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民族學
論中國人類學學科體系建設 ——基于“三個方向”與“三種能力”的分析
2020年01月23日 08:44 來源:《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作者:張繼焦 劉仕剛 字號
關鍵詞:人類學;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科能力

內容摘要:

關鍵詞:人類學;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科能力

作者簡介:

  【摘要】以“關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為指導,結合當下中國人類學學科發展的實際,建設中國人類學學科體系需要本土學者致力于三個努力方向,提高三種學科能力:一是要致力于人類學本土化的努力方向,不斷提高本學科的自主能力,減少學科依附性,特別是要努力構建地方性知識體系,提出本土化的概念和理念,同時還要加強中國人類學學派的建設;二是要致力于人類學現代化的努力方向,不斷提高本學科的適應能力,減少學科惰性,特別是要關注當前社會議題,在人類學的視野下探討“傳統—現代”轉型的問題;三是要致力于人類學國際化的努力方向,不斷提高本學科的對話能力,減少學科封閉性,要走向海外,積極加強國際對話與合作。

  【關鍵詞】人類學;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科能力

  【作者簡介】張繼焦,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社會研究室主任、二級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國民族研究團體聯合會副會長。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創新工程項目“人類學視野下的傳統-現代轉型”(2019MZSCX002)。

  一、問題的提出與中國人類學的學科現狀

  2016年5月17日,習總書記發表了關于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學術體系的重要講話。根據這一講話精神,中國人類學應當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三大體系成為當代中國人類學研究工作者的時代使命。然而,中國人類學進入到一個沒有大師引領的時代,差不多已有14年之久了,學科現狀依然是議題多元化、方法碎片化、學科理論僵化老化。當下,國內人類學學科發展面臨著諸多困境,比如學科發展嚴重依附于其他學科和西方理論,而且這種“依附式發展”的問題已經成為這個學科目前面臨的最主要的困境。此外,人類學要變成一門現代科學、一門顯學需要直面現代社會、研究現代社會,特別是要能夠研究和解釋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問題。所以,如何走出學科發展困境,進行理論創新,實現學科的現代化就成為當代中國人類學者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

  自百余年前人類學被引入中國之后,中國學者就開始了人類學本土化或中國化的探索歷程,幾代人類學學者們為探索和解決這個問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從第一代中國人類學學者如吳文藻、林惠祥、潘光旦等到如今第六代新興的學者如王銘銘、高丙中、麻國慶、趙旭東、王延中、張繼焦等一直在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探索人類學的本土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中國人類學學者在本土化的道路上不僅提出了一些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本土化概念與研究方法,如“差序格局”、“宗族鄉村”、社區研究等,而且還培養了一批學貫中西、理論功底深厚并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本土學者,如費孝通、林耀華、楊慶堃、許烺光、田汝康等。七十年代以后,人類學在中國大陸得以恢復與重建,港臺、大陸學術界又重新開始討論人類學中國化的問題,并出版過一系列研究成果。最近,我們根據《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理事名單》以及部分知名學者,通過“中國知網”查詢了近3年我國人類學論文的發表情況。入選者的條件是必須在最近3年中至少有2年年均發表5篇論文或文章(包括刊發于重要報紙的文章),相關統計情況如下表:

  如上表所示,列在前26位的人類學者,皆為我國人類學界比較知名的教授,他們一般都是各個單位的學科負責人或帶頭人,部分學者還是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可以說,他們是構建中國特色的人類學學科體系的主要力量。從上表可以看出,有些學者的學術思想非常活躍,年均發表論文超過15篇,并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內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何星亮有關“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王延中、麻國慶等學者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研究、彭兆榮的鄉村振興研究、趙旭東的文化轉型研究、周大鳴的城市移民社會研究以及張繼焦的企業人類學研究等都在引領著學科發展的新方向。

  綜合上述學者們的相關成果,我們認為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學科體系,人類學研究者們應該致力于三個努力方向,提高三種學科能力,即一是要致力于人類學本土化的努力方向,不斷提高本學科的自主能力,減少學科依附性;二是要致力于人類學現代化的努力方向,不斷提高本學科的適應能力,減少學科惰性;三是要致力于人類學國際化的努力方向,不斷提高本學科的對話能力,減少學科封閉性,要走向海外,加強國際合作。

  二、實現本土化:減少學科依附性,增強自主能力

  在筆者看來,人類學的本土化意味著人類學的自主化,即人類學自主性的增強或者說是自主能力的提升。具體而言,人類學的自主化就是以中國文化自覺為前提,自主尋找對中國文化、對中國社會特有的人類學理解,并在這一尋找過程中逐步擺脫西方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束縛,形成中國人類學特有的自主性理論體系與知識結構。就現階段而言,要實現人類學本土化,增強其自主(性)能力,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一)努力構建地方性知識體系,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和理論

  作為西方舶來的學問,中國人類學要實現本土化,必須增強本學科的自主性或自主能力。因此,我們需要通過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特有理解,努力構建起地方性知識體系和解釋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論。在這方面,費孝通為國內外人類學界貢獻了一系列基于中國的本土概念和理論。比如,費孝通于71年前(1948年)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和理論,成為理解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特有的概念。后來,張繼焦又將其進一步發展為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以此來探討當代中國社會的結構變遷;22年前(1997年),費孝通再次提出了“文化自覺”的概念啟迪了一批中國學者,如今,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已然由“文化自覺”轉變為“文化自信”。此外,“藏彝走廊”這個概念,是費孝通于1978年首次提出的,它將歷史、區域、群體作為整體,對專門研究單一民族的中國民族研究傳統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此后,李紹明將其發展成為一個“藏彝走廊”研究區域和一種民族走廊學說。喬健給中國人類學界描述底層民眾,貢獻了一個非常本土化的概念——“底邊社會”。之后,有的學者對其給予了進一步闡釋,不少學者對此也展開了相關深入研究。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根據本土研究的實際,對西方的一些理論進行了修正。比如,何星亮曾對摩爾根提出的最古老的人類親屬制度為五等親屬制的觀點提出質疑,并以哈薩克、柯爾克孜和漢族等民族的親屬制度為根據,提出“最古老的親屬制度是按老、中、幼劃分的三等親屬制度”的理論觀點。陳其南、王銘銘等國內學者對弗里德曼的中國宗族研究范式提出質疑和批判;何國強對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中的片面論述進行過批評等。

  在人類學本土化理論建構方面,費孝通提出的“多元一體”民族格局理論成為認識和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指導理論。受此啟發,徐杰舜提出漢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論。李亦園提出的“三層次均衡和諧”理論也是人類學本土化理論的典型代表。20世紀90年代末,楊庭碩通過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長期民族志研究,對西方傳統經濟人類學的理論觀點進行反思,提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地方性知識理論模式,即相際經營原理。2014年,瞿明安出版的《象征人類學理論》可視為近年來人類學本土化理論的一項重要成果,作者以本土化的視角將西方象征人類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啟象征人類學在中國本土研究的理論建構。在該書中,嘗試對中國儒家文化進行象征人類學的分析,并指出儒家禮學的“禮”是“一套具有中國化或本土化特點的象征符號體系”。

  (二)創建人類學中國學派

  與西方人類學相比,中國人類學發展存在的一個明顯的差距就是本土學派的長期缺位。中國眾多人類學學者當中不乏國內外知名教授、學者,而且每一位人類學學者專業水平都很高,但問題就在于中國人類學學者實際上沒有一個主要陣地,沒有形成統一戰線,每個人都在各自的田野點打游擊,按照趙旭東的話來講都是“散兵游勇”。正是這種各自為戰的局面導致了中國人類學理論的發展長期處在一種自發的、分散的、不系統的、脈絡難以梳理的狀況之中,從而使得中國人類學在國際人類學界長期處于邊緣地位。當然,這也是前文提到的為什么中國人類學界在費孝通辭世之后,進入沒有大師引領的時代的重要原因。國際人類學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人類學大師往往出自有影響力的學派。所以,中國人類學要想縮小與西方人類學的差距,就必須實現本土學派的整合,綜合各田野點的情況,形成地方性的知識體系,為國際人類學界貢獻中國人類學本土化的理論,逐步提升中國人類學的地位。可喜的是,根據目前的學術進展以及相關成果,若以研究范圍和研究對象為依據,中國人類學已逐步形成兩大學派,即一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以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楊慶堃、李安宅、田汝康等學者為代表的人類學中國鄉村學派;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阮星云、周大鳴、張繼焦等學者為代表的“人類學中國城市學派”。

作者簡介

姓名:張繼焦 劉仕剛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三张牌游戏炸金花规则 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