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理論經濟學 >> 政治經濟學
馮碧梅 趙滌非: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研究進展
2020年01月30日 14:25 來源:《經濟學動態》2019年第12期 作者:馮碧梅 趙滌非 字號

內容摘要:將國際貿易理論和新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研究貿易政策制定,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分支。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將國際貿易理論和新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研究貿易政策制定,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分支。現有文獻通過構建貿易政策內生模型,研究了貿易政策政治決策過程及其影響因素,探索政治經濟因素互動下貿易政策的生成機制,政府作為“調停人”、“自治者”以及利益集團在政治決策中的角色定位和影響。本文希望通過梳理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脈絡、貿易政策政治決策過程及其影響因素、政府和利益集團在貿易政策決策中的角色定位,有助于我國貿易政策的妥善制定。

  關鍵詞:貿易政策政 治經濟學 利益集團 貿易保護

 

  貿易自由化是促進國家經濟增長,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舉措。但是各國出于經濟、政治、文化、安全等各方面考慮,時常采用貿易保護政策。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傾向融合經濟學與政治學研究方法,研究貿易政策內涵,推動了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目前,學術界對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研究遵循兩個視角:一是強調政治參與者的經濟私利;二是強調選民和官員對社會關注的考量。

  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將公共選擇分析范式引入新古典貿易理論,試圖解釋政府為何實施各種貿易干預政策。貿易政策政治經濟理論考慮了政策制定的政治背景,能夠較為全面揭示影響貿易政策形成及其變化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因素(Baldwin,1996)。所以,本文將系統梳理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脈絡、貿易政策的政治決策過程、度量指標及其影響因素、政府在貿易政策決策中的角色定位等內容,以期為新時代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提供理論借鑒。

  一、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脈絡

  政府、官員、選民、公眾以及利益集團等參與者在貿易政策的決定過程中根據其自身既定目標或既得利益產生對貿易政策的需求與供給。貿易政策博弈結果影響他們的計劃目標和利益,進而影響他們的行為。對于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研究分類,Baldwin(1996)根據政策制定者目標的不同,從“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角度進行研究;Rowley(1995)根據參與決策者角色的不同,從“選民”、“利益集團”和“立法機構”角度進行研究;Rodrik(1995)根據利益集團行為特征的不同,從“政治獻金”和“政治支持”角度進行研究;Neilson(1988)和Pant(1988)從政策供需關系角度,將貿易保護政策理論研究分為“政治需求型”、“政治供給型”和“政治需求和供給型”。這些分類方法各有特色,相互補充。

  本文采用Baldwin(1996)分類方法,將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研究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建立在經濟學理性基礎上,政策制定者、官員、公眾、利益集團、外國貿易伙伴或競爭對手等主要參與者以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為目標。根據Grossman & Helpman (1995)對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研究分類,這類貿易保護理論又可分為關稅形成理論(Findlay & Wellisz,1982)、政治支持理論、直接民主理論、選舉競爭理論。第二類是強調政策制定者對社會福利的關注,這一類理論是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聯合提出來的,這些模型也采用了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它們被看作是內生貿易模型,其中保護代售模型是其代表性理論。

  (一)關稅形成理論

  關稅形成理論分別由Findlay & Well isz(1982)等提出。他們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第一,使用的要素種類不同。Findlay & Wellisz (1982)的關稅形成模型假定利益集團游說使用的資源只有勞動要素,根據兩部門特殊要素模型構造關稅內生化一般均衡模型,進口競爭產業需要保護,出口產業集團要求自由貿易,雙方分別動用資源通過游說來影響關稅率水平。Feenstra & Bhagwati(1982)的關稅形成模型假定利益集團游說使用的資源不僅有勞動要素還有資本要素,并且假定存在不變規模收益和完全競爭的兩個部門,兩個部門在生產過程中都使用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第二,政府動機不同。Findlay & Wellisz(1982)的理論假定政府是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Feenstra & Bhagwa ti(1982)的理論假定政府不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還關心公眾福利。Feenstra & Bha gwati(1982)的理論屬于Baldwin(1996)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第二大分類。其中,政府需要設計一種貿易政策來平衡特殊利益集團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沖突。

  政府對貿易政策的考慮不僅是國家內部多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稅博弈,還是國家之間的關稅博弈。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從外國游說的影響、關稅對多邊區域經濟的影響以及貿易政策替代等方面展開。在外國游說的影響方面,Stoyanov et al(2009)使用了壟斷競爭的政治經濟學模型,研究了外國游說對自由貿易協定(FTA)成員國的貿易政策影響。在關稅對多邊區域經濟的影響方面,Marks(2015)使用局部均衡模型評估“東盟10+1協議”對印度尼西亞和中國的直接影響,并從這些估計中分析該協議如何對印度尼西亞的政治經濟產生影響。Leonardo et al(2018)研究了1995—2013年間50個國家和區域經濟組織簽署的61項優惠貿易協定,并分析因關稅下降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還檢驗有關產業內貿易和全球價值鏈對經濟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通過產業內貿易協定,中間產品的關稅下降要比制成品快得多。這與全球價值鏈如何影響貿易自由化的論點是一致的。同時也表明,產業內貿易對貿易自由化寬松度的影響表現出國別差異。

  (二)政治支持理論

  Hillman (1982)提出的經濟管制理論假設,政府目標是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而不是尋求社會福利目標,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產業利益集團以及消費者的政策支持,需要在利益集團與消費者之間做出權衡,關稅稅率的選擇可以看作是最優化問題的解。Hillman (1989)指出貿易保護政策是失去競爭優勢的衰退行業向政府游說的結果。但是,貿易保護程度的提高不能完全補償衰退行業由于企業產出世界價格的下降而遭受到的損失。所以當世界價格下降時,無論提高還是降低保護性關稅,衰退行業將繼續衰退。貿易保護政策也許能暫時阻止產業衰退,因而能夠為產業特定資產的所有者提供更多的時間來適應不利的貿易變化,但是最大化的政治支持也可能加快產業的衰退。Bechtel et al(2012)基于瑞士調查數據,衡量個人對環境的關注程度以及對貿易政策的偏好,檢驗更加關注環境的人是否擁有更高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研究結果表明,關注環境的人更傾向于認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遠大于正面影響,更加堅定支持與就業相關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并且在評估外國產品時更加重視價格和質量以外的東西。Karacaovali et al(2015)則使用政治經濟學模型研究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的決定因素和貿易改革,得出政府通過平衡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政治支持來確定關稅,同時相對于普通選民,生產者福利具有更高的政治權重。

  (三)直接民主理論

  在直接民主制度下,假設每一位選民都直接參與投票,此時,處于所有投票者最優偏好結果的中間狀態的投票者(即中位選民)的決定作用是明顯的。Mayer (1984)提出了關稅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即中間選民模型。該模型假定個人收入是其擁有的多種生產要素收益和再分配的關稅收入之和,國家關稅率由全民投票來決定。中間選民對部門專用要素所有權擁有的份額越高,關稅的稅率就越高,該部門的產量也就越高。更高的產量水平意味著更多的利益,則高關稅就更加有利可圖。進口需求函數的彈性越小,關稅的額外負擔就越低。這個額外負擔部分是由中間選民承擔的,因此,邊際成本越低,高關稅就越受到偏愛。但是,由于多數國家是代議制民主國家,貿易保護措施是在代議制民主環境下形成的,所以直接民主模型缺乏對現實的解釋力。Krishna(2005)將中間選民模型運用到雙邊貿易協定、多邊貿易協定中,研究從封閉經濟走向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過程中國家可能出現的損益情況。

  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方法是假設個人和團體政策偏好反映個人經濟利益的追求,然而最近研究成果表明,選民對貿易政策沒有經濟自利方面的偏好。Houseman et al(2014)對此假設提出了質疑,通過選民問題進一步解釋有些貿易政策在選舉中更加有效。貿易模式取決于選民自身利益和對不同程度保護主義的偏好,貿易成為這些選民最關注的問題。通過研究可知,多數選民不了解保護主義政策的經濟后果。如果選民更多地了解貿易的分配效應,則個人利益與政策偏好之間的相關性將會加強。在中間選民模型拓展研究中,通過研究一些國家的經濟部門發現,稅收、補貼、貿易保護等政策效果更為顯著。

  (四)選舉競爭理論

  在選舉競爭過程中,利益集團通常會給政黨和候選人提供捐獻以提高他們當選的可能性。Magee et al (1989)研究了貿易保護政策形成中的政黨競爭問題。假設存在兩個政黨,在利益集團捐獻之前就表明自己的政治偏好,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捐獻不影響其政策立場,而只影響不同政黨當選的可能性。通過兩個利益集團最大化期望收益和兩個政黨最大化當選的博弈均衡解得出政黨選擇的貿易政策。游說集團會向兩個主要政黨提供捐獻,而且非常普遍,但Magee et al (1989)假定一個游說集團最多只能向一個政黨提供捐獻,其他的學者擴展了這方面的研究。Tovar et al(2011)研究了內在游說成本如何影響貿易政策。在該模型中,信息游說成本在確定保護結構中起作用,特殊利益群體可以選擇向決策者發送有關其擁有的某些信息的信號,重要的是,決策者在制定貿易政策之前會觀察到該信號。研究表明,游說支出在解釋跨部門保護差異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此外,該模型認為社會福利相對于政治捐款的權重大大降低。Kagitani(2011)研究了工會及其母公司的游說對雙寡頭戰略出口政策主張的影響。與自由貿易相比,由游說引起的出口政策經常使國內福利惡化。如果工會的議價能力強且國內政府對政治捐款的反應能力較弱,則由政治決定的出口政策可以改善國內福利。但是,即使滿足條件,實施由游說引起的出口政策也不會比改善勞資關系更能提高家庭福利。此外,游說將阻礙他們之間關系的改善。這些結果表明,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應限制工會及其母公司的游說影響雙寡頭的戰略出口政策。雖然之前有學者認為,國外利益集團對政府貿易政策的游說對國內經濟是有損失的,但這種游說很可能會減少貿易壁壘,提高消費者剩余,進而提高該國的福利。基于投票凈捐款模型,Oladi(2012)研究了利益集團對美國立法者在國際貿易政策問題的潛在影響,研究表明,對于工會和其他公司集團而言,這些捐款非常有效。Lee(2017)在自由貿易協定下研究了外國游說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外國游說活動的存在對國內貿易政策有重大影響。在FTA合作伙伴國家中,有組織的游說團體的存在往往會增加貿易壁壘,而如果出口商來自FTA以外的國家,有組織的游說團體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較少。

  (五)保護代售理論

  Grossman & Helpman(1994)提出了影響當權政府的政治獻金模型,即“保護待售”模型,該理論是迄今國際貿易政治經濟學分析中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在該理論中,本國政府不僅最大化國民福利,而且關心從每個游說集團那里獲得的捐獻。模型分析表明,利益集團的政治獻金應集中于已勝出的當權政府,包括均衡關稅也取決于不同行業的進口彈性、進口滲透率、總體利益集團人數比例以及是否有效地組成利益集團。只要產業內部存在利益集團,并向政府提供政治貢獻,其便可享受到關稅保護。而未成立利益集團的產業則需忍受負保護。Facchini et al(2006)將產品替代率引入到“保護待售”模型當中發現,如果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國產品所在行業得到的貿易保護就越強。在利益集團的影響下,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決策過程趨于復雜,也導致了知識產權貿易摩擦的加劇,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知識產權的決策過程可知,知識產權保護政策是由政府,利益集團和公眾之間的博弈決定的。由于各行業政治組織條件的不同,知識產權產業的保護率也不同,這將引起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的摩擦。Gu & Shen(2014)通過“保護待售”模型構建了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貿易保護政策影響因素分析模型,考察了中國貿易保護政策中的政治影響因素,并且利用2004—2012年間中國36個行業的數據對結論進行了經驗驗證。

  在利益集團游說方面,借助“保護待售”模型得出中美技術差距的縮小會通過影響貿易逆差與政治捐獻的相互作用來影響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中美技術差距縮小、貿易逆差(或進口滲透率)和利益集團政治游說是美國對華反傾銷的主要影響因素,經濟因素對美國對華反傾銷影響較小。在存在利益集團政治游說的情況下,中美技術差距縮小和貿易逆差(或進口滲透率)增加提高了美國對華反傾銷的概率。Amrita(2019)通過對政治組織的度量來估計印度的“保護待售”模型,利用面板數據來評估相對游說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對于最有效的部門來說,高產出比意味著更高的貿易保護;對于效率最低的行業,產出與進口之比越高,貿易保護就越低。

  二、貿易政策政治決策形成、度量指標與影響因素

  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貿易政策的政治決策過程、形成機制、指標選擇和度量、影響因素等,都是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一)貿易政策政治決策過程

  貿易政策是各個國家使用政治手段決定經濟制度,而對其的政治經濟研究就是對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等的綜合研究,是各國國內政治經濟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如實反映各種集團利益決策的政治過程。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試圖從貿易保護政策政治決策過程的角度,探究貿易保護和貿易干預的原因、水平、結構、形式及其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們對貿易保護政策的“科學”認識。現有文獻從貿易政策政治決策過程的角度,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等方面,探究了貿易收入分配規則、群體間收入分配、貿易開放、生產要素可替代性、行業就業規模和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等影響因素對相關主體政府官員、利益集團、國際組織等的行動方式的影響。

  在貿易政策政治決策過程中,影響因素看作是輸入變量,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貿易保護手段看作是輸出變量。在貿易引力模型框架下,受利益集團的影響,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手段依然是低收入水平國家貿易保護的重要措施。Wang et al(2015)在利益集團模型的基礎上,結合國際混合寡頭壟斷模型,研究了利益集團中最優私有化和貿易政策的關系。研究表明,最佳政策組合是利益集團的部分私有化和加征關稅。

  貿易保護主義是“自然的”,從貿易保護政策中獲得的收益受到貿易條件的影響。因此,各國在沒有來自其他國家壓力或與其他國家有共同期望的情況下,通常不會對相互競爭的進口產品開放;只有當官僚不受政治壓力的影響時,它們才會這樣做。貿易保護程度因政治體制或政權類型而異。例如,以議會 (而非總統)和以候選人為中心 (而不是以政黨為中心)的選舉制度往往有較高的稅率。Hatch(2017)認為,有組織和集中的利益集團所代表的一方總是更有能力確保不受進口的影響,因為它們有更大的能力克服集體行動問題。Acharya(2018)的研究成果也表明,政府采取進口關稅的優惠措施而非出口補貼是游說的結果。Kim et al(2019)黨派競爭導致現任政府采取有助于確保其選民支持者獲得經濟利益的政策,而這種受益是以反對派支持者的利益受損為代價的。

  貿易政策政治決策過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早期的經濟學家認為,企業數目少、地理集中度高、買方集中度高的行業更容易形成游說,并且這些行業獲得保護水平的能力也較強。最新研究表明,如果將企業異質性引入利益集團模型,那么貿易政策的政治決策過程將受到企業游說能力的影響,而企業規模越大游說能力越強。Mukherjee et al(2009)將勞動力流動程度引入利益集團模型進行研究發現,當部門間勞動力流動性變弱時,民主國家更容易采取保護貿易的政策。生產最終產品的利益集團和中間投入品的下游利益集團的游說競爭會影響貿易政策政治決策的過程。

  Thies(2015)通過分析經合組織國家農業生產者支持的政治決定因素發現,農業和工業部門的保護主義外交政策存在相似性。農業生產者的政治支持模式與其他產業的保護主義模式相似。Ina & Marcel(2017)運用H-O模型研究了貿易政策的分配效應,研究結果表明,貿易保護政策引起的要素價格變化與自由貿易的要素含量呈負相關,即要素價格上升,自由貿易的程度下降。還有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了跨群體和個人的保護主義需求的變化,認為大多數農民希望從貿易保護中獲得貿易保護,這是因為他們通過貿易保護獲得的人均收益通常較高。

  關于貿易政策的另一個問題是,貿易政策政治決策是否有助于國內穩定和經濟增長,利益集團游說下的保護主義政策是否提高了經濟增長。在極端情況下,貿易保護和利益集團游說可能會弄巧成拙的。Acharya(2018)運用一般均衡框架研究了一個小國的貿易保護政策的政治決策過程,研究結果與現有文獻相反,游說行業得不到貿易保護,甚至可能面臨貿易稅。顯然,除了利益集團和企業游說等影響因素外,貿易政策還取決于其他因素,如貿易收入分配規則、群體間收入分配、貿易開放、生產要素可替代性、行業就業規模和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等。Cerdeiro & Nam(2018)提出并討論了一套有助于評估各國貿易政策政治決策過程的影響因素的指標體系,這些影響因素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其研究表明,受這種些因素影響,發達經濟體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隨著時間的演進,正朝著保護主義的體制演變。

  (二)貿易政策政治決策形成機制

  為了在保護主義與貿易自由化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自由及公平貿易觀念”取代了“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爭”。自由及公平貿易是一種有選擇的貿易自由化,將貿易自由化限定在特定產業部門和特定貿易伙伴之間。中美貿易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中美貿易政策決策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美貿易政策政治決策背后隱藏著十分復雜的國內形勢和利益集團的利益取向,強烈影響著兩國貿易政策走勢。公眾持有的貿易觀念的變化也增加了貿易政策形成過程中的政治分歧。現有文獻主要是擴展了“保護待售”模型,通過在原始模型中納入執政者謀求競選支持和進行權力委派的因素,考察了執政者、行政機構同各類選民互動,最終決定貿易政策的機制。現有文獻通過構建揭示貿易政策內生過程的理論模型,整合貿易理論、選舉理論和權力委派等經濟學分支,并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揭示了貿易政策的形成機制。

  從利益集團看,貿易不平衡、匯率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失業和不公平貿易成為工商業更為關注的問題。Barros et al(2019)認為,南方共同市場越來越受到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追捧,這種吸引力的突然增長反映了外部和內部因素的變化。Francois & Nelson(2014)的研究表明,美國與歐洲、亞太國家(不含中國)談判建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旨在建立貿易管理機制,為長期主宰貿易政策的特殊利益服務。Di Tella & Rodrik(2019)在研究政府行為偏好和不同類型勞動力市場沖擊導致裁員問題時發現,在技術變革、需求轉移和國際外包等情況下,美國進口保護和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引發的貿易保護主義需求顯著增加。顯然,為應對這些沖擊,利益集團對政府干預急劇上升,貿易政策更偏向貿易保護主義。

  從經濟形勢來看,近年來西方發生包括移民、國際貿易、技術進步、歐元引入和氣候政策等政治經濟事件損害了工薪階層和許多中產階級的利益。中美貿易爭端、英國脫歐、歐盟及其成員國間貿易政策等問題的政策處理都應是根據國家政策重新商議的。Inkyo et al(2018)評估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中國、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經濟的經濟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美國進口關稅的提高會給美國以及適用進口關稅提高的相應國家或地區造成經濟損失。如果僅增加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進口關稅,那么就不會對其他東亞國家產生任何溢出影響。但是,如果對所有國家和所有產品征收邊境調整稅(BAT),那么將促進美國經濟增長。這樣,發達經濟體將保持GDP長期增長,中國、韓國和東盟國家將在較長時期內遭受到經濟損失。如果最佳可行技術僅適用于特定的東亞國家,那么美國將遭受經濟損失。除了專門針對東盟的進口關稅外,東盟國家在所有情況下都不會遭受任何經濟損失。但是從長遠來看,中國、韓國和東盟國家將會遭受到經濟損失。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只會將東亞國家推向更深的經濟一體化,對全球貿易和投資格局產生嚴重影響,尤其是此次中美貿易問題更是掀起貿易保護主義的研究熱潮。Li et al(2019)借助全球一般均衡模型模擬美國貿易政策政治決策對美國制造業就業的可能影響,研究發現,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減少了制造業就業。如果貿易伙伴采取報復措施,美國的損失將進一步增加。雖然國內外商品的替代效應具有正面影響,但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替代效應以及報復效應都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整體效應是美國制造業將失去很多就業機會。Fajgelbaum et al(2019)分析了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根據美國和報復性關稅的變化估算進口需求和出口供應彈性的數據顯示,來自目標國家的進口產品下降了31.5%,而美國的目標出口下降了11.0%,美國關稅完全轉嫁到各類進口產品價格中去造成了進口成本的大幅提高,年度消費者和生產者損失為688億美元(占GDP的0.37%),在考慮到較高價格對國內生產商提高關稅收入和收益后,總福利損失為78億美元(占GDP的0.04%)。可以看出,美國關稅有利于政治競爭力較強的行業部門,但報復性關稅抵消了部分利益。

  (三)貿易保護程度的衡量指標

  貿易限制指數是一套測度貿易保護程度的指標。其從微觀經濟基礎出發,將各種貿易政策的保護水平描述為一個統一關稅,該關稅是在保持初始效用水平不變的前提下,使新貿易狀態和初始貿易狀態下的貿易收支差額保持相等的統一關稅水平,這一統一關稅即為貿易限制指數。為了更加便于計算,Feenstra (1995)又結合一般均衡的貿易限制指數,構建了局部均衡的貿易限制指數,兩類模型相互補充,構成了測度貿易政策保護水平的貿易限制指數理論。

  Chau et al(2003)提出了一種基于距離函數法的貿易限制數量指數(TRQI),用于衡量貿易限制對福利的影響。TRQI可分解為貿易扭曲和國內扭曲兩部分。在開放與經濟績效之間相互聯系中,將貿易限制所造成的經濟效率低下與國內扭曲所造成的和貿易有關的經濟效率低下區分開來。Anderson & Neary(2007)將TRI這一概念進一步擴展,以便形成與關稅配額相同的貿易額。特別地,Kee(2008)等人提供了測量不同版本TRI的初步指導。

  貿易限制指數對衡量一個國家國際貿易政策的總體保護水平非常有效,該指數對于分析貿易政策的影響和減少貿易壁壘的談判是必不可少的。Hoekman & Nicita(2011)回顧了貿易限制和貿易便利化的一些指標,比較了不同類型的邊境貿易限制對貿易的影響。Hauk et al(2012)基于Anderson & Neary(2005)等的研究,在研究美國貿易政策時使用了貿易限制指數(TRIs),認為TRIs可以有效地衡量貿易政策限制性問題。Suwanpraser(2019)認為通過關稅貿易限制指數公式可以準確地測量非關稅壁壘的總量,而其他指標則存在持續的測量誤差,這也是貿易限制指數最新進展的有效利用。

  學者們進一步拓展了貿易限制指數在不同產業的運用。Croser et al(2010)基于75個國家的樣本對1960—2004年間28種主要農產品中的每一種進行了貿易限制指數估計,認為世界農產品市場已經高度扭曲了政府的貿易政策。Mitaritonna et al(2013)在評估新興國家分銷和電信行業時利用多元統計方法將定性數據轉化為貿易限制綜合指數(TRCI),估計其對價格—成本利潤率的影響。Hoekman(2015)研究發現,服務貿易限制指數STRI是影響制成品出口業績的決定因素。服務貿易限制對制成品出口負面影響的主要渠道是通過外商直接投資(FDI)。Hildegunn & Dorothée (2015)通過在引力模型中使用OECD最新的服務貿易數據,利用服務貿易限制指數(STRI)分析服務貿易政策與服務跨境貿易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服務貿易限制與服務的進口和出口都是負相關。除了貿易自由化水平的影響外,雙邊監管上的差異也會限制服務貿易。在研究商品以及服務出口時,服務貿易限制指數和服務貿易成本被認為是跨國公司在貨物和服務方面活動的最重要的政策推動力。Mukherjee(2018)基于2011年統計數據計算出來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STRI),強調了國內政策在便利或抑制服務方面的重要性。研究結果表明,經合組織國家的貿易限制是導致大多數國家減少出口的原因。

  (四)貿易政策政治決策影響因素

  現有主流文獻主要基于保護待售模型度量貿易保護政策,并分析其影響因素。保護待售模型堅持政府目標函數最大化原則,對利益集團政治獻金賦予特殊權重,將政府目標函數設定為公眾社會福利和政治獻金的函數。現實中,貿易政策政治決策的制定、實施除受公眾社會福利和政治獻金因素的影響,還受到來自社會關注和就業壓力等因素的影響。

  1.來自公眾社會福利壓力。盡管存在高昂成本,貿易保護仍然存在。很多研究分析為什么一些產業比其他產業能獲得更高的貿易保護?在政治獻金被廣泛認可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政府提出的貿易政策通常都是從大局出發,也就是在滿足大多數人利益的情況下提供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政府在制定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公眾福利,而并不看重政治獻金,這意味著政治獻金在當時被認為幾乎不對貿易政策制定產生影響。

  另外,Freund(2008)把“損失規避”心理納入行為人的效用函數,得出政治獻金權重值比當時社會福利權重有所降低。在研究貿易分配信息是否會導致受訪者將其經濟利益與貿易政策偏好聯系起來方面,Jamal et al(2019)認為有關貿易可能帶來好處的信息會使人們對貿易自由化做出更積極的反應。在過去的20年中,發展中國家大大降低貿易壁壘,結果造成糧食進口激增。基于公眾社會福利最大化,關注利益群體的方法對于解釋西非的政策成果仍然有用,Johnson(2011)研究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期,加納、塞內加爾和喀麥隆大量冷凍家禽進口威脅到了國內家禽生產,于是開始要求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Falkowski et al(2014)利用二戰后來自74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數據,探討了政治競爭在確定農業保護水平方面是否起著重要作用,研究結果表明,政治競爭的程度越高,對農業的保護越高。

  2.來自政治獻金壓力。Tovar(2011)認為游說支出直接影響均衡政策,并在不同部門的保護變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此外,政府對社會福利的分配權重要比政治獻金低得多。Gawande (2012)為了檢驗并判斷政府對于利益集團所賦權重的大小,直接將權重值和干擾項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研究表明,如果某行業的產品被下游行業作為中間品使用,下游行業又能夠組成利益集團對決策者提供政治獻金,該行業所獲得的保護率將會提高。Chu(2015)基于游說模型發現,只要政策制定者對所獲得的政治獻金給予足夠多的重視,提高社會福利的政策就不成立。

  3.來自社會關注壓力。與政治獻金結果類似但是初衷卻不同的還有社會關注理論模型。不同于政治獻金是來源于利益集團的捐獻,社會關注理論是政府從對社會收入關注的角度出發制定貿易政策。該理論假定各個利益集團的收入狀況和權重成正比。權重越大,政府在制定貿易政策時越重視該集團的利益。在政府關注社會收入方面,Shmueli et al(2017)衡量了以色列決策者偏好中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平標準的相對權重,并做國別比較。Cerdeiro et al(2018)研究發現,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個國家的政策領域所采取的措施類型不同。一些國家實施生態環境保護政策,關停了不少企業,從而增加了就業的壓力。Mahesh et al(2018)引入環境因素調查了關于改善環境政策的相對貢獻對于全球各國政府監測的影響,并比較了這些貿易政策的執行情況。

  4.來自勞動力就業等經濟壓力。經濟增長與穩定就業之間存在重要聯系。貿易與就業關系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貿易與就業機會的相關性;二是貿易導致了就業質量提高還是降低。例如,勞工權利、勞動報酬是改善還是惡化了。傳統制造業者認為,制造業向海外輸出了就業機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失業率居高不下。因此,制造業積極游說國會和政府采取貿易保護措施,提出制造業回歸本土策略。Bradford (2006)認為失業顯著地影響著貿易政策,勞動力周轉率和一體化率深刻地影響單個產業的發展。Bandyopadhyay et al (2011)在選用非農產品跨國貿易保護數據研究有關貿易政策的幾種現有政治經濟學假設時發現,“左傾”政治體制僅僅對部分貿易政策措施產生了有利于勞動力的貿易政策,收入不平等和國家層面的腐敗似乎是貿易政策的重要決定因素。對于各種貿易保護措施而言,腐敗似乎傾向于通過增加勞動力豐富國家的貿易保護和減少資本豐富國家的貿易保護來損害勞工利益。

  Karacaovali & Baybars(2015)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平衡生產者的政治支持和消費者的政治支持來確定關稅,并對生產者的福利給予相對于普通公民更高的經濟支持。與其他類似行業相比,就業、勞動力成本和優惠貿易協定 (PTA)進口份額較高的部門,能夠獲得更大的經濟比重。Chirs(2016)按照美國的貿易伙伴國排序發現,能夠為就業帶來顯著影響的出口目標國依次為加拿大(18%)、墨西哥(14%)、中國(9%)、日本(5%)、英國(4%)、德國(3%)、韓國(3%)、荷蘭(2%)。Kishishita(2019)通過構建簡單的勞動力流動的兩階段模型,考察了勞動力在行業間流動對選舉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勞動力流動與貿易自由化均衡程度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是由于委托—代理關系而存在的。考慮到代議制民主中不可避免的政治家與選民之間的利益沖突,研究還發現,勞動力流動的高成本是貿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礙。尤其在代議制民主國家,較高的勞動力流動成本在某些情況下阻礙了貿易自由化。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可以幫助低技能工人,貿易保護會隨著技能水平的提高而降低。Bradford(2019)基于政治經濟學模型提出了反對這種傳統觀點的證據,指出貿易保護并不會隨著技能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貿易保護和技能水平實際上具有正態分布關系,具有中等技能的行業比分布兩端的行業會獲得更多的保護。

  貿易政策主要反映在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中。Alexander(2019)選用年度特定產品數據分析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加拿大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自1879年聯邦政府推行保護性關稅特點的《國家政策》以來,人們對保護主義高度關注。加拿大關稅表的變化主要針對制成品進口產品,這些產品具有相對多的替代品,這些替代品是由相對大的城市中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國內制造商生產的,這種做法顯然就是高度保護主義的。Timini(2019)借助貿易引力模型,重點關注中國產品出口:一是測試技術性非關稅措施與非技術性非關稅措施的異質性;二是驗證非關稅措施(NTM)的效果是否受商品類型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技術性非關稅措施傾向于對貿易流量產生壓力。

  三、政府在貿易政策決策中的角色定位

  對貿易政策決策過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同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具有“調停人”的性質,其活動僅僅是為了平衡不同的社會集團間的利益沖突;另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具有“自治者”的性質,它能夠充分行使自身的權力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一)政府作為“調停人”的角色定位

  在代議制民主國家,利益集團是政治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和影響者,一些理論假定政府充當的是各利益集團的“調停人”角色。該類理論認為貿易政策是政府對不同的利益團體,包括政府自身、行業協會、勞工組織、本國和外國的企業,以及消費者等群體政治需求的反應。由于政府只起到調節不同社會集團之間利益沖突的作用,因而其在政治決策中不具有獨立的影響,政治決策的性質取決于選民和利益集團的偏好。利益集團理論認為,一個行業組成政治壓力集團的能力就決定了該行業獲得保護的水平。Yoshiaki & Masao(2011)通過分析國際貿易分配效應的政治反應時得出,在制造業中具有相對優勢的經濟體可能通過貿易保護實現較快的經濟發展。Jentzsch(2017)分析戰后日本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時認為,各部門利益的沖突阻礙了全面自由貿易的發展。Baimbridge et al(2017)以歐盟為例,解釋了貿易政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歐盟(EU)的其他政策,因為各成員國仍然具有競爭性,所以歐盟與其成員國之間的利益不和諧。例如,歐盟成員國在能源和農業部門的貿易政策方面存在前所未有的不和諧程度。一些成員國目前執行的進口數量限制、反傾銷、技術標準、環保要求等一系列歐盟慣用的非關稅壁壘也被推廣到歐盟的其他成員國中。為了保護自身利益,成員國在實施歐盟現有政策的基礎上,還可能游說歐盟對更多產品的進口設置更高的門檻,這將不利于世界其他地區向歐盟出口商品。Ikeda(2018)基于本地信息的國際貿易網絡和相關成本網絡重構模型認為,在政府貿易保護政策背景下,從美國到日本的食品進口大幅增加,使進口成本減半;對于機械類產品,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大幅下降,出口成本增加了一倍,而對歐盟的出口則增加了。顯然,政府在不同產業之間的貿易政策的效率存在差異。

  政府作為調停人的另一個模型是Caves (1976)提出的推進器模型。該模型關心的核心問題是一個行業的選舉力量。由于個人消費者缺乏信息,并且相對于收益來說,政治活動的成本太大,他們往往不直接反對貿易保護,所以貿易保護模式由生產者利益集團形成。由于政府官員希望選舉概率最大化,因而獲得貿易保護的關鍵在于一個行業的選民數量。該理論強調的不是每個行業必須進行政治活動的動機,而是行業所擁有的選舉力量。然而,行業選舉力量主要指標是勞動—產出系數和地理分散程度,這兩個指標與行業保護水平之間的預期表現為正相關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高度競爭的行業傾向于集體游說,而高度集中的行業傾向于單獨游說。貿易保護政策在兩部門貿易模式下進行的,其考慮了工資、進出口補貼、稅收等變量,并將貿易政策與有效分配進行比較。Missaglia & Valensisi(2014)進一步考查了貿易自由化的總體影響,各國貿易自由化程度因其財政稅收影響會略有縮減,貿易政策開始向貿易保護主義方向傾斜。Mitra(2015)認為應該采用統一關稅政策,因為它將導致相對價格扭曲程度最小,同時又減少了游說的動機,并使其無效。Madeira(2016)借助經濟學中的新貿易理論,在引入企業異質性和游說時發現,由于成員企業之間存在競爭性貿易優惠,行業內部貿易增加,各個公司之間的政治活動也變得更加活躍。單邊貿易模式表明,進口關稅具有最佳創收水平,因此無論自由化經濟是大還是小,貿易保護總是可取的。進一步研究行業內部兩種外商直接投資模式發現,在不同外商直接投資模式下,對行業游說保護貿易的影響也各有不同。在綠地投資的情況下,公司游說的動力會減少。相比之下,在并購投資的情況下,外國公司收購國內公司,國內生產者集中度應該增加。這反過來可能加劇該行業的政治“權重”,或使國內公司更容易協調集體行動。因此,被并購部門的國內企業能夠進一步努力游說獲得貿易保護。面對高關稅,企業可能將其產品誤分類為低關稅稅率,如果存在政治利益,則會因為官僚能力的低下限制政府對關稅的實施能力。

  (二)政府作為“自治者”的角色定位

  當政府作為“自治者”時,其首要考慮的是國家整體利益。因而,該類模型將貿易政策視為政府出于國家和社會利益的考慮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政府目標函數在其所實行的保護水平和結構下得以實現最大化。Corden (1971)提出了“保守的社會福利函數”,其核心思想是政府將給予因進口激增而遭受嚴重損失的行業以更大的保護力度。Lavergne (1983)在Corden (1971)保守的社會福利函數的基礎上創立了歷史影響模型,認為一個行業的歷史保護水平對當前保護水平有很強的影響。Voeten(2012)認為,國家間的共同政治利益是良好國際關系的重要標志,政治關系不好的國家需要有額外的政治關系代理。而且,貿易保護會隨著立法代表制的選舉規則而變化。在解釋這種相關性時,選區規模和黨派力量都不重要,國家規模確實很重要,但并不能解釋整體相關性。貿易保護政策可以改變公共物品數量,這是因為征收關稅產生的收入效應可以增加對公共利益的貢獻,導致不斷擴大的公共部門擠占進口競爭行業部門。Sarah(2017)從兩方面研究了專制和民主化下的貿易政策新模式,一是通過研究政府形式與貿易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系,更深入地理解政治制度與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二是展示專制政權如何操縱貿易政策,以便在面對永久性的世界價格沖擊時保持對權力的控制,從而為重新審視貿易政策對技術沖擊的反應打開了大門。該模型解釋了1815—1846年間貿易政策制定事件,期間英國大幅度放開貿易,而普魯士則在糧食市場增加了保護主義。

  (三)利益集團的政治支持

  利益集團模型理論表明,利益集團及其游說在貿易政策的政治決策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Hillman(1989)首次提出政治支持模型。該模型假設政府的目標是為了滿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團以及消費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團與消費者之間做出權衡。政府需選定一個均衡關稅水平,使來自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總體政治支持最大化。

  在利益集團模型日益完善的過程中,一部分學者結合新的變量和因子來考慮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范圍逐漸擴大,這一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利益集團模型的廣化。Ixchel(2017)探討了將利益集團代表納入歐盟機構(EAs)最重要的決策機構的決定。政府間關系 (IGR)是政府之間在垂直和水平上的縱橫交錯的關系。研究表明,各機構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一些機構有正式規則,并明確分配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代表人數。此外,利益集團代表有權在一些具有IGR的機構中投票,而在其他機構中,他們只有咨詢角色。通常來看,代表有資本代表(例如工業)、勞工代表(例如工會)和公民代表(例如非政府組織或消費者團體)三大類群體。信息機構比管理任務的機構更有可能擁有IGR,歐洲的議會參與選舉更有可能導致為IGR提供條款。歐洲食品安全局和歐洲工作安全與健康局的案例研究表明,利益集團可以通過推動歐盟機構將IGR納入選舉來發揮重要作用。Breunig et al(2018)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測算政策穩定性,并選用1984—2010年間美國各州預算函數,采用廣義加權回歸模型進行研究發現,捕獲(低利益集團密度,低關注度)、死鎖(高利益集團密度,高度關注)導致低水平的政策波動、穩定(中等利益集團密度,間歇性關注)導致高水平的政策波動等三種類型情況。

  四、總結

  在不同政治經濟背景下,上述研究是應用政治經濟學來解釋貿易政策形成問題的有益嘗試和探索。對于貿易保護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還需要完善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現有模型已經認為,在不同政治經濟背景下,政治獻金作為影響政府的手段并不合適,但是需要明確各方政治參與者到底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影響決策者的;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快,也應該考慮外國政府作為外國利益集團的代表,如何利用各種國際貿易規則對中國政府造成了哪些影響。此外,學界也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國際貿易政策及其與政治經濟學的關聯進行研究。本文認為要以國際貿易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其范圍內的政治經濟學進行重點研究和分析;從國際和國內層面研究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理論,從研究DUP、選擇貿易政策工具以及分析貿易政策決策三個方面對其具體應用進行分析。當今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政策是隨著這些國家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而變化的,例如美國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變化與美國國際貿易政策由“保護貿易-自由貿易-保護貿易”的轉變過程相契合,需要對此深入研究。

  第二,被解釋變量選取應該根據所選用數據特點而定。對于一些發達國家而言,國內各部門之間的名義關稅率差距并不大,往往無法代表各部門所受到的貿易保護水平,因此在多數文獻中采用非關稅壁壘代替名義關稅率。對于一些發展中國家,情況則有所不同,各個部門間的名義關稅率差距比較明顯,而非關稅壁壘則較少使用。因此,采用名義關稅率或者實際保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比較合適。

  第三,現有研究對貿易保護政策表現形式的界定不夠全面。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非常多,而在大多數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只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表現形式。但是對于非關稅壁壘,以及與服務貿易緊密相連的政府管制等貿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所以,如何將非關稅壁壘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轉化為定量指標,從而構建能反映貿易保護程度的綜合指標體系,將是非常必要的。

  (注和參考文獻略)

  【作者】馮碧梅、趙滌非,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馮碧梅 趙滌非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1.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三张牌游戏炸金花规则 海南4+1玩法 全球股票指数 快三秒秒彩 同花顺股票配资怎么配 山西11选五所有走势图 丹化科技股票行情走 权威私募股票推荐 炒股故事 甘肃十一选五今日推荐 理邦仪器股票行情 排列7开奖官网 pc蛋蛋预测网址 股票融资配资? 黑龙江十一选五走势 股票线上配资 内蒙古十一选五开奖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