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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信息·價值·作用 ——關于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幾個理論問題
2020年01月23日 09:36 來源:《中國文化遺產》2019年第1期 作者:曹兵武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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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讓文物活起來,將遺產用起來,是新時期強烈的社會呼聲,也標志文物工作和文化遺產事業從“保護為主,搶救第一”進入了主動性保護、預防性保護和綜合性保護利用的新階段。為此,需要對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定義、價值與作用予以重新思考和評估,對保護與利用一些具體范疇與相互關系予以重新界定,甚至需要探索文化傳承與發展的系統理論予以支撐。

  關 鍵 詞:文化遺產價值體系 保護利用 遺產信息 文化模因 文化傳承

  作者簡介:曹兵武,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研究”資助課題(課題編號[email protected]),以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課題(課題編號2017-JBKY-19)階段性研究成果。

 

  讓文物活起來,讓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已經成為新時期文化遺產事業的強烈呼聲。從理論上說,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必須從三種文化資源中汲取豐富營養,進行繼承創新:一是傳統文化,它維系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持續發展;二是包括馬列主義在內的西方先進文化,它們不僅給予中華文化巨大的沖擊和啟迪,也是中華民族走出帝制走向共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論指引與思想力量;三是立足現實、實事求是的科學發展文化,這是由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快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及中華民族復興的內在要求所決定的。因此,文物保護利用和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而關于文物與文化遺產的價值與作用等若干理論問題,也亟需予以探討。

  一、古玩—文物—遺產:認知遞進與實踐升級

  文物和文化遺產(以下簡稱“物”)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國人對其認知與態度大致可以分為“古玩—文物—遺產”幾個不斷遞進的發展階段[1]。舉個例子,一件物品,比如一個實用的杯子能成為文物,不僅包含功能方面的轉變,也包括人們對其價值認知和物人之間相互關系的一種轉換。但是,如果說古玩主要還是基于個人喜好的收藏、把玩和研究,并在中國社會和文化中具有非常悠久的傳統,文物則是清末民初西學東漸、國家開始正式介入對古物古跡的管理之后的新概念和社會事業的拓展,當然其內涵也由文玩清供擴展到了幾乎所有具有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的考古、歷史和古生物等遺存。這是一場革命性的轉變,不僅是物的種類、內涵的擴大,也包括物人關系的外延與拓展。1930年,國民政府出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古物保存法》,并經過其后幾十年的發展,最終于1982年發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文物保護法》。這里的古物與文物盡管有一字之差,表現的卻是由借鑒西學時的科學中立態度向民族與歷史情感的一種妥協。因此,文物概念包含著一種強烈的精英科學價值觀和國家意識、文化認同的視角在內。至于文化遺產,則是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世界遺產公約》)首先予以明確界定的,我國自1985年加入公約并開始申報世界遺產后,文化遺產的概念與相關理念逐漸進入公眾視野。2005年國務院公布每年六月第二星期六為中國文化遺產日后,我國進入全民關注和參與遺產事業的新時代。因此,文化遺產概念標志著物人關系的大眾化,標示著祖先遺存不僅應經過精英傳導到大眾而被普遍的認知,更應該在大眾的心理和社會實踐層面被認知、接受和傳承,融入歷史本身的進步與發展。

  由此看來,“古玩—文物—遺產”這三個概念與其對應的三個發展階段以及相關認識和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是“物”本體內涵層面的物理性擴展,也體現了相關信息與價值的發現、積累與增值,以及遺產與人關系的全面變化——遺產作為歷史與祖先的饋贈,不僅可以成為個人的珍愛,也具有傳統認可的歷史、科學與藝術三大價值,具有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價值和作用,也是建構新型群體認同與社會關系的重要媒介,已然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資源。

  如果把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并開始申報世界遺產、本世紀初設立中國文化遺產日視為遺產理念的覺醒期,那么當下“讓文物活起來”和“用起來”的提出,則標志著文化遺產進入一個新的深入發展期。在文化遺產事業發展的這個新階段,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已不僅僅是過去通常認為的政府與行業研究者的職業職責,而應該是政府領導、行業專家指導、公眾全面參與的現代社會具有普遍性的一項事業和社會實踐。與文化遺產階段相適應,需要探索包括政府、各行業機構、研究者、公民及其他相關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適應現代社會多元主體、多個層次多種形式的保護模式;需要探索管理性保護、規劃性保護、科技與工程性保護、日常維護等多種保護實踐的結合;需要探索利用型保護、發展中保護的活態與動態保護理念——當下遺產的保護利用已經成為一項整合科技、法規、政策、社會實踐的系統性工程,因此,也需要探索更具包容性和綜合性的遺產理論與方法[2][3],盡可能遏制遺產面臨的自然與人為的破壞性因素[4],以實現遺產本體的延年益壽,遺產信息保存的真實、完整和系統性,以及遺產價值的充分呈現。這個新階段還要求我們以全球化和信息化為背景,以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建設為目的,重新構筑人與遺產及環境的關系,通過理論創新和科學實踐,構建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理論和實踐體系。

  在這方面,近年來發展較快的基因和信息理論與技術對遺產保護及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性。基因控制著個體乃至細胞層面生物的繁衍演化,而人作為生物與文化雙重適應的特別動物,文化也是人類的群體性適應手段和進化手段。個體的DNA借助細胞分裂復制增生與合成等實現其生命歷程,群體的文化則借助學習、傳承和創新,助推人與人之間和整體性社會的發展。文物和文化遺產作為文化的物化載體,其保護、傳承和創新(變異)與個體的基因遺傳、展現和變異、演化具有某種共通性,為人的超時空文化傳播與學習借鑒提供了一種包含著類似文化DNA或者文化模因式的具體介質[5][6]。這種理論方法與思維方式對文化遺產與文物的保護利用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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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曹兵武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田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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