方式等均有著密切的關聯。[10]在現實生活中,話語權大多在社會上層的掌握之下運行,接受社會上層的監督與審查,傳統媒體往往成為社會上層表達和行使話語的主要載體,或簡言之,話語權被壟斷。而作為微信功能之一的“朋友圈”,無論它愿意或是不愿意,其信息傳播方式本身使其天然具有成為“公民媒體”的可能。公民媒體,與公共媒體相對的概念。它既不同于傳統的公共媒體,也不完全等同于新媒體,它是具有獨特媒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新興媒體。具體而言,公民媒體擁有四個明顯的特征:媒體功能的媒介私有;提供反映個人意愿或者價值觀的差異化信息;獨立運作;不以營利為目的。[11]一方面,信息傳播主體將個人情感與個人意志投射到具有“空間場所聯系”的“朋友圈”;另一方面,通過“圈友”們的認同與層層轉發——尤其是轉發,勢必會促成傳播方式自具有中心結點的星狀拓撲結構向去中心化的網絡狀拓撲結構的轉化。見圖1、圖2。

  圖1 星狀拓撲結構

  Fig.1 Star Topological Structure

  圖2 網絡狀拓撲結構

  Fig.2 Network Topological Structure

  這會吸引到更多具有直接關聯或具有層層間接關聯“圈友”們的加入,從而使大家彼此的意見與觀點匯聚,形成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公共意見;或簡言之,創新話語權。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是處于現實社會中的哪個社會層級的人士,均可以反之以“朋友圈”信息傳播受眾的喜好為切入點,制造和散播能夠有效吸引最多關注的信息,從而擴大輻射范圍,增強傳播效果或提升傳播速度。眾多無論是好或壞的網絡輿情發生,都是如此的過程。而以上均又是公共性造成的因果。

  3.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

  形象,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動的具體形狀或姿態。自我形象,不僅是一個人的外表或容貌的呈現,也是其內在修養與內在品質的外部反映;自我形象的塑造不僅是個人發展的需求,也是社會發展對于個人的基本要求。通過對所傳播信息內容的選擇與控制,“朋友圈”中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一方面可以維護、鞏固或增進原有的某些社會關系——當然,這亦可能同時會引發某些社會關系的疏離,但在多數情況下,自我形象(重新)塑造的積極效價總是大于消極效價的。比如,利用自己設置的個人偏好吸引先前親密程度不足的“志同道合”者。另一方面,還可以改善、改變或革新某些“圈友”對其固有的刻板印象。比如,運用文學或藝術方面的情感信息表現男子漢細膩的一面。對于那些日常與其較為熟悉的“圈友”而言,這樣的塑造似乎影響不大;但對于那些平日與其并非那么熟悉的“圈友”而言,這樣的塑造往往具有十分明顯的積極效果。實際上,并非所有的注冊用戶都需要或意愿在“朋友圈”中進行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這或許是因為其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或許是因為其性格之中的不善交際、謹言慎行、注重隱私等等。其次,亦并非所有在“朋友圈”進行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都是巧于心機、刻意明顯、城府重重的,更多的情況是一種局部放大、自然流露和精神向往。這是因為“朋友圈”實屬較私密的空間——與其“朋友”關系的認證有關。雖然它潛藏著巨大的公共性,然而“熟人關系”的存在勢必會淡化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概念。也就是說,“朋友圈”中的地位權重往往小于信息內容權重。這也就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類似自我中心主義中的“自戀”,能夠以個性化、自由化、理想化的方式在“朋友圈”中“經營”自己的形象,讓其他的“圈友”能夠清晰地閱讀和了解自己。這實際上就是“朋友圈”所具有的公開、平等、均質化的閱讀和理解方式。不管怎樣,既然存在著人為的塑造,就意味著會有各種人為的操作,這不僅包括對所傳播信息內容的判斷與采編,甚至還包括對所發表信息數量與頻次的控制、對與不同“圈友”互動時表情符號的選擇、對平日點贊數量及點贊時機的把握等等。總之,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本質上是對社會關系的發展。

  4.快感度的建立

  快感,指愉快或痛快的感覺。快感度,指情緒體驗在快樂或不快樂程度上的差異。能夠使人產生快感的因素有很多,如生理的、心理的、現實的、臆想的、重大意義的、微小妙趣的等等,而快感度則主要與需要是否得到滿足有關。需要,是有機體內部的某種缺乏或不平衡狀態,它表現出有機體的生存和發展對于客觀條件的依賴性,是有機體活動的積極性源泉。參照不同的標準,可以對需要進行不同的分類。比如,按照屬性可以分為自然需要和社會需要,按照內容可以分為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以后一種分類方式為例,“朋友圈”能夠從某種程度上滿足注冊用戶的物質需要。“朋友圈”的發展早已不再局限于信息傳播或社會交往,其附加的商業價值也在日益突顯。如在“朋友圈”中出現的廣告,有直接的、有間接的;有硬性插入的,有軟文呈現的;有通過閱讀收費的,有通過集贊免費的;有發“優惠券”的,有“限時贈送”的。無論怎樣,都表現為一種伴隨著“媒體屬性”而產生的“微經濟”形式,[12]這種“小規模”“多頻次”“分散化”“非主流”的嶄新經濟方式同傳統的經濟方式一樣,都能夠影響到對人們物質需求的滿足。朋友圈能夠從某種程度上滿足注冊用戶的精神需求。“朋友圈”自其誕生之初,除卻作為信息接收方對其使用上的要求,包括所獲信息的豐富、迅捷、專業性、趣味性、實效性、廣泛性等等,還有作為信息的發送方對其使用上的要求,包括言論的自由、原創的思想、交流的渴望、情感的宣泄、與眾不同的評論等等。而無論是來自哪一方的要求,體現更多的都是使用上對精神需求的滿足。不僅如此,“朋友圈”所具有的“天然低成本營銷”模式,包括“營銷”種類的多樣性、受眾范圍的延展性、產生共見的可能性、時空場所的虛擬性、廣泛評價的真實性、“線上”與“線下”的互動性等等,和“朋友圈”為消除“異見”或“異見人士”而專門建立的“屏蔽”或“拉黑”設置,包括“不讓他看我的朋友圈”“不看他的朋友圈”“公開(所有朋友可見)”“私密(僅自己可見)”“部分可見(選中的朋友可見)”“不給誰看(選中的朋友不可見)”等等,都將促進注冊用戶在使用“朋友圈”時能夠保持相當水準的快感度。

  5.功能的深化與發展

  得益于智能手機的便捷性和廣泛普及、微信綜合功能的開發與應用、“朋友圈”對自媒體功能優勢的極致發揮等等,“上微信、刷‘朋友圈’”已經成為當前中國人較為普遍的“生活日常”。而原先主要是作為微信社交功能模塊的“朋友圈”也借此時機不斷地發展和進化著自身功能。一方面,是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功能,包括信息傳播、社會交往、商業營銷、“部落”構建等等,朝著更加開放、自由和效率的方向縱深發展。這還包括了對其他程序或功能的綁定與使用,即對綜合功能的開發與拓展。另一方面,借助于自媒體、新媒體、公共媒體,甚至是“公民媒體”的屬性,“朋友圈”所具有的一些內隱、潛在的功能正在不斷地被發掘。例如,得益于其對公眾話語權的極大釋放,如前所述,這甚至導致了傳統話語權在當代社會的日益式微,一些新的事物,如“公共的意見市場”[8]“社會公共服務平臺”“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和諧社區”、新的宣傳教育方法與模式等等將不斷產生。實際上,這些新功能的創建更多借助的是公共性的實現,而網絡公共性的實現不僅會涉及傳統媒體經營模式的改變,還會涉及當代政府管理機制的轉型。或換言之,“朋友圈”功能的深化與發展更多體現的是社會進步的要求,它與人們社會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有著密切的聯系。這是一種映射關系,也是一種比照關系,內在驅動引發各種關聯,這亦造成了映射或比照結果在外觀上的放大與縮小。簡言之,“朋友圈”不僅反映的是我們的現實生活,它其實就是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此外,還需補充提及的是技術。借用愛因斯坦的名言,“這個可怕的事實已經格外明顯:技術已經超越人性。”技術不僅能夠全面推動網絡(“朋友圈”)的繁榮發展,它亦可能全面摧毀或使用其他事物來取代當前的一切。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它將使我們被迫面對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非人”狀況。而在當下,我們所能堅持到最后的,則仍如愛因斯坦所言,“人類的精神必須凌駕于技術之上。”

  三、“朋友圈”的“公”與“私”

  1.天然“私屬性”

  無論如何,當軟件的設計者、程序的開發者或專利的擁有者將其以“朋友圈”,即“由彼此通過相互間的交往而發生感情的人所形成的集體的范圍或活動的范圍”①命名之時,這種對范圍的界定意圖強調的即是“私性”的存在。

  首先,“私人化”是自媒體區別于傳統媒體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媒體,又稱個人媒體,指的是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普泛化的傳播者以現代化、電子化、數字化的方式,向不特定或特定人群傳遞規范性或非規范性信息的新媒體的總稱。而作為“互動營銷平臺”——騰訊微信的自身定位——的微信,正是我國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自媒體平臺。因此,作為其功能模塊之一的“朋友圈”,自然服務私人,應為私人負責,是私人可選擇的網絡服務或網絡體驗。

  其次,“朋友圈”的建立以“熟人關系”為基礎。

  不管是愿意還是不愿意,不管是主動還是不主動,只要是打開了微信,網絡社交或者說用戶的自我營銷即已開始。亦或者說,這本就是同一回事兒。有人將微信中的“朋友”分成了六種[13]:家人、熟朋友、一般朋友、有聯系者、朋友引薦的陌生人、真正的陌生人。前四種人是自行添加進入“朋友圈”的,屬強連帶關系;而后兩種人則是伴隨著一些時機或出于某種目的才被添加進入“朋友圈”的,屬弱關系的建立。由此,不難看出微信中的“朋友”關系實際上也只是一般物理意義上的連接,只是在彼此交流的程度上、頻次上,或者是在對本“圈子”的影響上、發展上,前四種人的表現更為活躍。

  再次,“朋友圈”發布的內容屬“私人定制”。

  非原創事物的發布,如轉引、轉發等,均為私人對其內容的肯定或否定,或簡言之,某種確定。而原創事物本身就是私人的“制作”,如一些具有感情色彩的文字、精美的圖片或有趣的視頻等等。

  最后,“朋友圈”中的所有設置都是對隱私性的保護。

  實際上,之所以稱其為“朋友圈”,就是因為商家企圖利用真實朋友之間的“私關系”來吸引用戶。這勢必會引起對于“公”的限制,而手段就是通過各種不同的設置,把相應人群——“朋友”或“朋友種類”——進行有限或無限的“屏蔽”與“拉黑”。甚至可以認為,“朋友圈”的一切設置實際上都是為了確保用戶對其隱私安全的認可和滿意。至少表面上的功夫要做到;或換言之,要讓用戶產生一種“盡在掌握”的天真與傲慢。

  2.從“私人論題”到“公共論題”

  “私”不同于“己”。私,屬于個人的或是為了個人的(跟“公”相對),如私事、私信、私有。己,自己。“朋友圈”的信息是發送給“私”而非“己”的。否則,除非是將這些信息作為日記或日志的功能來使用,最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有了生理或心理方面的問題,如人格分裂。而如前所述,“公”除了具有“屬于國家或集體的(跟‘私’相對)”“共同的”等意思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意思是“公開的”。公開,不加隱蔽的;面對大家的;使秘密為人所知的。得益于各種各樣的設置,“朋友圈”的公開范圍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是可控的。或換言之,“朋友圈”之所以這么吸引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對“私”的有限公開。有限公開,即有效地控制公開的內容和范圍。例如,主動地向意欲接近的對象暴露自身的一些隱私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是非常有效的拉近人際距離的方法之一。事實上,還有一種態度是“強度公開”(與“有限公開”相對),即期望“圈內”所有的人都看到,并能夠主動地將信息進行繼續的傳遞。簡言之,全面啟動網絡狀拓撲結構的信息傳遞機制。如2018年的一篇揭露疫苗問題的報告,一夜之間就“刷了所有人的屏”。“刷屏”不僅是“強度公開”實現的標志,也是信息接收者對于信息內容或反對或贊同的確認,更是公共性出現的前期或中期征兆。而能夠被“強度公開”的信息必然是“公共論題”而非“私人論題”的,這是因為只有前者所涉及的問題才能夠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認同。公共論題,指與公共事務和公眾的普遍利益有關,涉及大多數人的利益、愿望、價值觀、意識形態和需要等,多與法律、制度、文化等公民行為規則有關,適合在公共領域談論的問題。私人論題,指關乎個人或個別人的行為、想法、表現和實踐的問題。這也就意味著,無論出于怎樣的目的,如果想讓自己制作的信息達到“強度公開”,首先就必須使其從“私人論題”轉向“公共論題”。這其中包含很多技巧,如“以小見大”,即將具有公共含義的私人事件上升為公共議題,并對此進行討論;又如,尋找隱藏論題,即通過關鍵詞統計和尋找話題核心,將私人事務發展成為公共論題。[14]簡言之,通過對公開程度的有效控制,實現“我的‘朋友圈’我做主”的自由度。然而,事實真的會是這樣嗎?當所傳播的信息被接二連三地以線性方式無盡衍射或以網絡狀拓撲結構無盡傳遞之時,一切都將變得無可控制。出現這種結果的實質原因在于“朋友圈”所蘊藏和流動著的巨大公共性,而非信息的制作者或傳遞者的識人不明、遇人不淑或所托非人了。總之,“圈內”有風險,“入圈”需謹慎。

  3.活力論與文化攢動

  公共性本質上是一種活力論,即富含的內在“活性”規定和控制著事物的活動發展和特性,其產生不受外界因素的支配。米歇爾·馬費索利經常使用諸如“積極尋根(enracinement dynamique)”“秘密集中(centralités souterraines)”“沖突性和諧(harmonie conflictuelle)”等術語及諸如“權力(pouvoir)/勢力(puissance)”“應該是怎樣(devoir-être)/是怎樣(être)”“統一性(unité)/獨特性(unicité)”等一對對具有對比考量的術語組來突出他所強調的活力論,尤其是他的“東方活力論”。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東方”指的并非是地理上可以定位的東方,而是指所有逃避了重大現代價值碾壓的地方。在他看來,那應當是“在遠東或是在南美洲,(它們)沒有給重大現代價值留有位置,那里的生命力飽和,充滿部落、游牧、感情、當下,等等。”[15]而“朋友圈”正是這樣的“應許之地”。我們之前所論述的“朋友圈”繁榮的原因,即章節標題中的“可能性”也說明了這一點。但同時,亦如國內學者所提出的“自媒體是否能夠實現公共性取決于體制與制度”[8]的觀點,即對嚴格的監管尺度將會阻礙公共性產生的擔憂,似乎正在成為現實。比如,微信公眾號的“服務通知”中包括了一項所謂“辟謠通知”,它不僅可以告訴你最近的哪些朋友圈信息是謠言,還可以告訴你“與我相關”的,即你本人最近“共閱讀過(N)篇謠言文章”,甚至會將你閱讀過的謠言文章一一列舉出來。即使你只是瀏覽,并未進行過任何操作;即使你只是閱讀,并未相信過這些信息;即使你只是打開,并未拜讀過這些謠言。簡言之,“朋友圈”的私屬性已然是相對的私屬性;倘若存在公共性,那已然是受到控制的公共性。后一種情況的控制權甚至掌握在現代技術或先進機器的手中,即由程序控制為主導的閱讀瀏覽監管記錄系統。那么,從狹義的角度來講,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未被限制或排除、符合“濾網”要求的信息傳遞所造成的切實的社會行動或社會影響的結果,究竟能不能被算成是真正的公共性的實現?這可能會引起爭議,不僅是中西方之間的,甚至也可能是在我們自己學者之間的。而值得參照的,有這么一件事情:在兩度暫訪中國之后,在談及他對中國的印象時,米歇爾·馬費索利認為,目前的中國展現出了與西方社會全然不同的發展形態與特征,具有“我們在歐洲已經無法看到的活力”[15]“或許中國跟隨的是進步主義模式,或許中國已經返回被我稱之為‘進展性’的階段”[15];不管怎樣,“我發現西方的現代理論根本無法適用中國人的‘文化攢動(le grouillement culturel)’”[15]。亦或許,我們的“公共性”應該更多包含我們自身的認識和話語權。

  4.反公共性與公共性缺失

  如果說自媒體與生俱來的公共性是通過輿論來實現,本質上指向和體現為參與者的公共精神的話,那么根據之前對于私屬性的分析,“朋友圈”必然具有反公共性的方面。例如,在“朋友圈”通常所見的那些或刻意或無意地去政治化、去道德化;或媚俗、或專橫;或只是起哄,或矯揉造作,等等。與傳統媒體的公共性理念格格不入的被傳播信息,它們既無法制造和推動輿論的發展,相反,還會有意無意地將有用信息進行覆蓋,使之淹沒在大量的無用信息之中。簡言之,會引發各種信息或信任危機。此外,據其設計原理——“朋友”們之間的聯系;設計目標——實現具有針對性的廣告宣傳;傳播構造——用戶之間的熟人認同傳播模式和廣告商家的單向信息傳遞方式;管理機制——運營商不容置疑的專斷處置;作為當代媒體形式之一的“朋友圈”勢必會出現公共性缺失的尷尬境況。

  首先,是傳播內容的缺乏。

  網絡思想具有泡沫化、民粹化、情緒化和碎片化[10]等特征。尤其是民粹化,它是一種以網絡為載體的新型民粹主義。得益于網絡信息的開放式傳播結構,每一位傳播者都既可以是所謂“人民”,也可以是所謂“領導者”,也就是說,具有明顯的非核心性。由此,這樣的新民粹主義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并沒有形成自己完整而又系統的思想體系,有的只是一些特定的、分散的口號和訴求,常常表現為破而無立”[10]。不僅如此,它還會常常表現為一些與現實主流狀況格格不入的、純粹的、極端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對立或對抗情緒。

  其次,是表達通道的缺乏。

  這一方面在于“朋友”的個數、范圍、所屬領域、遠近親疏以及人們之間的互聯方式等等,或簡言之,在于人們之間的“結晶”程度。另一方面,過度的私人化勢必會影響和降低人們對于公共性事物的認知與表達。例如,“朋友圈”絕非網絡問政的好場所。另外,需要提請注意的是所謂“數字鴻溝”,即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網絡用戶,并非所有的網絡用戶都是微信的注冊用戶,并非所有的微信注冊用戶都會去使用“朋友圈”功能等等。也就是說,是否使用網絡或如何使用網絡這些行為本身造成了知情權與參與者之間的不平等。

  再次,是對公共性的歷史淡漠與外部侵蝕。

  受當代社會文化環境和經濟發展形勢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目前的“朋友圈”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多元化”發展趨勢,但都集中于文化形式和商業形式的表現之上,這亦與當下的社會生活日常相襯映并表現一致。但就公共性而言,這樣的發展無異于“雪上加霜”:一方面,是長久以來的公共性匱乏造成的惡性循環后果,表現為人們對公共性及公共性事物的淡漠;另一方面,由于人們對娛樂性、商業性的關注遠遠高于對公共性的關注,這就造成了前者對后者的進一步擠壓和侵蝕。比如,在當代年輕人對于政治的看法上,他們的“不在乎主義(je m’en foutisme)”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問題。

  最后,是“濾網”的實際存在。

  無論是以怎樣的緣由或采用什么樣的方式,“限定性選擇”強調更多的是指向性和集中性,而非普泛性和公共性。

  5.“公開”背后

  然而,以上并不意味著對“朋友圈”公共性自源頭上的否定;甚至相反,更多是來自謹慎、善意和友好的提醒。如果非要用最簡單的邏輯對此加以說明,那就是無論是否為“私”的東西,只要對它進行了公開性(publicity)的展示或者傳播,那么它必然具有可以發展成為公共性的可能性。這里的“公開”指的并非是將秘密的信息內容公開,而是指信息的傳播者將自己的閱讀、聽聞、見聞、感想、感受、感情,以及其他各種所得等拿出來與“朋友圈”的眾人共同分享。承載信息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只要不涉及底線、原則,如法律、法規等,信息的內容可以是無所謂對錯的。那么,對于信息的接收者,或者說是信息的分享者而言,更重要的不是信息所傳遞的內容,而是傳遞該信息這個行為背后所代表的意義。或換言之,這些信息類似于心理學中所講的“表情”,即情緒的外部呈現。這樣的呈現可能是內外一致的,也可能會因為受到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內外并非一致,尤其是復雜情緒的表露。此外,這樣的外部呈現還包括了人的面部表情、姿態表情、語調表情,甚至是人際的物理距離表情等等。不管怎樣,認識表情又稱情緒識別,即了解情緒發生時的主觀感受。情緒識別并不針對表情本身,而是針對表情背后的意義。意義,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那個“背后的真我”。就“朋友圈”而言,對于“真我”的認識甚至無關信息的原創者所要表達的真實想法或信念,也就是說,它只是載體;而是在于當下的那個信息的傳播者長久以來所表現出的特有的認知風格,即其在認知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習慣化的行為模式;和反映出的穩定的、具有核心意義的個性心理特征,即其性格特征,包括其態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緒特征和理智特征等等。兩者相結合,突出體現的便是這位信息傳播者的人格。簡言之,只要有足夠的信息呈現,“朋友圈”可以使我們重新或加深對于一個“熟人”,即“朋友”的認識。而這種自“公(開)”到“私(人)”的認知過程,也是“朋友圈”最基本的心理過程之一。

  四、“朋友圈”的公共性建設

  1.“朋友圈”的公共性真相

  綜上,朋友圈里不僅具有公開化的私屬性元素和私屬性結構,我們可以稱其為“隱私性”,即在個人生活領域中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秘而不宣的保密屬性。它是個人的自然權利,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還有具有自發性、內隱性的活力論,我們可以稱其為“公共性”,即人類公共生活的本質屬性,它是有關公共生活領域中人的“自我”實現及良性社會秩序的形成機制。由于公共性只有“在與私人性相比較時,才能獲得它的規定性。(于是)在某種意義上,沒有私人性,也就沒有公共性,反之亦然”[10]。因此,若要了解“朋友圈”里的公共性,就必須結合“圈內”的隱私性。

  首先,是兩種性質的“共在”。

  傳統意義上的公共性與隱私性是一組二元對立概念,源于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邊界清晰的劃分。[13]然而,如前所述,“朋友圈”中既沒有嚴格的公共性,也沒有完全的隱私性,也就是說,它們之間的分野并不明顯。這主要是由于“朋友圈”所特有的信息傳播結構——能夠隨時被激發的網絡狀信息拓撲結構;信息傳播方式——能夠進行間隔衍射的“熟人”傳遞;和信息傳播環境——虛擬空間里的公共輿論等等造成的。這也就意味著,“朋友圈”中的隱私性是前提,公共性是可能會產生的后果。也就是說,兩者之間是種遞進、進化,或者說是轉換的關系,而非是單純的并列或對比關系。因此,對這兩者“共在”關系的最好表述會是“你中有我,我中意見與有你”。

  其次,是兩種性質的復雜交錯。

  一方面,“朋友圈”里的信息是個人情感或個人意志(隱私)在網絡,即某種公共環境中的投射,這種行為本身會自動引發公共性的一個前提要素,即“公開”的呈現;另一方面,“朋友圈”的公共性通過輿論來實現,即私人話題(隱私)爭取到了更多人的認同與傳遞,形成了具有影響力的公共論題。那么,對其進行反觀,主體難道就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制作或傳遞的信息有可能會引發或造成的后果嗎?簡言之,“朋友圈”中的每一條信息的制作或傳遞實際上都具有其相應的公共傾向性。或換言之,這兩種性質本身天然“內聯”。

  再次,是兩種性質的相互轉化與相互影響。

  話語權的獲得使“朋友圈”具有明顯的個人特征,即個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在“朋友圈”進行衍射傳播的都是合適自己的論題。最好的情況是該論題再經有限或無限次的次級衍射傳播形成輿論,即公共性產生。這時“公共議程設置逐漸形成,(并)影響媒體議程設置和政府議程設置,(從而)改變整個社會發展”。這是一種從“私”到“公”,再到“私”的轉化過程,正如哈貝馬斯所認為的那樣,即由私人集合成公眾的公共領域,一方面在原則上反對一切形式的統治,但另一方面在公共性原則的幫助下,國家或政府竟建立起了一種政治制度。在這種特殊的轉化過程中,“朋友圈”的個人特征得到了極大強化,“呈現出個人性、公共性相互轉化的格局”。此外,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即“個人不加節制的多變主張以缺乏傳播節操的方式影響社會,這種無厘頭式的倫理起初帶有勃發性釋放的解放感,但隨之而來的危害性博弈,已讓社會成員感到了有如鞭炮在眼前燃放的自危感覺”[16]。這同樣也是從“私”到“公”,再到“私”的過程。

  最后,是兩種性質面對的挑戰。

  “朋友圈”的社交是私人領域在公共平臺的呈現,突破了隱私性的傳統觀念。[13]隱私性成為相對的概念,“即在不同的交際背景和面對不同交際距離的交際對象時,隱私的界定將有所不同。”[13]而目前由“朋友圈”所呈現的公共性實際上并不成熟,這主要在于“虛擬空間中的公共議程對現實社會產生極小的影響”[16]。也就是說,自媒體中所展現得尤其以道德和責任感為代表的公共性內容并未直接投射到現實社會之中。由此,自媒體淪為空泛的討論場域;或換言之,只是形成了在虛擬公共空間里進行討論的氛圍,卻忽視了應該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以積極的態度助推事情發展的行動。有一種與此相關的假設是,這樣的“空泛的討論場域”是由網絡用戶的超級普泛化所導致的匿名性所造成的。而匿名性無疑也會給公共性帶來其他方面的傷害。比如,“當網民在公共議題的商談互動中處于匿名狀態時,無形之中就為其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行為提供了掩護,網民可以盡情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考慮后果。網民可以肆意發表言論,享受言論自由的快感,從而使個人以自由的名義傷害他人的自由成為現實,使網絡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侵害他人的工具和自我發泄的場所。”[10]

  2.我國公共性的不足

  公共性是判斷社會是否健康、是否穩定的重要標準。公共性的發展,意味著群體公共生活的繁榮、公共利益的促進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我國目前的公共性概念并非是來自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繼承,而是源于對西方社會思想的移植。固然,我國古代也存在一些與此相關的認識,遺憾的是卻未形成最終的理論體系。此外,我國目前的公共性表現仍明顯不足,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首先,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關。

  哈貝馬斯認為,只有當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能夠進行嚴格區分時,公共性才有可能得以產生;或換言之,公與私的區分是公共性產生的基本條件。在此前提下,公共性思想便具有了兩點核心要義:一是私人領域的自由,二是公共領域的正義。前者強調私人的獨立性、主體性和差異性,后者強調公民的政治參與和集體、國家的正義秩序。然而,在中國場域背景下,如果想要清晰地界定傳統文化中的公私觀念或公私關系,那必然會是一項極其困難亦或者說會是一項無可勝任的工作。“傳統中國是一個家本位的社會,是完全建立在家庭或家族之上的社會。是家庭或家族而不是個人,構成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最小、也是最基本的單位。個人幾乎完全消解在家庭或家族之中。”[10]甚至,傳統中國文化對于個人的看法都會是:“權利因親疏而有分別”“人依附不同組織生存”“進步是集體的成就”[17]等等。或換言之,個人是群體中的一員,雖然擁有獨立身份,更重要的卻是其所屬的群體。見圖3。

  圖3 中國文化與西方價值觀念的矛盾之處

  Fig.3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Values

  由此,所有的研究都必須自所謂“相對”而非“單一”“純粹”出發;這也是造成我國公共性概念啟蒙和發展受阻或受限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怎樣,正如費孝通所言,在中國人倫關系的“差序格局”中,公與私是相對而言的,主要取決于個人所代表的相對利益。比如,個人可以為了爭取家庭利益而放棄家族利益。那么,對于家族而言他是私,但對于家庭而言他是公。同理,個人也可以為了爭取家族利益而放棄國家利益。總而言之,倘若以此為例與西方的公共性進行認識比較的話,我國的確具有國家的公共性和集體的公共性,但明顯缺乏公民的公共性。

  其次,與公共性的話語權有關。

  公共性是否具有跨文化的比較功能還有待考證,但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所定義的公共性來研究我國的公共性議題,勢必會造成認識上的混淆和概念上的遷移風險。例如,國內外均有一些學者嘗試將哈貝馬斯的公共性理論應用于中國明清以來的近代社會,由此引發了不少爭議。以羅威廉和蘭金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近代中國存在著類似卻不等同于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而以魏斐德、黃宗智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則認為,近代中國根本就不存在哈貝馬斯的那種具有很強歐洲色彩的公共領域概念。其中,結合中國經驗,學者黃宗智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三領域”的概念,較好地解釋了近代中國公共性的發展狀況,并獲得了國內大部分學者的認同。由此,不難看出公共性的話語權實際上也是衡量公共性發展的重要工具之一,或簡言之,標準很重要。事實上,現代科學一直具有喜好制定標準的傳統,其目的在于將一切事物都歸入可控制的范圍之內,從而達到對于這個世界的認知與把握。這也就意味著,與即將被納入的那個“范圍”相比,標準才更能夠代表這個世界向我們反映的意義。也正是由于我國目前缺少對于公共性的話語權,國內關于公共性的太多研究也就都呈現出一副似是而非的模樣。而如果只是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和進行我們的研究的話,我國的公共性發展一定會是停滯不前和無法適應這個時代的。這也就引出了本篇研究的真正目的,即以對“朋友圈”的公共性分析為例,回顧我們的公共性歷程,展望我們的公共性未來。

  3.社會學家的任務和態度

  面對我國公共性的不足且日益壯大的網絡社會潛藏和流動著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的公共性事實,無論是做學術研究——以追求知識的真理性為導向——的學者,還是做政策研究——以追求解決問題的成效性為導向——的學者,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然而,我國公共性的發展,包括其研究仍然“在路上”。此部分所要探討的,就是作為社會學學者的我們究竟能夠怎樣。

  社會學家與公共性建設之間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公共性對于社會學家的意義。公共性可以作為一種類型學意義上的劃分,幫助社會學家解釋和分析社會的歷史時代變遷;還可以作為一種批判工具,幫助社會學家重新審視或深刻詰問當代政治。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學家的“經世致用”。這又包括了兩種態度:一種是對具體“實操”的強調,提出了諸如社會學家應該“向大眾進行公共性概念的啟蒙”“要積極參與公共話題”“如有可能,可充任意見領袖,正確引領和疏導公眾輿論”等等;更深入的,還包括要“在建立話語權的專業性和大眾之間進行平衡”“在專業議題與公共議題之間進行平衡”“在政治利益、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進行平衡”等等。還有一種,是對“尊重專業性”的強調,即社會學家必須明確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的立場;不盲目“越界”,做好基本的描述工作。這不僅包括了對自己公共性研究目標的確定、對自己公共性研究內容的了解、對自己公共性研究能力的把握,還包括對公共性概念的深入、對公共性場域的介入、與公共性事物的接近、對公共性事件的挖掘與思考,等等;不僅包括知道哪些事情是自己能夠做和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自己不能夠做和不可以做的,還要知道如何運用作為方法的描寫,客觀、系統、發展性地描述所觀察到的一切。這兩種態度并沒有誰對誰錯,不能為了推崇一種而刻意貶低另一種。社會學家的社會學態度不僅與他的學術認知,包括其學術經歷、學術方向、學術特點等有關;還與他自身人格,包括其氣質特征、性格特征、認知風格和自我調控系統等有關。

  對于第一種態度,這里并不對它所取得的成就做過多陳述,需要提請注意的是它的異化和由此造成的結果。比如,項目申請高于一切;比比皆是的無可操作的政策性研究結論;學術會議上的“剛下飛機”和“先走一步”;專家變“磚家”,全民“拍磚”運動,等等。總之,過多的表演,較少的刻苦鉆研。至于第二種態度,更多是對能夠沉靜下來細心做學問的要求。它認為社會學家應當采取伴隨式思維——與居高臨下的態度相對——進入世界、愛撫世界、沉思世界,更多地去討論世界“是怎樣”而非“應當是怎樣”的問題,等等;與此同時,它還認為,社會學家并非萬能,當超越其力所能及的范圍時,事情就應該交付給更專業的人去完成,如政治學家、政客、心理醫生、化學實驗員、農學家、經濟學者,等等。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作為研究方法的描寫,它一直為該態度所強調。描寫,用語言文字等把事物的形象或客觀的事實表現出來。作為研究方法的描寫,即利用描述表現這個世界的如其所是。描寫的方法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第一種科學研究方法,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截至目前唯一可以確認能夠堅持到世界末日的科學研究方法。準確的描寫不僅能夠告訴我們世界“是怎樣”,還能以自由和開放的形式提醒我們“未來是怎樣”。這樣的認識與目前所流行的現代性要求,即必須獲得結論的執拗并不相同;或換言之,它既是古老的方法,卻又是嶄新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當然,這種態度也有可能會產生異化,尤其是在責任感、能力和研究成果方面等等。然而不管怎樣,認知是首要的。只有公正地把握了對這兩種基本態度的認知,我們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發展自身的學術理想,從而有效地完成社會學家應當完成的所有任務。

  注釋:

  ①根據《現代漢語詞典》對“朋友”“交情”“圈子”等三個詞匯的解釋歸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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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許軼冰 張駿 吳迪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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