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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法學研究的回顧和展望筆談 中國經濟法學40年:理論周期與認知范式
2020年01月25日 08:57 來源:《現代法學》2019年第1期 作者:單飛躍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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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單飛躍(1965- ),男,湖南平江人,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上海 200433

  中國經濟法與中國經濟法學是改革開放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法律產物與法學產物。經過40年的不懈努力,經濟法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門,經濟法學研究也取得了大量成果。40年間,中國經濟法學經歷了幾次重大理論轉型,理論周期呈遞進式的發展態勢。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法學對經濟法存在與發展的認知方式也逐步趨于成熟,對經濟法內在規律的把握日漸清晰,初步形成了傳統的、基本的、特定的經濟法認知范式。

  一、中國經濟法學研究的遞進式理論周期

  中國經濟法學的產生與發展,與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法制建設相伴隨行。雖然中國經濟法學借鑒了蘇聯以及東歐國家的經濟法理論成果,參考了德國、日本、法國等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立足于本土化的中國國情與中國立場,通過自我化的過程形成了中國經濟法學的性格與品格。由于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革性以及經濟法制的進步性,中國經濟法學研究呈現出鮮明的遞進式理論周期特點,到目前為止,呈現為三個標志明顯的理論周期。

  (一)以《民法通則》頒布為標志的第一個理論周期

  這一周期的時間跨度大體為1979年至1992年。以1986年《民法通則》的頒布作為標志和節點,這一周期可以劃分為大經濟法理論與小經濟法理論兩個階段。《民法通則》頒布前的階段為大經濟法理論階段,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法學與民法學等法學學科都處于沒有太多實證法支撐的理論建構階段,在立法機關的經濟立法主張影響下,經濟法調整全部經濟關系的大經濟法理論觀點較為盛行。《民法通則》頒布后,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系由民法調整,依立法者的意圖,經濟法主要調整縱向經濟關系,由此,經濟法只調整部分經濟關系的小經濟法理論相應形成。在這一時期內,經濟法學研究迎來了自己的初創階段,經濟法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也被初步界定。經濟法學研究更多地注重對經濟法部門獨立性的建構和論證,盡力凸顯自身研究的個性化。與此同時,經濟法學研究也和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立法活動具有較強的配合度。

  (二)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為標志的第二個理論周期

  這一周期的時間跨度為1992年至2011年。以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作為標志和節點,這一周期之前的經濟法理論可以被視為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經濟法理論,而1992年以后的經濟法理論可以被視為市場經濟的經濟法理論。隨著1992年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和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實施,以及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逐步建立,經濟法學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井噴式”的發展階段。此時的經濟立法和經濟法學研究更多地聚焦于為維護市場經濟發展而建立經濟法治體系。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也體現在具體的經濟法法律之中,如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條皆有“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立法目的表述。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為經濟法研究提供了價值指引。雖然經濟法總論研究中有各種各樣的學說,但在論及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時總是要和市場經濟目標相契合,比如市場基礎和優先原則①等。這一時期,經濟法學研究也在思考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相比并不必然具有優越性,政府干預的范圍需要受到限制,而且政府干預的程序應當合法。

  (三)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為標志的第三個理論階段

  這一周期的時間跨度為2011年至今。以全國人大常委會2011年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作為標志和節點,這一周期之前的經濟法理論可以被視為理性法形態的經濟法理論,而2011年以后的經濟法理論可以被視為實證法形態的經濟法理論。對經濟法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標志著經濟法法律部門的地位已經確立,經濟法法律體系的框架已經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后,經濟法由哪些法律具體組成已經變得清晰明確,經濟法與傳統法律部門之間基于建構立場的理性法之爭基本結束,經濟法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實在化和具體化,對實證法形態的經濟法進行研究已經成為經濟法學的主要任務。從理性法向實證法的轉型必然帶來經濟法學研究方法論的相應改變②。經濟法需要從觀念形態走向適用形態,需要從理性構建轉向法律解釋,“純粹的形而上意義的理論探索固然有一定的必要,但針對具體制度和客觀法律現象的務實研究更顯重要。”[1]傳統的經濟法理論研究范式有比較明顯的實用主義價值取向,即跟隨經濟立法或者經濟政策進行注釋性研究以及針對法律漏洞開展修補性研究。雖然這些研究方式可以對社會熱點問題和矛盾進行敏銳追蹤,卻忽略了對經濟法法律品格的塑造,也使得經濟法學的科學化程度有所減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部門為經濟法學理論研究提供了文本支撐,從法律條文的字里行間之中總結經濟法的立法目的、價值追求、運行方式等內容,也成為越來越多經濟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③。

  40年的改革開放史為中國經濟法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為經濟法學研究提供了價值導向。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法學研究隨著改革開放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理論周期不斷遞進的態勢,并且這一遞進態勢仍將繼續下去。

  二、以調整對象和法律關系為核心的傳統認知范式

  如何建立對經濟法這一新興法律部門的法學認知體系,經濟法學不大可能從一開始就采用與法律科學傳統認知范式完全絕緣的認知方法,而是必然會受到法律科學傳統認知范式的影響。

  (一)“調整對象—法律價值—基本原則—法律體系”認知范式

  無論是贊成經濟法部門還是不贊成經濟法部門的經濟法理論主張中,大多偏好于從調整對象入手來討論經濟法的相關問題,“調整對象始終是總論研究的主題之一,并總是成為引領各個時期甚至整個經濟法學理論研究的前奏。”[2]以調整對象的論說為基礎,建構型的經濟法理論成果在經濟法研究中特點鮮明,“經濟法調整對象”“經濟法價值”“經濟法原則”“經濟法體系”一直是不同時期經濟法研究的理論主題,形成了“調整對象—法律價值—基本原則—法律體系”的經濟法認知范式。

  (二)“主體—權利—行為—責任”認知范式

  法律關系是法律科學研究中常用的認知范式。通過對法律關系中主體、權利、義務、客體的認知,能夠為立法以及法律適用提供較為清晰的法律事實識別框架。中國經濟法學研究中,受到傳統法律關系范式的啟示,但也結合經濟法多關系、多主體、多權利樣態、多行為、多責任的具體特點,在經濟法主體、經濟法權利、經濟法行為、經濟法責任等研究領域產生了大量的理論成果,形成了“主體—權利—行為—責任”的經濟法認知范式。有學者主張將“主體—行為—責任”作為經濟法學的研究框架之一[3],還有學者主張以“主體—行為—責任”經濟法法律關系為中心建構經濟法法理學[4]。

  “主體—權利—行為—責任”認知范式對于經濟法的學科規范、科學化程度、理論體系建構有重要的影響,有助于夯實經濟法的理論根基,打通經濟法和其他法律部門的對話渠道,同時也有助于加強經濟法知識傳播的穩定性。

  三、以“政府—市場”關系為主線的基本認知范式

  經濟法研究的一種常規性邏輯進路便是從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規約入手,力圖廓清政府與市場在現代市場經濟關系中的角色、位置、功能與版圖,將“國家(政府)—市場之間關系的法治化作為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5]。盡管以這種研究框架為依托的經濟法理論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描述有“干預”“協調”“管理”“調控”“規制”“調節”“調制”等用詞上的差異④,但在本質上基本相同,“均可理解為對市場濫用或市場失靈進行校正的描述,反映了國家在市場經濟中對經濟生活進行某種程度干預的理念,凸顯出國家利用公權力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進而不同于民法‘私法自治’的調整模式,實現一種自然秩序與設計程序良性互動的法律機制。”[6]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經濟法認知范式,對推動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學的體系化發揮了重要作用。以該認知范式為基礎所形成的“市場規制法—宏觀調控法”經濟法體系,比較系統地將平行且分散的經濟法律法規進行了板塊式的整合,在非法典化的經濟法形態條件下,使社會認知經濟法的難度大大降低,使經濟法知識的傳播更加通達。

  在“政府—市場”關系認知范式之中,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市場本身的問題和缺陷是政府干預的邏輯起點,政府作為公共意志凝聚的體現,掌握了豐富的政策資源與監管資源,擁有矯正市場失靈的能力與動機。尤其是在一些市場發展相對薄弱、政府干預傳統較強的國家,市場及公眾對政府干預仍然保有較高的期待和信任。宏觀調控作為一種國家治理方式在意識形態各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中都有所體現,因此,將政府作為經濟法理論研究的主體具有重要價值。政府根據不同的經濟社會場景會有不同的干預目的、干預期限、干預手段及干預程序,也會因為政府層級的區分而有不同的干預偏好,絕非是模糊和大而化之的空洞理解。根據這些區別,經濟法的內部構成體系有了市場規制法和宏觀調控法的區分。

  市場調節有其自有的規律和理念,甚至遠遠早于政府干預而存在。政府干預通常利用經濟立法等方式人為地介入市場經濟活動之中,其運用須慎之又慎。由于政府通常以有形的機構存在,市場與之相比具有無形性,在“政府—市場”關系的研究范式中,極易將政府置于第一位、市場置于第二位。一些經濟法學研究者也在檢討這種思維定式,對政府功能進行重新定位⑤。市場的基礎作用和優先作用并不意味著政府干預的完全退出,市場萬能主義的取向也是不科學的。市場的缺陷必然存在,但這些缺陷并非否定市場的借口,只是為政府干預提供了干預合法性的證明和恰當的時機。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分析要結合具體的時空背景,需要實證支撐而非簡單的價值判斷。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發展歷程其實也是政府與市場關系變遷的縮影。中國經濟法的“政府—市場”關系范式并非簡單地就是為了矯正市場失靈,也絕非是一方完全壓倒或者替代另一方的二元對立模式。

  四、經濟法特定認知范式的凝練

  作為現代法的經濟法,應當有不同于傳統法的認知方法論。經濟法是規范性與回應性交織的法律部門。作為法律科學層面的經濟法學認知方法論,既要對政府與市場關系體制與機制進行法治性確認,又要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與新問題進行相機性回應,更要對實證法中的經濟法要素、內涵與特征進行規律性升華,還要對經濟法實施中的機制與方法進行系統性整理,并以此為基礎,構建為經濟法學所擁有的特定認知范式。

  (一)“促進—發展”范式

  “促進—發展”范式是對經濟法獨特的法律目標的認知范式。就我國的國情而言,經濟生活中的國家主體并非是消極的看護人,而是具有極強目的性和價值偏好的設計規劃者,常常將促進、發展等意志融入經濟立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時間和空間是我國經濟立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考量因素。發展是我國的迫切要務,體現為時間上的緊迫性以及空間上的不均衡性,這就要求國家主動承擔更多的資源整合功能和扶持功能。

  在經濟法法律中,有相當多的促進型法律,如《中小企業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農業機械化促進法》等。除了上述以“促進法”為名稱的促進法以外,經濟特區、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功能區的專門性立法,也體現了促進區域發展的經濟法法律主張。促進型經濟法并不只是確立空洞的促進目標,而是要逐步形成經濟法獨有的促進法律機制⑥。

  促進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而發展在中國經濟法中又被賦予獨特內涵。發展中國家是中國的現實定位,發展矛盾是中國的現實國情,具體表現為發展不充分、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持續發展、超越式發展、跨越式發展的使命繁重。中國經濟法生成于需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歷史關鍵時期,這也就決定了中國經濟法具有問題對策法和矛盾回應法的品格,發展是中國經濟法的核心理念與目標⑦。中國經濟法法律大多將促進經濟發展和行業發展作為明確的法律目標⑧,“促進—發展”型的經濟法范式特征鮮明而突出。

  (二)“經營者—消費者”范式

  “經營者—消費者”范式是對經濟法主體的認知范式。經濟法有著相異于其他部門法的主體形式,與傳統的民事法律部門相比,經濟法中的主體多以群體形式出現。20世紀的法律挑戰主要來自不斷加速的工業文明進程。工業化帶來的法律變革不僅表現為侵權責任的認定從過錯責任向嚴格責任轉變,還包括“經營者—消費者”主體結構對傳統“賣方—買方”交易主體結構的替代與升級。經營者與消費者是“群”意義上的概念,在“經營者—消費者”關系結構中,買方的權利發展為消費者的權益,賣方的義務升級為經營者的義務。有學者指出,差異與群體的形成所導致的交易中的弱勢性,需要將消費者群體納入經濟法的主體范圍[7]。

  “經營者—消費者”模式結構的出現帶來了法律權益結構與表達技術上的變化,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就突破了以往權利義務對等的法律表達慣例,采用“消費者的權利”與“經營者的義務”對應的非傳統表達方式。此外,《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廣告法》等法律的目的條款中都明確表達了保護消費者權益與利益的立法宗旨。

  在經濟法學研究成果中,有學者提出了從經濟法的角度看待經營者的獨特視角,“經濟法的視野要求對經營者的判斷不再著眼于其商法意義上的營利性特征,而著眼于其經濟活動對市場及宏觀經濟的影響,這時的經營者及其關于營利性經營活動的性質界定,已經不再強調其利潤是否分配給投資者或者成員,而是強調在與交易對象的交易活動中是否以獲得對價為條件。”[8]

  (三)“風險—規制”范式

  “風險—規制”范式是對經濟法社會功能的認知范式。工業革命興起后,來自工業化的生產、服務與商品給人們帶來的風險不斷增加,并且這種風險由個體的生產、商品與服務逐漸向局部性或整體性的環境、食品、金融等領域發展。“風險社會的風險,其實質是人們利用高科技和發達的市場體系創造財富的過程中,高科技與發達市場(制度)體系本身隱含的風險的呈現。因此,它們是一種人為的行為風險。”[9]1111信息化的速度在全社會不斷加快的同時,工業社會原有的信息不對稱結構在信息社會中因信息功能的快速膨脹而在信息權利與信息利用方面形成了更加不平衡的信息結構,風險社會的特征進一步加劇。“如何緩解與分配風險損害成為風險社會的核心問題。侵權法解決的損害問題是私人對私人利益的侵害,其主要功能在于補償受害者,其制度運行有賴于損害的確定性、有限性、可計量性、可預期和可控制性、私人性。風險損害所具有的不確定性、無限性、不可計量性、不可預期性、不可控制性和社會公共性顛覆了這些條件,對風險損害主要以規制法予以事前防范。”[9]109針對風險不斷加劇的社會挑戰,經濟法法律中應對風險的制度與機制也逐漸產生和建立,《產品質量法》確立的產品質量檢驗合格制度、產品質量標準制度、企業質量體系認證制度、產品質量認證制度、產品質量抽查制度等,就是為了有效控制產品質量風險。《中國人民銀行法》將“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作為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能進行了設置。《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將“防范和化解銀行業風險”作為該法的立法宗旨,并規定商業銀行應執行包括風險管理在內的審慎經營規則。《農業法》中規定了“糧食安全預警制度”“糧食風險基金制度”等內容以確保糧食安全。經濟法法律中風險防范與風險管理內容的攝入,使“風險—規制”模式成為經濟法中的重要規范結構。

  (四)“監管—監督”范式

  “監管—監督”范式是對經濟法實施方式的認知范式。和其他法律部門相比,經濟法有著比較豐富的實施手段,具體包括執法、司法、經濟政策、自律性監管、監督等。由于經濟法調整的領域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僅依靠司法裁判來保障經濟法的實施是不夠的,因此在經濟法實施過程中,負有監督職權的權力機關與監督機構、專業的行政執法機構、行業自律組織發揮著重要作用,監管與監督已成為經濟法至為重要的實施方式。

  “關于監管的定義,在行政法學的意義上,政府的行政監管是一種外部行政行為,是發生在特定行政主體和具體行政相對人之間的一種直接的行政法律關系。在經濟學家看來,政府的行政監管是行政機構通過法律授權,通過制定規章,設定許可,監督檢查,行政處罰和行政裁決等行政處理行為對社會經濟個體的行為實施的直接控制。它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公共利益或合法私人利益,并使之避免或減少由個體經濟決策(生產、銷售及價格行為)帶來的損害。”[10]監管在廣義上包含監督管理、管理、主管、監督檢查、調查等內涵,是依法律規定的職責和職權對一定的對象、行為所實施的具有命令—服從性質的行政行為以及具有管束性質的自律管理行為。監管者對被監管者的行為可以直接進行合法性與合規性的效力認定,可以直接糾正被監管者的不當行為,可以直接發出要求被監管者作出行為上相應改變的命令,可以直接對被監管者進行處罰。監管者對被監管者能進行直接管束是監管的主要特征。

  監督是基于法律規定而由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公民個人對一定的對象與行為進行建議、督促、批評、質詢、舉報的行為。在監督關系中,監督主體有權獲得被監督者的相關情況與信息,有權啟動法律授權的調查程序,有權要求有關部門啟動對被監督者的問責程序,有權要求被監督者按照法律規定作出不當行為的相應矯正。但監督畢竟不同于監管,監督關系不具有管理性質,監督主體無權直接糾正被監督者的不當行為,也不能直接對被監督者予以問責。

  監管與監督特別是監督,在中國經濟法學理論研究中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以往的經濟法學研究成果主要是將監管當作一種純粹的干預市場的技術手段來看待,沒有對監管者主體地位、監管規則供給、監管中立、監管救濟等深層次的監管法治問題作出深入探討。對平行狀態下運行的經濟職權或沒有直接拘束力的監督方式,經濟法學界的關注甚少,這就使得經濟法中的主要實施手段失去了法理上的支持。“監管—監督”認知范式對競爭法、金融法、財稅法等經濟法中子部門法的相互關聯能夠起到鏈接作用,未來經濟法學研究有必要對“監管—監督”范式予以關注和重視。

  中國經濟法研究歷經了40年的風雨,在取得了大量成果的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40年來的經濟立法活動為中國經濟法學研究提供了素材、資源和理論支撐,但我們同樣也需要思考經濟法理論研究又給中國經濟立法與經濟法實施帶來了哪些具體改變。經濟法理論在進行追蹤式研究的同時應當彰顯自身的部門法特點,發掘經濟法自身的規律和價值,同時更應當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指引。

  ①例如,劉大洪教授認為,市場優先原則是政府謙抑干預理念在經濟法基本原則領域內的映射。市場基礎原則要求任何經濟領域都應當優先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國家干預應僅限于市場失靈的范圍當中。(參見:劉大洪.論經濟法上的市場優先原則:內涵與適用[J].法商研究,2017(2):82.)

  ②劉光華教授基于內部視角提出了“經濟法是什么”“經濟法的分類、體系、經濟法律規則獨特的邏輯結構、經濟法律適用及后果”等分析實證問題,突破了傳統經濟法研究采取的價值論范式。(參見:劉光華.經濟法分析的實證基礎[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③經濟法學界已經取得了一些以經濟法文本為實證樣本的學術研究成果。(參見:單飛躍,張瑋.經濟法中的政策——基于法律文本的實證分析[J].社會科學,2012(4):89-97;甘強.經濟法中的國家干預——基于法律文本的實證考察[J].現代法學,2013(5):68-75;單飛躍,余驍.經濟法法律責任:語義、規范及其整體譜系——基于法律文本的實證分析[J].現代法學,2017(3):170-185.)

  ④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經濟法理論研究成果,可參見:李昌麒.經濟法——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單飛躍,盧代富,等.需要國家干預:經濟法視域的解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楊紫煊.國家協調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劉文華.中國經濟法基礎理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M].4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程信和.經濟法與政府經濟管理[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王全興.經濟法基礎理論專題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張守文.經濟法理論的重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邱本.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基礎構建與原理闡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邢會強.走向規則的經濟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⑤陳婉玲教授認為,經濟法視野下治理市場失靈的根本手段是法律約束,政府作為國家授權的經濟調節組織,在市場治理過程中的角色定位只能是法律的執行者。(參見:陳婉玲.經濟法權力干預思維的反思——以政府角色定位為視角[J].法學,2013(3):38.)

  ⑥關于促進型經濟法的研究成果,可參見:張守文.論促進型經濟法[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97-100;焦海濤.論“促進型”經濟法的功能與結構[J].政治與法律,2009(8):77-84.

  ⑦關于發展理念與發展權的經濟法學研究成果,可參見:單飛躍,等.經濟法發展理念論[J].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5):171-176;程信和,等.可持續發展——經濟法的理論更新和制度創新[J].學術研究,2001(2):67-75;張守文.“發展法學”與法學的發展——兼論經濟法理論中的發展觀[J].法學雜志,2005(3):2-6;劉大洪,等.論經濟法的發展理念——基于系統論的研究范式[J].法學論壇,2006(1):53-58;張守文.經濟發展權的經濟法思考[J].現代法學,2012(2):3-9.

  ⑧通過對《循環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中小企業促進法》等45部經濟法法律的檢索,這些法律中的第1條即立法宗旨中,均含有“促進……發展”“促進……”“發展……促進”“有利于……的發展”的表述;其中一些法律專章規定了“激勵措施”“鼓勵措施”“扶持措施”等;其中一些法律條文專門規定了“扶持”“鼓勵”“獎勵”“支持”“減征”“優惠”等具體的促進法律手段。

  參考文獻:

  [1]許明月.經濟法學術研究定位的反思[J].政法論壇,2006(6):23.

  [2]曾東紅,肖江平.進路:經濟法總論研究反思——以總論中調整對象的地位及其演進為例[J].學術研究,2002(8):61.

  [3]王全興.經濟法基礎理論專題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47-51.

  [4]張繼恒.走向“經濟法法理學”:經濟法研究進路反思[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2):130-149.

  [5]岳彩申,李永成.中國經濟法學三十年發展報告[J].經濟法論壇,2010(1):16.

  [6]管斌.中國經濟法學總論30年研究:關鍵詞視角[J].北方法學,2009(4):56.

  [7]應飛虎.論經濟法視野中的弱勢群體——以消費者為對象的考察[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7(3):67-68.

  [8]李友根.論經濟法視野中的經營者——基于不正當競爭案判例的整理與研究[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7(3):63.

  [9]劉水林.風險社會大規模損害責任法的范式重構——從侵權賠償到成本分擔[J].法學研究,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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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單飛躍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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