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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規范生成:理論反思與模型建構
2020年01月27日 10:23 來源:《歐洲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潘亞玲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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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盡管歷經多次演變并提供了規范演進的詳細分析,但國際規范的理論研究迄今仍對規范生成語焉不詳,背后隱含的道德等級制假設造成了嚴重的國際政治后果,對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世界的規范性崛起極為不利。建構國際規范生成的理論框架,不僅有利于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有利于從根本上理解規范生成后的擴散、內化乃至侵蝕與死亡的整個生命周期演變。國際規范的生成并非發生在真空之中;而時空環境的演變意味著規范生成具有較明顯的路徑依賴——但這不利于規范的生成。因此,規范生成的理論建構核心在于如何突破歷史路徑:以歷史演進為基礎,通過安全化操作提供規范生成的道德必要性和時間緊迫性,使規范的理性設計成為可能。由于歷史演進不可避免,國際規范生成絕非全然創新,其規范結果更多的是越來越復雜的規范復合體;復合體內部的規范新陳代謝也使得規范生命周期變得完整,這對解釋規范競爭、侵蝕和死亡等具有重要助益。由此而來,非西方國家的規范性崛起戰略既要充分利用安全化邏輯實現創新,又要兼顧規范復合體確保其延續性。 

  關鍵詞: 規范生成;路徑依賴;理性設計;安全化;規范復合體 

  作者簡介:潘亞玲,云南大學印度研究院副研究員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新型大國關系語境下的中美人文交流研究(19JJDGAT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感謝?歐洲研究?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和建議,文中錯漏一律由作者負責。 

    

  導言:反思國際規范生成研究的缺失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的規范意涵日益明顯且攻擊性越來越強:盡管奧巴馬總統強調不能讓中國制定國際規則,但一方面他事實上更多指向國際規范甚至國際價值觀,另一方面他不可能在阻止中國制定國際規則的情況下允許中國制定國際規范;相比奧巴馬總統的含蓄,特朗普總統更是顛倒黑白,通過指責中國不遵守國際規范即采取不公平貿易做法,賦予自身破壞和重建國際規范的合法性——貿易保護主義舉措搖身一變成為重塑貿易公正的實踐。令人吃驚的是,這一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得到認可:在美國國內,認為中美貿易不公平的公眾比例在2018年中期達到62%,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對美日貿易的看法;在國際上,美國、歐洲和日本也結成了某種針對中國的戰略聯盟,盡管美國對后者也采取了諸多貿易限制措施。上述事實導致一系列疑問:奧巴馬總統不讓中國制定國際規則與規范的自信源于何處?特朗普如何為自身的破壞性行動正名,使其從規范反倡導者搖身一變為規范倡導者?這事實上指向一個更為根本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國際規范是如何生成的? 

  回顧國際規范的相關理論研究發現,對國際規范生成的理論研究相當欠缺。直到冷戰結束前,國際規范的生成、發展和擴散都被認為是少有的研究主題;隨著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逐漸興起,規范研究也相應進入國際關系理論主流領域。芬尼莫爾(Martha Finnemore)和斯金克(Kathryn Sikkink)有關國際規范動力學的研究不僅確立了國際規范是既定身份下恰當行為標準的主流界定,還奠定了規范從創建、擴散直至內化的生命周期分析;此后,有關國際規范的研究主要圍繞規范的擴散、內化、競爭等展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道德世界主義視角下的規范擴散與內化研究,即由規范倡導者推動擴散的規范往往被解釋為普遍性或世界性的,進而其擴散和內化就變得理所當然,而抵制規范擴散和內化則既不合法也不道德;第二階段的研究重點轉向國際規范的本土化,核心是理解國內變量如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在國際規范演變中的作用,強調國際規范的主動適應而非地方變量的積極角色,因此,諸如戰略選擇與戰略適應,嫁接、輔助性等概念成為這一階段研究的關鍵詞;第三階段的研究重點轉向規范的挑戰、競爭與衰退,盡管同樣重視本土化,但這一階段的理論旨趣轉向地方變量的積極角色及由此而來的主流理論的某種悲觀情緒,因此,在少數學者強調規范競爭的積極意義的同時,更多學者關注的是規范侵蝕、衰退乃至死亡。 

  當然,在由單一線性邏輯轉向多維多向發展、道德世界主義色彩逐漸降低的同時,對國際規范生成的研究也并非被完全忽視。首先,諸如規范生命周期理論、規范進化模型或規范的基因類比模型等宏觀理論模型,往往涵蓋了規范的整個生命周期,進而也對規范生成作了概略討論——但由于規范生成或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被默認為規范研究的起點,因此往往被一帶而過。例如,盡管提及國際規范的發源和興起問題,但芬尼莫爾和斯金克在后續論述中僅討論規范興起,并認為這一階段的主要機制是規范倡導者的勸服,事實上仍跳過了規范的生成或發源問題。其次,與宏觀模型相對,微觀模型往往將國際規范生成理解為具體的政策決策,即對國際生活中社會問題的承認、處理和解決,如聚焦規范倡導者的議題采納或規范生成前的談判,但因過于微觀進而無法展現國際規范生成的全貌。最后,居于宏觀模型與微觀模型之間的中等模型相對較為具體,如描述跨國和國際規范執行的螺旋模型、信號模型或翻譯模型都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國際規范的生成,但由于更多聚焦案例研究,概念化與理論化均不充分。受國際研究影響,國內對規范生成的研究也存在明顯不足,同樣主要聚焦國際規范擴散,即使有少量涉及國際規范生成的研究或者過于微觀,或者過于簡略。 

  緣何國際規范生成問題在國際規范理論研究中居于邊緣地位?盡管難以明確判斷其背后是否存在一種刻意忽視,但顯然,國際規范生成研究的缺失有深遠的理論和實踐影響。從理論上看,由于規范不可能在真空中生成,如果無視規范生成之初的各種論爭,則難以理解其生成后的擴散、競爭、侵蝕、替代甚至死亡;或許正是這一原因,才導致芬尼莫爾和斯金克最初提出的國際規范生命周期模型如此簡單和不完整,并堅持一種充滿道德色彩的線性邏輯。考察其實踐影響,或許更能理解其理論旨趣:由于主流的國際規范理論都假設了規范創建/興起時期規范倡導者的正確性,進而建構出充滿道德色彩的國際規范行為體的等級制,由高至低依次為規范倡導者、規范追隨者、規范接受者和規范反對者。這一國際規范的道德等級制有著重要的政策意義:一方面由于主權國家誕生以來西方國家總體上把持著國際體系權勢主導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國際關系學科誕生以來西方國家總體上把持著國際關系理論主導地位,因此,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歐洲主要大國往往被假定為理應的規范倡導者,而廣大非西方國家更多是規范追隨者或接受者,更有少數非西方國家被認定為規范反對者,由此在國際規范演變中也存在一種中心邊緣結構,限制著非西方國家在國際規范演變中的角色。由于被賦予特定角色且難以改變,因此,不同行為體采取的相同規范行為就具有不同的道德正確性:美國作為最大的規范倡導者,其破壞行為就可能被認為是合理的甚至是建設性的;而諸如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其對規范擴散的抵制可能被認為是規范反對者,對規范破壞行為的反對可能被扣上規范反倡導者的帽子,對過時或不合時宜的規范的修正或調整可能被認為是修正主義者。因此,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非西方國家而言,尋求更大的規范主導權和國際話語權,最根本的是要解構國際規范理論所暗含的道德等級制,其核心是理解并將西方語焉不詳的國際規范生成機理完整地建構出來,推動國際規范生命周期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而這正是本文的初衷。文章將首先分析國際規范生成的時空環境——沒有任何規范是在真空中生成的,進而探討國際規范生成過程中路徑依賴與理論創新如何得以實現及由此而產生的規范后果,以期建立完整的國際規范生成模型,為非西方國家實現規范性地位上升或崛起提供理論參照和戰略思路。

作者簡介

姓名:潘亞玲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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