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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華文:論進一步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
2020年01月30日 14:07 來源:《國際法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柳華文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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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共中央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就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問題作出決定,其中明確提到“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決定中相關內容的重要意義可與1978年鄧小平提出“要大力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相提并論,對國際法學界是極大的鼓舞。中國國際法學與改革開放同步,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走向繁榮,并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國際法研究與運用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推動構建新型國家關系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國際法研究和運用有新的任務與方向。為進一步加強中國國際法研究和運用,首先要加強國際法教學,為培養涉外法律人才奠定基礎,特別是要關注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區別,設置國際法學為一級學科;其次要加強國際法的運用,充分發揮國際法的作用,特別是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提升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最后還要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加強國際法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關鍵詞:國際法研究 國際法運用 國際法教學 國際法治 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9年10月28至31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是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后立即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部署的各項改革任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新的整體部署和工作安排。

  全會更具有戰略視角和歷史意義。全會是中國共產黨首次用中央全會來專門研究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問題。它全面總結中國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在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系統闡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總體要求、科學內涵和實踐途徑。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正是在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中,專門提到了國際法。它明確提出:“加強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國國際法學界為之一振,頗受鼓舞。2019年11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舉辦了題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實踐”的學習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理論研討會,會議關注到全會決定對于國際法研究和運用的重視。同日,在外交學院舉行的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會議和常務理事會也對全會精神特別是其中涉及國際法的內容進行了學習和討論。筆者認為,全會關于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的強調,是立足中國實際、促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必然要求,更為進一步繁榮中國國際法學、發揮國際法作用指明了方向。

  一、國際法研究與運用為改革開放作出重要貢獻

  (一)國際法研究和運用與改革開放同時起步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歷來重視國際法的作用,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尤其如此。與今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國際法研究和運用的強調相對應,在中國改革開放啟動之初,中國卓越的領導人鄧小平就專門注意到了國際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明確提出“要大力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這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定調的重要講話,是與中國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密切相關的經典文獻。講話如春風,如號角,使中國國際法研究獲得極大的鼓舞。可以說,中國國際法學近四十多年的發展與改革開放同步。

  北京大學、吉林大學于1978年招收了“文革”結束后的全國首批國際法碩士研究生,它們都在1979年創辦了全國首批本科國際法專業。這對于盡快為中國改革開放培養法律人才,特別是國際法人才,具有重大意義。1980年2月,中國國際法學會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宦鄉擔任首任會長。《中國國際法年刊》1982年創刊,成為一直以來反映我國國際法研究成果的重要平臺。

  國際法教材是改革開放以后恢復和加強國際法教學與研究的重中之重。北京大學的王鐵崖先生組織國內各大學國際法教授和專家二十余人,編寫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本國際法教科書,是國內使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教材,曾于1988年榮獲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特等獎。王先生1983年在北大創立了國際法研究所。

  1979年韓德培先生在武漢大學主持了法律系重建工作。他于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早在1983年,韓先生就注意到,香港、澳門的回歸和中國的統一事業將使解決區際法律沖突的區際私法在中國的國際私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所領導的中國國際私法研究會專門組織學者來研究這個問題。

  外交部法律顧問、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的李浩培先生1985年當選為瑞士國際法研究院院士,后來在1993年當選為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問題特設國際刑事法庭法官。他1987年出版的700多頁的專著《條約法概論》是獲得第一屆國家圖書獎一等獎的一本由中國國際法學者撰寫的經典國際法著作。

  老一輩國際法大師們為中國的國際法學和國際法實踐的發展嘔心瀝血,作出巨大的貢獻。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的國際法學伴隨國家的改革開放迅速起步,不斷發展,并始終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

  改革開放伊始,中國就不乏涉及國際法運用的實踐。1981年,我國國民經濟計劃進行幅度較大的調整,需要終止一些重點工程項目的涉外合同。應當時的國家進出口委員會特邀,韓德培和周子亞、李雙元一道進京為國家進出口委員會提供咨詢意見,避免了國家的數億美元的重大損失。

  1979至1987年,美國持有清朝政府湖廣鐵路債券的個人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湖廣鐵路債券案。中國方面根據國際法據理力爭,強調主權豁免和惡債不予繼承的國際法原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撤銷了不利于中國的判決。該案最終既避免使中國政府遭受損失,又確立了一個良好的司法判例。

  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逐漸形成并正式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治構想。1982年憲法第31條正式寫入了反映“一國兩制”的內容。1985年,第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把“一國兩制”確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中國用“一國兩制”解決臺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方針正式確立。“一國兩制”率先在香港和澳門實踐。“一國兩制”是一種全新的國家統一和治理模式,是中國對于國際法理論和實踐的重要貢獻。

  (二)國際法研究和運用在改革開放中深化

  改革開放使中國逐步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中國對外交往增多,與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改革開放的推進過程,也是全面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不斷走向法治中國的過程。隨著運用國際法的需求與日俱增,對國際法的關注和重視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加強。

  國際法多次成為中共中央法制講座的主題。比如,199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法制講座在中南海舉行,時任華東政法學院教授的曹建明主講的題目是《國際商貿法律制度與關貿總協定》。他談了國際商貿法律制度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國際商貿法律制度的新發展與中國的涉外經濟法、關貿總協定與中國的經濟法制等重要問題。1996年12月9日,外交學院盧松副教授為中央政治局主講《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在主持講座并發表講話時指出,我們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都要注意學習國際法知識,努力提高運用國際法的能力。2006年5月2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鄭成思研究員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吳漢東教授為中央所做講座的題目是《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和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和制度建設》;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主持時強調,按照履行承諾、適應國情、完善制度、積極保護的方針,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適應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趨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表加強國際法治的重要講話,闡明了中國的國際法立場和主張,為國際治理和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比如,2014年6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用統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2015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的開幕式上發表的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應該創造一個奉行法治、公平正義的未來。要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堅持民主、平等、正義,建設國際法治。”

  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國老一輩國際法學家學貫中西,繼往開來,新一代的國際法學人刻苦鉆研,使中國國際法基礎理論與應用研究都伴隨改革開放的進程獲得了極大的推進,涌現出大量學術成果和一批又一批的國際法學人才。特別是進入新的世紀,國際法學的學科分工更加細化,許多具體的領域也有了專門的教材,每年都有幾十、上百部國際公法、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私法專著出版。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經濟與世界接軌的重要標志。這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國際法學者的研究熱情。國際法特別是國際經濟法在人才培養和研究成果上都取得了突破,為我國對外經濟交往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服務和有力的智力支持。

  加強國際法研究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機構建設。比如,2002年10月,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大背景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院長李鐵映的直接關心和支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在原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室的基礎上建立了所級的國際法研究中心,2009年9月更名為國際法研究所。它是專門的國際法科研中心,也在努力擔當國際法領域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也是在2002年,中國政法大學在原來國際經濟法系的基礎上設立國際法學院。2007年4月,武漢大學成立跨學科的邊界與海洋研究院,按照“精法律、通歷史、會外語、懂技術”的跨學科人才培養目標,以國際法(邊海問題研究)方向招收培養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形成人才培養方案和課程體系。

  2013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獲得了《國際法研究》雙月刊的刊號,成為國內第一本原創性國際法專業學術期刊。此后短短幾年間,又有《邊界與海洋研究》《武大國際法評論》《國際經濟法學刊》《國際法學刊》等國際法領域的學術期刊相繼獲得正式刊號。它們是反映中國國際法學研究成果的重要平臺。

  進入新世紀以來,深海、極地、網絡、外空等“新疆域”,反恐、非傳統安全、氣候變化、反腐敗、中國海外企業合規、反對美國所謂“長臂管轄”、海外中國公民權益保護等新課題、前沿問題成為中國國際法學界的研究重點。近年來,菲律賓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是典型的國際法律戰,使得本來就頗受重視的海洋法研究更成為學界熱點。中國國際法學界運用法律武器有力地批駁仲裁庭通過的所謂的南海仲裁案裁決,積極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并為國際海洋爭端的和平解決貢獻智慧。

  中國國際法學家走出國門、在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等國際組織中擔任重要職務的人也越來越多。原外交部法律顧問、國際法院法官史久鏞先生還擔任過國際法院院長。張月姣女士是中國第一位就職于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的國際法專家,還擔任過上訴機構主席。2018年12月18日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史久鏞和張月姣兩位國際法學家被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授予改革先鋒稱號。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國際法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的廣度、深度和速度均大幅度提升。可以說,中國國際法研究和運用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作出重要的貢獻,并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

  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啟國際法研究與運用的新時代

  (一)世界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對于現在的世界局勢,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作了準確的概括,即“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主題是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習近平總書記當時就指出:“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大約一年之后,2016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開展第三十五次政治學習,主題是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習近平總書記又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決于國際力量對比,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源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

  的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是最近十幾年來國際格局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它們的經濟總量,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已經超過發達國家,到2017年占世界經濟比重已達到582%;按現價法計算,2007至2017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占世界經濟比重也上升了11個百分點,達到近40%。

  回顧歷史,近一百多年以來,對于中國而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化。習近平總書記說:“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是西方工業文明與東方農業文明的碰撞,也可以說是引起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積貧積弱,百廢待興;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主動走向世界;2001年,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中國開始深度融入世界,中國人民開始逐漸富起來,國家開始逐漸強起來。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進入新的階段。有學者指出,在新時代,到了一個中國引領和塑造世界成為新命題的新階段。

  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是實實在在的變化,但是包括軟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的增強、在參與全球治理中的能力和作用的加強還處在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作為新崛起的發展中大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整體財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核心科技、國際話語權等方面還存在差距。

  中美兩國在國際大變局中擔任重要角色。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也事關世界經濟增長和國際和平與發展等多邊的局勢。近年來,美國堅持“美國至上”,我行我素,不斷以退出或者威脅退出條約、國際組織的形式破壞現有的國際法規則和體制,以達到自己重塑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目的。美國稱可能改變世界格局的國家為“修正主義國家”。2017年年底,美國特朗普政府首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公然將中國視作“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從2018年初以來,中美經貿摩擦一度不斷升級,愈演愈烈,實質是美國以單邊主義行為違反國際法。中國以互利共贏為經貿關系的目標,主張國與國之間本著相互尊重的態度,通過平等對話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尊重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全球治理,維護國際法治和多邊主義。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認為,當今世界的不確定性來源于西方世界內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繼續崛起,成為世界局勢的穩定力量;中國正在以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姿態為不確定的世界提供著確定性,并提供著當今國際秩序所必需的國際公共產品——共建“一帶一路”、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表明中國已具備能力對國際秩序和區域秩序作出制度性補充。

  墨西哥學者安都樂(Arturo Oropeza García)回顧新興經濟體當下的發展歷程時,曾這樣評價它們在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難:“主要的經濟參與者和政治家們抓住機會,表現智慧,總是會有將挑戰轉變為機遇的可能。”對中國來說,機遇和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立足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包括教育、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取得的成就以及經驗,中國的目標更加明確,發展更有信心,國際法立場和全球治理的主張也更加鮮明。

  (二)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的新要求

  中國的發展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外部條件。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專門在第十三部分闡述“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它指出:“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不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這為新時代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賦予中國國際法學者和國際法研究新的使命。

  當今世界,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增多,去全球化的聲音不絕于耳。也有人歪曲中國立場,變換方式渲染“中國威脅論”。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2018年4月10日在博鰲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指出,“無論中國發展到什么程度,我們都不會威脅誰,都不會顛覆現行國際體系”。2014年10月24日,在“聯合國日”之際,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光明日報》發文,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是國際法治的堅定維護者和建設者”。

  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兩個構建”的對外關系新主張,即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報告指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新的憲法修正案,其中在憲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增加了“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內容。這是對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主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意義深遠的堅持和發展。

  在新時代,中國提出并踐行的“一帶一路”倡議,源于中國,屬于世界;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是中國方案,又是世界視野。中國國際法學要與時俱進,闡釋和支持中國的新理念、新主張和新實踐。正如2018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外交部和中國國際法學會共同舉辦的改革開放40周年國際法工作座談會上的主旨講話所指出的,我們要深刻把握新一輪改革開放對國際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努力開創中國國際法工作新局面。

  早在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學者認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中國未來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實現、國家繁榮昌盛,乃至國際秩序與世界治理觀的演變,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寫進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是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來認識國際法,是對近年來中國對外交往方針和政策的一次重要總結、重申和發展。法治的內涵擴大了,涉外法治成為重要的法治建設的內容,涉外法務工作成為新的制度性設計和要求,國際法獲得新的、更大的重視和強調。

  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強調“健全黨對外事工作領導體制機制”。針對此,決定說:“加強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這是國際法被納入全黨外事工作領導體制及其工作中的重要體現。決定從制度化和整體工作考慮,提到了“涉外法治”的概念,要求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這說明,各級干部、特別是從事外事工作的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要有法治化的思維,而這里的“法”包括國際法。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國際法的研究和運用是加強外事工作領導體制機制的重要舉措,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成為相關工作的重要目標。

  決定中提到的兩個“堅定不移”,即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不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就是中國國際法研究和運用的兩大任務。完成這兩個任務,中國既要實現自己的現代化發展目標,又要為國際社會以和平與發展為宗旨的全球治理貢獻正能量。有學者認為,中國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崛起大國與國際法的關系。中國與國際法治的積極互動必將影響深遠。

  三、進一步加強國際法研究與運用的建議

  肖文在中央媒體上解讀中共中央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時指出:“要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盡快補足我國在國際法領域核心人才短缺、理論創新不夠、現實運用不足等短板,在國際法研究、制定、運用上與我國外事工作的要求相適應、與我國大國地位相匹配。”

  國際法研究有承上啟下的意義。它的上游是要加強國際法教學,下游是要加強國際法運用。反過來說,上、下游兩端又能起到最好的支撐和拉伸作用,促進中國國際法學的快速發展和真正繁榮。我國目前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國際法研究在擴大科研隊伍規模、增加機構設置和資金投入上都有了不少舉措,而它的上、下游的情況仍不樂觀,實踐中亟需大量的、優秀的涉外法律人才,國際法教學和運用的水平尤其需要提升。如何加強國際法研究與運用,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國際法學界、相關政府部門等發揮聰明才智,開展不懈的努力。筆者不揣淺陋,僅談三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

  (一)加強國際法教學,為培養涉外法律人才奠定基礎

  中國資深外交官、現任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黃惠康指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國際法人才隊伍培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國際法能力不斷提升。但現有的國際法隊伍和能力與民族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仍然有著很大的距離,具有國際化水平、在重要國際法崗位的國際法人才以及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國際法智庫存在明顯‘短板’,應對國際事務捉襟見肘。”

  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第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提到:“建設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于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加強全球治理人才隊伍建設。2016年9月2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參與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黨和國家方針政策、了解我國國情、具有全球視野、熟練運用外語、通曉國際規則、精通國際談判的專業人才。要加強全球治理人才隊伍建設,突破人才瓶頸,做好人才儲備,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撐。”新時代,新任務,我們亟需加強國際法教學和人才培養工作。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也指明了具體的要求和工作路徑。我們從中可以獲得重要的啟示:學習國際法,不僅僅是學習國際法律規則,還要了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了解國情,了解世界,具有全球視野,需要學好外語,還要學習和掌握國際談判的技能。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國際法人才培養需要認識到了解國情,掌握中國立場、中國主張和中國實踐的重要性。西方學者安西婭·羅伯茨(Anthea Roberts)在比較了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國際法教學情況后指出,美國的國際法教科書經常含蓄地傳達一種“我們所實踐的就是國際法”的信息,而中國的教科書在潛意識中給人的感覺好象是“國際法是其他國家所實踐的”。一方面,從中可以看出美國作為發達國家、甚至是超級大國在國際法上的單邊主義特點,可以看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國際法從遵守、跟從到參與和促進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支持多邊主義、較為客觀和謙卑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國際法教學存在對中國國際法實踐關注和表述不夠充分的問題。

  從學生選學國際法的熱情來看,國內法學院系中國際法教學的現狀并不令人樂觀。由于不如國內法更具直接的實用性,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國際法在法學教育、課程設置中的地位并不高,選學國際法的學生并不多。國際法教學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應該在課程設置和引導中鼓勵高校學生學習國際法,并積極在國際法領域深造。

  具體來說,基于國內社會的規則運作與國際社會的規則運作大不相同,國際法和國內法作為兩個相互獨立的不同的法律體系,在概念、內容、方法和運作規律上均有不同,在知識結構和能力培養上也有差異。國際法以國家為主要調整對象,法律主體間是平等關系,沒有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或者立法、執法和司法機關,其運作的空間是一個平行結構的國際社會。而且,因為立法不發達、法律空白較多、證明法律規則及其效力有專門的法律技術,適用國際法規則的國際裁判機構的有無及其權限大小取決于國家的同意和授權,導致國際法的適用具有局限性。而國內法是一個有權威的國家立法機構和法律實施機構保障的、存在上下垂直權力體系的嚴密的社會結構,國內法律體系繁復嚴密,有強制性的約束力和實施力,有權威的裁判機構,其管轄權一般不取決于當事人的意愿,因此國內法的適用明確直接。

  而且,與國內法學不同,國際法學與外交史、國際關系史、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屬于有所交叉并密切聯系的學科。王鐵崖先生歷來有一個主張:“研究國際關系和國際關系史必須有一定的國際法知識為基礎,而研究國際法則必須以國際關系和國際關系史為背景。”

  國際法學者注意到,當代中國國際法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可能是我們自己的教學體制約束了中國國際法教學的高水平發展。為了使學科設置更科學,并有利于國際法學科的長足發展、促進對國際法教學的重視,筆者建議教育主管部門早日將國際法學由二級學科改設為一級學科。這將極大地提升國際法在教育體系中的地位,有效地促進國際法教學。

  一級學科具有確定的研究對象和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理論、知識基礎和研究方法,是國家進行學位授權審核與學科管理、學位授予單位開展學位授予與人才培養工作的基本依據。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黃進教授對完善法學學科體系、健全國際法學科體系,特別是將國際法學確立為法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也提出了建議。他指出,在我國目前設置的學科法學門類中,只有一個法學一級學科、一個法學專業,與哲學、經濟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學科門類均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一級學科專業的現狀,差距很大,極不平衡,矮化、弱化了法學學科專業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地位。為了滿足我國培養涉外法治人才的迫切需求,有必要把國際法學升格為法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這樣在法學門類下設置法學(以國內法學為主)和國際法學兩個一級學科。

  (二)加強國際法的運用,充分發揮國際法的作用

  國際法的研究當然要立足實際,要落腳在運用上。現代外交,在形式上體現為法律外交,它是一種工作范式。國家利益及其維護要通過法律概念表達出來,贏得尊重和支持。對外經濟交往也是法律實踐,離不開國際法保駕護航。當下亟需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專門提到了“加強涉外法律工作”。它的具體闡述是:“適應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促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依法處理涉外經濟、社會事務,增強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運用法律手段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強化涉外法律服務,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國公民、法人在我國的正當權益,依法維護海外僑胞權益。深化司法領域國際合作,完善我國司法協助體制,擴大國際司法協助覆蓋面。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加大海外追贓追逃、遣返引渡力度。積極參與執法安全國際合作,共同打擊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販毒走私、跨國有組織犯罪。”相比這種列舉性的規定,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更為概括,并提出了總的制度性要求和更高的法治化建設水平的要求。涉外法律與國際法是相互交叉的概念,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更突出和強調了國際法。

  加強國際法的運用,首先要強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應該積極學習、了解國際法。習近平總書記曾在談到領導干部學法時說:“首要的是學習憲法,還要學習同自己所擔負的領導工作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除了專門的涉外法治崗位對國際法知識和能力有較高要求之外,一般至少要掌握與本職工作相關的基本國際法常識,具有國際法意識,能夠判斷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和案件與國際法的關系,大致了解如何進一步尋求與國際法相關的專業支持。

  實踐中,很多人容易混淆國內法和國際法的界線,按照自己對國內法的理解考慮國際法問題,容易導致錯誤的認識。還有人容易走極端,不是過高看待國際規則及其效力,就是過分忽視國際法的有效性和意義。英國著名法官湯姆·賓漢姆(Tom Bingham)對于法治有許多精辟見解,但是他的書中有一句話,稱:“法治要求國家遵守其在國際法中的義務,如同遵守國內法一樣。”這句話表達對于國際法的重視是可以的,但是在法律技術上是不對的,遵守國際法和遵守國內法在規則的尋找、效力的衡量、決策和實施機制上都是不同的。混同國內法和國際法不符合實際,會導致誤解和錯誤。我們要客觀、準確地理解國際法、運用國際法,這是所有人,特別是領導干部需要注意的。

  其次,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這是從制度入手,推進國家和具體部門甚至是單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要求。改革開放進行到今天,工作的復雜程度增加,涉外因素增多,涉外工作的重要性不斷彰顯。專業化的法律顧問、法律服務和法律保障非常重要。制度化助推法治化,可以有力地加強涉外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可以更為長遠、更加規范、更加有效地做好對外交往工作,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的對外交往。凡事預則立,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是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爭取獲得改革開放新勝利的新部署、新舉措。

  比如,外交部條約法律司承擔的法律外交工作是涉外法律工作的典型。近年來該司努力完善和創新法律外交工作機制體制。僅以加強政府和學界交流為例,2015年初,外交部國際法咨詢委員會正式成立,史久鏞等14名專家學者分別擔任咨委會顧問和委員。這是外交部和國際法學界之間的第一個常態化的合作平臺。

  (三)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在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信息化、網絡化影響持續拓展的今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有機整體。發展的關鍵是立足實際,首先把國內的事情辦好;同時,要有全球視野,重視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適應新時代改革開放、擴大對外交往、參與和推進全球治理的需要。

  一方面,由內而外,國內經濟實力、對外交往能力的增加,有助于我們“走出去”,開展平等互利的合作,參與和推動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另一方面,由外而內,在市場要素和資源全球配置的背景下,我們的對外開放與合作有利于滿足國內發展的需要,外國和國際組織等的先進或者成功的治理經驗也可以供我們參考和借鑒。

  國際法是長時間逐漸累積、發展而來的法律規則體系,西方發達國家曾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國際法的形成和發展乃至運作的過程。也可以看到,聯合國成立以來,隨著非殖民化運動的興起和發展中國家的不斷壯大,國際法的體系和具體制度不斷進步,雖然不盡完美,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和平與發展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撐。從整體上看,中國是現有國際法律秩序和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不過,從法律規則和制度中受益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由具備法律技能的人才隊伍來完成,需要通過有效地利用和運用、通過努力才能真正獲益。

  中國主張推動聯合國為主要框架的國際法律體系的改革和完善,這是從長遠的全球治理的需要來說的。同時,一個常態化的工作是,需要熟悉和掌握既有的國際法規則體系,能夠及時發現問題、預警問題、防范和解決法律風險,同時預判發展態勢,主動運用法律維護當下和長遠的法律利益。

  閉關鎖國發展不了經濟,對于學習、掌握、運用國際法也是一樣。國際法研究和運用需要立足本國國情,有國際視野,了解、追蹤國際動態,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知己知彼,我們需要研究別國的國際法立場、主張和實踐,需要了解、掌握國外國際法學者和專家的研究成果。在一國國內,國際法學者的隊伍相對國內法學者的數量來說,是一個不大的“小眾”,但是在整個國際社會來說,將各國國際法學者合計起來,則是一個數量可觀的“大圈子”。術業有專攻,任何一個國際法學者在今天都不可能“包打天下”,了解和掌握所有的國際法規則。中國國際法學要盡可能消除研究空白,涵蓋國際法理論和實踐的方方面面。中國國際法學者要爭取成為國內外在相關領域有影響力的專家。我們也要熟悉國外國際法專家隊伍的情況,多與他們交流交往,多結交知華、友華的國際法學界的朋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發展,利用外腦,聘請國外法律專家、利用國外法律人才為我國國家、企業或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情況會越來越多。

  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中國國際法學會、北京國際法學會等不同層面和領域的國際法學術團體,國內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國際法研究機構都可以進一步發揮學術外交、智庫外交、民間外交的作用。

  總之,中共中央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具有歷史性意義,其中對于“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的突出強調,必將進一步促進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和繁榮,有利于提高中國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對于中國國際法學界和實務工作者而言,新的目標就是,多出人才,多出成果,不斷提高國際法研究和運用的水平和能力,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中國國際法實踐。惟此才可以滿足當今中國持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

 

  【作者】柳華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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