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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
2020年01月23日 11:29 來源:《近代史研究》(京)2010年第5期 作者:鄧野 字號
關鍵詞:紅軍東征/閻錫山/徐永昌/陳誠/張學良

內容摘要:東征之役是紅軍與晉綏軍的頭一次正面交鋒。最初,關于戰爭的預期,雙方都缺乏足夠的估計。閻錫山自始便懷疑紅軍的到來為張學良促成,故拒絕張部增援,而引入中央軍。紅軍與中央軍相繼入晉,兩者都是日本的華北自治政策所不允許的,日方多次向閻施壓,要求山西保持“門羅態度”。為避免山西遭受重大的戰爭破壞,閻錫山沒有全力執行蔣介石的在山西圍殲紅軍的部署,企圖采取追擊方式,以期盡快將紅軍逐出山西。為此,閻與部屬之間產生了圍與追的爭論。中央軍大批開入及其筑碉戰術的廣泛推行,改變了戰場條件,紅軍退回陜北。閻錫山力倡在陜北圍殲紅軍,但張學良不甚積極。最終,因兩廣事變的發生,入陜追剿的計劃被擱置下來。

關鍵詞:紅軍東征/閻錫山/徐永昌/陳誠/張學良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東征之役是紅軍與晉綏軍的頭一次正面交鋒。最初,關于戰爭的預期,雙方都缺乏足夠的估計。閻錫山自始便懷疑紅軍的到來為張學良促成,故拒絕張部增援,而引入中央軍。紅軍與中央軍相繼入晉,兩者都是日本的華北自治政策所不允許的,日方多次向閻施壓,要求山西保持“門羅態度”。為避免山西遭受重大的戰爭破壞,閻錫山沒有全力執行蔣介石的在山西圍殲紅軍的部署,企圖采取追擊方式,以期盡快將紅軍逐出山西。為此,閻與部屬之間產生了圍與追的爭論。中央軍大批開入及其筑碉戰術的廣泛推行,改變了戰場條件,紅軍退回陜北。閻錫山力倡在陜北圍殲紅軍,但張學良不甚積極。最終,因兩廣事變的發生,入陜追剿的計劃被擱置下來。

  關 鍵 詞:紅軍東征/閻錫山/徐永昌/陳誠/張學良

  作者簡介:鄧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長征是紅軍的戰略轉移。1935年10月抵達陜北之后,因當地的條件不適宜發展,為此,1936年2月,紅軍又向東面山西方向發起東征,其戰略意圖是,赤化山西和綏遠,以期靠近外蒙,從而“打通蘇聯”。就戰略意圖而論,東征之役仍然具有戰略轉移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東征也可視為長征的繼續。

  東征的直接對象是閻錫山。民國以來,山西在閻錫山的掌控之下,長期處于半獨立狀態。經過多年經營,閻在山西積累了一定的統治基礎,所部晉綏軍因多次參加軍閥大戰,故而也具有一定的戰斗力。總之,如何確保對山西的掌控,這是閻錫山觀察、認識和處理一切問題的最高準則。

  東征之役是紅軍與晉綏軍之間的頭一次正面交手。紅軍的到來,首先是對閻錫山的山西統治權的挑戰。同時,由于復雜的派別關系、敏感的地區環境以及特定的政治背景,東征之役不僅牽動了華北政局,也牽動了南京政府以及山西周邊的幾個利益攸關方。閻錫山面臨這樣幾個問題:首先,部署攻防,攔截紅軍;其次,由于閻之晉綏軍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抗衡紅軍,而必須借助蔣介石的中央軍,那么,中央軍入晉之后是否危及閻的地位,這是閻頗為慎思的問題;再次,山西地處華北,而日本此時的侵華方針集中體現為大力推行華北自治,所謂自治,一句話,就是不允許任何外部武裝進入華北。因此,無論紅軍還是中央軍入晉,都是日方所不允許的,這是閻必須應對的又一問題。與此同時,陜西的張學良、河北的宋哲元都有入晉“助剿”的擬議與傳聞,張、宋二人是否乘機窺視山西,這也是閻高度警覺的問題。總括而論,閻錫山既要“剿共”,又要防蔣、防日、防張、防宋。顯然,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局面。

  紅軍以及蔣、日、張、宋五方之間,性質與統轄關系各不相同,但對閻錫山來講有一點則是相同的:他們都是異己勢力,因而都是山西的半獨立狀態所不能接受的。然而,各方性質與利害關系的不同,又為閻提供了選擇與區別的余地。對于紅軍,閻的方針是全力抗擊,同時又為紅軍留出撤離的退路;對于中央軍,閻的策略是利用加限制;對于日方的威脅,閻是竭力周旋;而對于張、宋,閻則采取嚴拒與防備。

  有關紅軍東征的作戰過程,中共黨史軍史均有記載,但其他相關問題的掌握、聯系與研究則極為簡略,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講,等于空白。臺灣出版的相關著作,有關是役的記載亦甚簡略。① 晉綏軍與中央軍聯手抗衡紅軍,從失利、相持到扭轉戰局有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其作戰方針的商討、爭論與實施,是本文將重點提出和研究的問題。另外,閻在紅軍與蔣、日、張、宋之間又是如何周旋的,也是本文將著重提出和研究的問題。

  徐永昌時任山西省主席,至少在名義上僅次于閻錫山而具有山西二號人物的地位,徐在其日記中記載了大量有關東征之役的作戰情況,以及閻、徐二人就多種問題的私下磋商,從而為研究是役提供了一批原始記錄。本文將以徐永昌日記為基礎并參照其他材料,對東征之役的作戰過程及其所牽涉的諸多問題做一次較大的補充與擴展,以期將此項研究引向深入。

  紅軍與晉綏軍的初次交手

  1935年11月取得陜北直羅鎮戰役勝利之后,毛澤東隨即就紅軍的戰略方向提出建議:“開辟我們的蘇區到晉陜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打成一片的任務。”爾后,毛致函洛甫:“關于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當年12月23日,中共政治局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由毛起草,決議要求:“第一方面軍行動部署之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并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具體步驟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② 這就是說,山西與綏遠已被確定為紅軍的下一步發展方向。

  山西與綏遠此時均隸屬于閻錫山管轄。閻曾因發動中原大戰并另立政府,一度與蔣交惡,事后二人關系逐漸緩和。1932年2月,閻就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下轄山西與綏遠兩省,所部稱晉綏軍,此時,徐永昌任山西省主席,傅作義任綏遠省主席,徐、傅形同閻之左膀右臂。1936年1月,蔣授予閻一個虛職: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當然,蔣、閻關系的本質并未改變,也就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提防。

  關于紅軍東渡的意圖,陜西的張學良與楊虎城不僅有所察覺,并且即時向閻做了通報。1936年1月8日,張學良、楊虎城、高桂滋抵達太原,隨即與閻錫山、徐永昌磋商紅軍東渡問題。有趣的是,關于如何防范紅軍的到來,閻所提出的頭一個問題并非如何排兵布陣,而是一個頗具政治意味的話題:分配土地。

  改變農村的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是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動員和組織民眾的一項收效顯著的政策。鑒于此項政策的影響力,閻錫山從前就有過一個設想,即在山西同樣推行分配土地政策,用以抵消中共的影響與滲透。閻曾對徐永昌說:“防共只要分配土地,共黨即無辦法。”這一回面對紅軍即將東渡的現實,閻向張學良征詢的頭一個應對措施即分配土地。徐永昌記載:“閻先生詢分配土地,能否杜共黨擴大及組織民眾以御共匪。”也就是以分配土地作為組織民眾抗拒紅軍的手段。張學良似乎并不認同:“張以為土地問題小,恐怖問題大。”③

  當然,閻與張等肯定還要商討相關的軍事方針。翌日,徐永昌補記:“昨晚飯時,張、高等談共匪企圖東竄。余主嚴密防河,閻先生主放過來打,且舉郭堅、樊鐘秀事。爭論久之(張右余說)。”④

  1917年5月,陜西將領郭堅由臨晉縣攻入山西,結果被擊潰。1925年8月,樊鐘秀由豫北攻入晉南,最后在晉軍的重圍之下退回河南。⑤ 閻錫山沒有與紅軍正面交手的經驗,故而以當年抗擊郭堅與樊鐘秀的戰例作為依據,主張“放過來打”,亦即采取內線作戰。徐永昌主張嚴守黃河,并得到張學良的認同(“張右余說”),但未被閻采納。據此,紅軍后來之所以能夠較為順利地突破黃河,與閻錫山“放過來打”的方針多少有些關系。

  2月18日,毛澤東、彭德懷下達東征作戰命令。這道命令對閻部兵力有所通報:山西方面約5個師另加2個獨立旅,綏遠方面2個師。⑥ 這道命令沒有把蔣之中央軍可能的增援估計在內。東征之役集中了紅一方面軍全部主力,即林彪、聶榮臻率領的紅一軍團,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十五軍團。東渡地點選擇在晉西的三交鎮至辛關之間。2月20日晚,紅一軍團率先突破黃河,隨即攻入三交鎮。

  2月21日,徐永昌記載:“早問閻先生令梁秘書來通知,昨夜以來共匪已有一二百渡河襲人三交鎮,守兵以眾寡不敵撤退。其他各處仍有渡河者,惟夜黑不知匪人究有多少、有幾處渡過云云。”⑦ 這個記載表明,在紅軍東渡的第一時間,太原當局對于軍情的掌握十分有限。25日徐又記載:“悉匪渡處北在三交,南至辛關一帶,數約七八千,為徐海東股及毛澤東一部,已逼近柳林、中陽、石樓、隰縣。”⑧ 顯然,關于紅軍渡河的地帶、人數、領導人以及攻擊方向等等,太原方面正逐步掌握。

  2月24日,毛澤東電令全軍:“閻錫山因倉促應戰,須從陜北及遠地調兵……其從調動、開進、展開到戰役攻擊之日,尚須十天左右時間。”“目前極短時間之內(估計十天左右),我們是處在兩個戰斗任務之間,即渡河戰斗已經完結,而進攻尚未到來。這個中間階段的任務是集中全力準備作戰。”⑨ 毛的判斷是,閻從調兵、開進、展開到發起攻擊須十天左右,因此紅軍有一個中間階段用以備戰。看來毛低估了閻。

  2月26日太原當局決定反攻。徐永昌記載:“十時半到綏署……決定萃巖率孟、陶、馬、陳四旅及溫旅之一小部向中陽地帶以南進擊,李舒民率霍、周兩旅由關上、水口、石口地帶向西進擊。”⑩ 綏署指太原綏靖公署。孫楚字萃巖,時任第三十三軍軍長。李生達字舒民,時任第七十二師師長。徐永昌的記載表明,晉綏軍迅速調集了近七個旅的兵力發起反攻,兵分兩路,其中,展開于關上一帶的李生達一路兵力較弱,僅兩個旅。

  2月26—27日,紅軍與晉綏軍展開頭一回正面交鋒。據聶榮臻回憶:紅一軍團在關上村截住對方獨二旅,聶率一部由北向南,林彪率一部由南向北,將獨二旅旅部和第三團擊潰。獨二旅第四團被包圍于關上村,最后被全殲,“打了東渡以后第一個勝仗”(11)。

  在關上遭重創的就是李生達所率周原健獨二旅。27日徐永昌記載:“關上周旅兩營為匪所算,團長不明生死,周已撤至郭家掌。”關上之役將閻錫山的指揮弱點暴露出來,徐這樣評價:“閻先生極用心、極辛苦,惜不長于指揮大軍。”“遇下級官之情報,亦隨時處置……結果上下紊亂,負責不專,誠可慮也(閻先生與高級將領、各級參謀數十人雜于一室辦公,嘈擾至極……亦特有之方式也)。”(12) 作為大軍統帥,對于來自下級的情報,一般說,不應越級直接或隨時處理,如此必然造成各級指揮的紊亂,因而就指揮大軍而論,閻錫山是不合格的。總之,從指揮方式到辦公方式,徐對閻均有微詞。

  3月1日毛澤東高度評價紅軍的勝利,認為:“一軍團與十五軍團連日的勝利,特別是關上與水頭的占領,使紅軍取得了在山西創立根據地的初步自由。”“使閻錫山對我們的進攻與防御陷入極大困難中。”(13)

  紅軍東渡之后,為集中兵力應戰,閻隨即將所部統編為4個縱隊:楊澄源任第一縱隊司令,楊效歐任第二縱隊司令,李生達任第三縱隊司令,第四縱隊司令為孫楚,總指揮則由楊愛源擔任。晉綏軍在其發展歷史上,曾多次遭受重大打擊,能夠在殘酷的軍閥混戰中頑強生存下來,證明其具有相當的抗打擊能力。當毛判斷閻之攻防均陷入極大困難之際,閻部則迅速集結兵力再次決定反攻。2月29日徐永昌記載:“萃巖于軍渡至中陽集結五旅……龍泉于隰縣一帶集結約三旅又一團,舒民、毅如聯合縱隊于孝義一帶集結約六旅……決于三日開始進攻。”楊澄源字龍泉,楊效歐字毅如。這個記載表明,閻之4個縱隊已全部動員集結,即將傾其全力發動一場大規模反撲。

  關上一役戰敗之后,晉綏軍所以能夠迅速組織反擊,一個重要依據就是雙方力量的對比。徐永昌這樣統計:“渡河之匪除徐海東全部外,毛、彭、林之大部,劉子丹或亦有一小部,大約在一萬五千以上。剿匪軍約三萬以上……”(14)“三萬以上”指晉綏軍第一線作戰兵力,并非全部,徐對紅軍兵力的估算大體準確。(15) 就在策劃反攻的同時,“蔣撥飛機九架歸此間使用”(16),這是紅軍東渡以來,蔣對閻的頭一次直接增援。

  當晉綏軍集結兵力策劃反攻的同時,紅軍總部也在部署對閻部實施一次重大打擊。3月6—8日,中共在大麥郊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兌九峪一帶集中兵力重創閻軍。(17) 兌九峪位于孝義縣西部,也就是楊效歐、李生達所部二、三縱隊集結地帶。當紅軍做此部署之際,恰逢晉綏軍反攻之時,3月8日徐永昌記載:“李、楊縱隊今晚可達郭家掌之線。”(18) 郭家掌位于兌九峪附近。上述記載表明,雙方的攻擊地點均選擇在孝義縣一帶,并且攻擊時間也大體相同,由于兩軍都是有備而來,因此,是役的發起對于雙方都不具有突然性。

  3月8—10日,紅一、紅十五兩軍團由左權統一指揮,在孝義縣的兌九峪、陽泉曲、仲家山一帶,與楊效歐、李生達所率晉綏軍二、三縱隊展開會戰。程子華回憶:“我軍原計劃圍殲楊效歐部約五六個團,但敵陸續增援總兵力達十五個團之多。兌九峪戰斗,我方口子張得太大,結果打成對峙戰,在總部命令下撤出戰斗。”(19) 所謂對峙戰至少表明紅軍的戰役意圖未能實現。

  3月10日徐永昌對是役這樣記載:“楊毅如部姜旅等,在郭家掌東北與匪激戰,匪傷亡近千。在大麥郊東南有三四千之匪縱隊正向東南,謀繞楊部側背,經五架飛機之痛擊,殺傷亦夥。”(20) 參戰飛機即前述由蔣所派來。翌日,徐再記:“據毅如報,俘匪三四百,得槍二百余。匪稱自出江西以來未有之大敗也。萃巖前部已到關上,龍泉前部已達石口,匪于此五六十里隘口外,尚占大麥郊、郭家掌不退。論作戰共(軍)真難能可貴。”(21)

  兌九峪之役的結果是,紅軍迅速改變了原先的安排與設想。先前,關上之役獲勝之后,毛于2月28日指示紅一、紅十五兩軍團:“石樓、中陽、孝義、隰縣四縣交界地區,是我軍作戰樞紐……望下創造作戰根據地的決心。”(22)4縣交界地區即晉西中部。由于兌九峪之役未能實現殲敵五六個團的設想,這樣,在晉西中部建立根據地或作戰樞紐的意圖已難以實現。為此,3月12日,紅軍迅速改變計劃,決定分兵行動。其部署是:以紅十五軍團為左路軍(也稱北路軍),展開于晉西北地區;以紅一軍團為右路軍(也稱南路軍),展開于晉西南地區。分兵的意圖是,以紅十五軍團北上吸引牽制晉綏軍,從而使紅一軍團在晉西南實施有力地展開。紅一軍團在晉西南的出擊,亦即紅軍主要作戰方向。

  經過兌九峪之役,紅軍的戰役意圖未能實現,但晉綏軍亦遭受重創,在紅軍于3月12日改變作戰部署的差不多同一時間,閻錫山也在考慮改變對紅軍的作戰方式。3月13日徐永昌記載:“早八時綏署約商改變剿匪方式。閻先生以為過去剿匪者之失敗在于,處處防匪竄擾,雖兵力數倍于匪,以不能團結使用,結果每為匪乘。”所謂不能團結使用,就是未能集中使用,處處設防,結果必然是處處薄弱。有鑒于此,閻提議改變方式,將兵力集中靠攏,閻說:各部如“不能四路則三路,不能三路則兩路,總以每路兵皆優厚于匪,此兵勝也。不守地區,不怕匪竄,此心勝也。蓋不守地區則兵可活用,匪若他竄,則失其根據,以優厚活用之兵擊單薄失據之匪,其勝可操左券。”(23)

  這是閻錫山與紅軍初次交手之后,在戰術上總結的第一個經驗。到處設防必然導致兩個后果:其一,兵力分散;其二,不便調動。因此,必須“不怕匪竄”,將若干地區棄守,如此才能做到集中與機動。“以優厚活用之兵擊單薄失據之匪”,此即閻的基本結論。

  綜上所述,通過兌九峪之役,兩軍統帥均從中取得了各自的經驗。毛將分兵展開南北兩線出擊,閻則決心將幾個縱隊集中靠攏。總之,以兌九峪之役為標志,紅軍與晉綏軍結束了第一階段的交鋒。

  閻錫山關于援兵的選擇與迎拒

  紅軍東渡之后,閻錫山迅速抽調所轄各部全力應戰,其首先抽調的就是綏遠傅作義部。2月23日,正在綏遠視察的徐永昌記載:“午后接太原養電云,匪渡河已達四五千,調宜生、治安各一旅向榆次集結。”傅作義字宜生,時任綏遠省主席。王靖國字治安,時任第七十師師長,駐防綏西后套一帶。此時,日本方面正加緊策動內蒙地區德王與李守信叛亂,綏遠政局極不穩定,接到太原調令之后,傅作義對徐說:“德王確將稱帝,李守信要擾綏東……調綏軍剿共,是速其早異動也。”傅的意思是,削弱綏軍,將促成德王與李守信更快異動。關于如何調兵應戰紅軍,徐這樣認為:“按目下情形,綏軍殊不應調出。共匪東渡,晉軍果不足時,應調駐豫中央軍助剿,惜閻先生不愿也。”(24)

  上述記載表明,為應戰紅軍,閻首先考慮的是抽調綏軍,而徐則首先考慮借調中央軍。閻所以不愿借調中央軍,除去歷史上的恩怨,主要原因則出自一個更為具體的研判,即閻一開始便懷疑,紅軍東渡是蔣介石與張學良合謀的結果。2月28日徐永昌記載:“閻先生料事每失于過分,如共黨渡河,疑及蔣、張兩方聯俄使共渡河。”(25) 既然有此懷疑,最初,閻并不輕易接受外援。

  關上之役晉綏軍戰敗之后,張學良隨即向閻提出入晉“助剿”。2月29日徐永昌記載:“晚八時張漢卿來電云,擬助晉剿匪,如以來晉為妥者,可否由風陵渡過河云云。”不料張電在晉綏軍高層引起軒然大波,“閻先生大怒,以為必無好意……星如謂共匪渡河,決為張主使。閻先生亦言,曾聞之郭增愷(楊虎城親信),張漢卿去冬某日在陜北與毛、彭約晤等等,舉室惶擾。”楊愛源字星如。

  郭增愷時任西安綏靖公署參議,確為楊虎城親信。閻錫山、楊愛源等所以懷疑紅軍東渡為張學良主使,其主要依據之一即郭增愷所傳張曾與毛澤東、彭德懷在陜北會晤。徐永昌不贊成上述議論:“余力言其非,以為不應如此誤會,過于疑人。”然而,徐為張等的辯護不僅招致更大的爭論,并且引火燒身,結果:“互相爭論至十一時不已。有幾位竟疑余袒蔣、張,或竟疑余受人運動使然者……余以說話過多,受刺激過甚,終夜不能合眼。”(26)

  由閻錫山組建并訓導的晉綏軍,是一支以地域關系作為結構基礎的區域武裝,因而具有很強的排外與自我封閉意識,由張學良而疑及徐永昌,相當典型地反映了這支軍隊的狹隘意識。

  張學良自請援晉,結果被閻視為“必無好意”,大怒而拒。反觀蔣介石,其鋒芒則收斂得多。2月24日蔣這樣考慮:“赤匪竄晉,使閻錫山因而恨匪反赤,不致再存與匪妥協之心。”“吾唯早準備入晉部隊助閻平匪。”(27) 紅軍入晉,必然觸犯閻之利益,閻必然“恨匪反赤”,基于這一判斷,蔣不動聲色,立即著手準備,等待時機遣兵入晉。

  另一方面,閻錫山也是一位身經大起大落、閱歷相當豐富的政客,故而相當懂得變通,以需要決定取舍。當晉綏軍難以孤軍抗擊紅軍而必須借助援兵時,閻在蔣與張之間迅速作出選擇,即拒絕張學良,但有限度地接受中央軍。3月4日徐永昌記載:“午前閻先生約商,擬調關麟征師開入運城……商啟予部開入榆次,防匪東竄。”(28)

  關麟征時任中央軍第二十五師師長。商震字啟予,時任第三十二軍軍長,商部為一自成系統的小派別。運城、榆次位于山西南部與中部,“防匪東竄”意即防止紅軍越過山西進入河北,引起日軍干預。關、商兩部是最早入晉的外部兵力。

  盡管閻已經決定中央軍入晉,但晉綏軍內部意見并未統一。3月6日“宜生電,極反對調中央軍助剿匪,以為寧舍綏遠不守,亦不可調中央軍”。如前所述,因德王即將叛亂,傅作義原本不贊成抽調綏軍剿共,而傅作義3月6日來電意即,寧可抽調綏軍剿共,寧可綏遠在德王叛亂時無兵可守,也不可調入中央軍。傅時任綏遠省主席,本有守土之責,并且,傅也是晉綏軍中為數不多的具有大局觀的將領,“寧舍綏遠不守,亦不可調中央軍”,此言竟出自于傅,徐永昌頗覺詫異:“此誠出人意想之主張也。”(29) 總之,“寧舍”與“亦不”,傅之此一權衡,相當深刻地反映了晉綏軍與中央軍之間的歷史成見。

  3月10日,晉綏軍與紅軍經過兌九峪大戰遭受重創之后,也就在閻錫山極須外援之際,蔣向閻慷慨伸出援助之手。3月11日徐永昌記載:“蔣先生電,除黃術[杰]一旅、關師全部外,更令衛立煌率兩師來晉助剿。”(30) 黃杰時任中央軍第二師師長。可以肯定,蔣已經算準,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閻才會接受中央軍大規模開入,蔣對于中央軍入晉時機的拿捏,相當老到。

  3月12日,紅軍決定南北兩線分兵作戰,以調動分割晉綏軍。3月18日徐永昌記載:“昨夜以來,霍縣電線不通,關師報告有匪六、七支,每支千余不等,均到靈石城南一帶。”“傍晚聞趙城車站為匪所占,其眾約兩千。”(31) 關師指關麟征師。霍縣、靈石、趙城均位于同蒲路南段,在此出現的正是林彪率領的紅一軍團。也就是說,當紅軍南北分兵之后,晉綏軍因兵力所限,不可能同樣采取分兵迎戰之策,結果是,中央軍加大了入晉規模與速度。3月20日徐永昌記載:“關師除一營退回運城外,余均集結靈石……黃杰師之一旅已到運城,俟周晶之第六師一旅及第四師全部過河后即北進。以上中央軍兩師兩旅均歸湯恩伯軍長指揮。”(32)

  此次入晉中央軍的最高指揮官是陳誠。3月25日,奉蔣之命陳誠抵并。陳誠位高權重,為打消太原當局的不安,陳誠特地放低身段,以尊重與合作的姿態與晉方接洽。26日徐永昌記載:“早間陳辭修來談,三幾日即走,入晉中央軍擬由湯恩伯指揮。對于此間之各軍每人加四元五火食,謂中央軍不能接受……中央軍兵士月餉若干不須另增云云。”(33)

  陳誠字辭修。陳稱中央軍由湯恩伯指揮,自己數日即走,是在試探太原當局對其本人接受與否。陳誠明確表示中央軍伙食費與士兵月餉不須另增,亦即中央軍的到來不會另增太原當局的軍費開支。這些顯然都是尊重與合作的表示。

  陳誠隨即被閻接受。鑒于紅軍已南北分兵,同時為便于統轄,閻錫山決定將中央軍統編為第一路軍,由陳誠任總指揮,集中于南線作戰。另外,所有晉綏軍統編為第二路軍,由楊愛源任總指揮,集中于北線作戰。3月26日閻致電蔣:“辭修兄昨日抵晉,業已洽談,并請擔任第一路總指揮,遵照鈞諭指揮同蒲線各部矣。”(34)

  隨著陳誠的到來,國共雙方各自形成南北兩個作戰集團。

  因與閻的關系敏感,陳此次出征山西一直謹言慎行。閻掛有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之名,陳始終對閻施以長官之禮。并且,陳還采取了若干具體措施讓閻安心。據陳回憶:3月28日“在晉垣成立第一路總指揮部。內部人員大部即由太原綏署借調,雖譯電員亦不例外,藉使山西當局一切放心。”(35) 用閻錫山的人擔任譯電員,此即表示對閻不設防。

  同樣,蔣亦十分注意掌握分寸。陳誠回憶:“委員長指示入晉兵力以不超過晉省兵力為度。我當時認為如部隊過少,恐不能達成剿滅共軍任務,莫如多調兵力,但功成后即行撤出。委員長以為然。”(36) 蔣的此項考慮,也是意在消除閻之顧慮。

  此次入晉參戰部隊,中央軍之外只有商震的第三十二軍。商震原為閻錫山的部將,1931年,商率其三十二軍脫離山西,另起爐灶,自成派別,時任河南省主席兼三十二軍軍長。接到援晉命令之后,商曾于3月14日赴并接洽。(37) 由于商震出自閻部卻又棄閻而去,商、閻之間關系復雜,因此這一回商本人并未率部出征,僅由所部第一四一師(師長宋肯堂)和第一四二師(師長呂濟)入晉,兩師統由呂濟指揮。

  商部入晉之后,其與閻部的微妙關系隨即表現出來。3月19日徐永昌記載:“閻先生密告,已扣得啟予致呂、宋兩師長電,謂不經渠同意,不得隨便聽晉命令行動云云。”也就是說,該兩師的行動必須由商掌握,“不得隨便聽晉命令”。商電之意,閻、徐二人當然讀懂了:“蓋恐吃此間虧也。”(38)

  上述記載相當典型地反映了蔣、閻、商三者之間的關系。商恐吃閻之虧,閻則恐吃蔣之虧,典型的強者、弱者、更弱者三方心態。

  蔣、閻、商三軍聚于一地,難免惹是生非,在此情況下,關鍵取決于陳誠如何處理。入晉之后,湯恩伯部軍紀極壞,徐永昌4月27日記載:“前晚閻先生云,中央軍紀律太壞,人民多煩言……今早派人送兩函來,系檢查郵電所扣,皆述湯軍之騷擾,較匪為甚,似亦實況。”徐的處理意見是,將兩函暫時保留,“候匪平后必交蔣或陳”。(39)

  由于閻、徐身份為“地方”,對于“中央”有些話不便直說,盡管“湯軍之騷擾較匪為甚”,但為避免影響戰局,故徐主張平定紅軍之后再向蔣、陳提出。然而數日之后陳誠主動采取了整頓措施。5月1日徐記載:“陳辭修因啟予部之謀求無厭,擬請調回冀豫。又對于湯軍軍紀之整頓,且請通令各軍師,以為炯戒等,確系國家軍隊辦法,令人欽佩。”(40) 一個閻、徐不便處理甚至也不便提出的問題,卻被陳誠果斷解決。

  由于閻、陳合作基本順暢,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閻之疑慮,為此,中央軍亦大規模開進山西。最后,徐永昌對蔣、閻、商三部兵力有這樣一個統計:“中央入晉剿匪軍為六師兩旅共三十一團,商部兩師共六團,晉綏軍加入前方除騎炮兵外三十團,不下十五萬人。”(41) 也就是說,除去騎炮兵,步兵共67個團。

  綜上所述,在援兵入晉問題上,從全盤拒絕到有選擇地接受,閻錫山有一個考慮與權衡的過程。最終,拒絕張學良,迎進中央軍。中央軍的到來,極大地改變了戰爭力量的對比,更為重要的是,中央軍與晉綏軍由此而構成南北兩個作戰集團,這樣,紅軍力求通過南北分兵從而分割閻部的意圖,將不能奏效。

  山西的“門羅態度”與日本的華北自治

  1935年以來,日本對華方針集中體現為大力推行華北自治,其實質就是推動華北五省(冀、察、魯、晉、綏)三市(平、津、青島)脫離南京中央政府,形成事實上的第二個“滿洲國”。所謂自治,其基本要求就是不允許任何外部武裝進入華北。

  在閻錫山掌控之下,山西對于歷屆中央政府均保持半獨立狀態,對此,日方予以這樣一個定位:“門羅態度”。所謂門羅態度一定意義上就是指自治,因此,山西的門羅態度與日本的華北自治,一定意義上似乎可以相通。當紅軍與中央軍相繼開進山西,當山西的門羅狀態在形式上略為改變之時,也是對華北自治的威脅。為此,日方以多種渠道、多次出面過問。

  3月20日徐永昌記載:“日武官和知中佐午后四時約晤閻先生,謂奉其陸軍省之命令相謁致意:一、共匪赤化山西日本不能坐視;二、中央軍于剿共后不出山西境,日本不能默視;三、如用日本之飛械[機]器械,借購皆可;四、可否令宋部來助剿。”(42) 宋指宋哲元,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第二十九軍軍長。

  日方4點意見出自其陸軍省,表明山西的時局已引起日本最高軍事當局的關注,并直接出面過問。日方4點意見的核心是前兩點:不允許紅軍赤化山西,不允許中央軍滯留山西。因為,無論紅軍還是中央軍的到來,都是華北自治所不能接受的。日方之所以提議由宋哲元入晉“助剿”,意思就是要在華北自治的范圍之內解決紅軍問題。日方的提議,使閻、宋之間原本就互為防范的關系,又增添了幾分緊張。

  宋哲元因主政冀察,與日方關系較為復雜,宋是否欲以入晉剿共為名從中取利,閻錫山不僅早有所聞,并且十分警覺。3月7日徐永昌記載:“午后閻先生約晤,出宜生密電,略云宋、蕭密謀遣兵入晉,名曰助我剿共,實則劫我入伙。”蕭指蕭振瀛,宋之心腹幕僚。所謂“劫我入伙”,亦即將山西納入宋的勢力范圍。徐永昌對此消息表示懷疑,閻問是否轉報南京政府,徐表示:“余以為不必,因事果屬謠傳,而我告中央之電或使宋悉,豈非無事而反生事耶。”最后,“閻先生以為然,因置之”。(43)

  “置之”就是暫時擱置,并不表明閻之疑慮已經消除。3月20日,日方當面向閻提出“宋部來助剿”之后,必然加深閻對宋的不安。3月27日徐記載:“閻先生每疑懼宋明軒部受日指使,將藉剿共入晉。”徐對閻說:“絕勿顧慮,因宋之力量鎮壓冀察尚嫌不足,若委之日偽軍,以己部入晉,決不為也。”(44)宋哲元字明軒。徐的意思是,宋哲元實力有限,控制河北與察哈爾兩省已嫌不足,宋部如果出兵山西,便只能將冀察交給日偽軍,因此宋不會取此下策。

  然而,徐之意見仍不能使閻擺脫疑懼,4月4日晚閻又向徐出示一密電,電稱:“日壓迫宋,必使華北實現獨立政權,已擬以聯蔣剿共口號,令馮治安師進駐大同云云。”馮治安時任宋部第三十七師師長。大同位于晉北,閻對宋所以如此警覺,根本原因就在這里。此刻,晉綏軍集中晉西與紅軍交戰,晉北兵力空虛,因而閻極為擔心宋部乘機進入晉北。關于馮治安將進駐大同這一消息,徐再次表示了否定的看法:“余謂日人此種企圖必有,宋未必應允。”徐判斷日方此一企圖的真意是促成宋晉交惡,“日之所以如此希冀促成宋晉交惡,萬一宋部真加入剿匪,日必更迫其增援,至冀察空虛時,乃令石友三輩出頭,或以擾亂,或以協助,是皆以華治華,不戰屈人之故智。”(45) 徐反復解釋,核心就是一條:入晉并不符合宋之利益。

  最終,隨著東征之役的結束,有關宋哲元的種種傳聞才隨之而止。

  日方在干預威脅山西的同時,又將觸角伸向綏遠,從而形成對閻的雙重威逼。如前所述,日方曾明確向閻提出不能坐視紅軍赤化山西,接下來,日方又在綏遠向傅作義提出相同的要求。3月27日徐永昌記載:“宜生電云:日人和知、羽山一再聲述,共黨如北竄近綏時,日決不坐視。問此時能[否]與結一防共默契,不則形勢極其險惡云云。”(46) 所謂防共默契就是防共密約,日方稱如果拒絕簽此密約,綏遠局勢將極險惡。的確,在綏遠方面日本確有幾個棋子可走。

  如果說日方對于山西是以宋哲元之名予以威脅,那么,對于綏遠則是以李守信等人之名予以威脅。兩日之后傅作義向太原求援:“宜生電,此間云李守信全部,張海鵬一部,劉桂堂殘部,均有侵綏遠企圖,日人亦屢屢表示共匪竄綏必取斷然處置,請示能否調回一部實綏。”(47)

  如前所述,紅軍東渡之后,閻立即抽調綏遠兵力到山西應戰紅軍,造成綏遠空虛,為此,傅作義要求調回一部以充實綏遠防務。然而傅作義此一意圖日方似乎早有所防,4月17日傅再電太原:“日武官羽山面稱:綏遠最小限須與日協定防共密約(陽為反日皆可),械器無條件供給,否則將有不幸事件發見。日本決不再容晉軍返綏,且將令張自忠人大同,并占雁北各縣云云。”所謂防共密約的實質,就是以防共為名將締約方與日方捆在一起,從而置于日方控制之下。由于日方已兩度向傅提出締約要求,對此,太原的態度是:“決定復宜生,婉詞拒絕。”(48)

  先前,日方當面向閻錫山表示不允許中央軍滯留山西,現則當面向傅作義表示不允許晉軍返綏,兩者都是意在削弱晉綏以便控制。張白忠時任察哈爾省主席,隸屬宋哲元,早些時候曾傳出馮治安進駐大同消息,現則由日方直接宣稱將由張自忠進駐大同,因為,大同是閻錫山的軟肋,抓住這一點,以迫使閻就范。

  那么,在日方明確表示“決不再容晉軍返綏”的情況下,晉軍將如何返綏?太原方面這樣謀劃:“惟希速滅共匪或迫匪西渡,王治安等軍得假追匪以實綏,而杜日偽覬覦綏東于萬一。”(49) 也就是以追擊紅軍為名,乘機將追兵調返綏遠。

  根據太原“婉詞拒絕”的指示,傅作義立即回絕了日方要求。既然拒之,也就必須即刻謀劃應變措施。4月19日徐永昌記載:晚“八時往綏署,因宜生電云:已斷然拒日,且調涼城清水河之少數防共軍隊回綏東矣,盼戒備晉北。”因日方多次威脅將令宋哲元部進駐大同,為此傅建議戒備晉北。收到傅電,徐永昌的意見是:“余主原電轉蔣,必要時調三兩旅開大同至平地泉一帶。”平地泉即集寧。

  如將傅電轉蔣,事實上將造成由蔣來處理晉綏問題的局面,從而削弱閻的主導地位。而布防大同,則又將造成閻與日、宋對峙的狀態。不料徐永昌的一席話將閻抑壓多時的郁悶情緒引發出來,引起激烈爭論。徐記載:“閻先生謂,蔣如令咱聯共拒日如何,又謂令我們悉數去抗日,他來剿共如何,辯論久久……而仍信張漢卿與共匪有洛川會議,又言宋來占雁門如何”,等等。結果:“噪至十二時半不已,約以明日再討論方散。”徐的感覺是:“覺此四小時如對瘋人,煩甚苦甚。”(50)

  張學良確于1月21日在洛川與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會晤。(51) 閻的一番話,既指向紅軍,又指向蔣、日、張、宋,乍看起來邏輯混亂,不知所云,確有幾分“瘋人”之狀,其實,這是閻對其面臨的全部難題所做出的一次集中表露。也就是說:閻錫山既要“剿共”,又要防蔣、防日、防張、防宋。由于應對與提防的對象太多,精神長時間抑壓,所謂“瘋人”之狀,實際上就是其郁悶情緒的一種宣泄。

  關于日方對晉綏的威逼,身在山西的陳誠當然有所耳聞。4月4日陳誠致函夫人:“自匪入晉后,確極引起國際間各國之注意。尤以日本欲藉此實行其共同防共之陰謀,其他如英美均派員來晉打聽。”(52) 4月21日陳又致函夫人:“日本對于山西確極注意,但一時當尚不敢有何舉動。惟最近對于綏遠,確用種種威脅利誘辦法對傅宜生,看閻主任最近確有決心,當不為所動。”(53) 陳誠對于情況的掌握大體準確。

  閻錫山之所以能夠在復雜多變的政局中生存下來,必然有其生存之道。徐永昌稱閻不善指揮大軍,但閻卻極善政治周旋。這一回面對日方多種威逼,閻采取這樣一個基本對策:日方“軟來則‘不理’、‘忍耐’,硬來則‘與拼’”(54)。軟硬兩手,交替運用,最終,將事情拖了過去。

  日方此次之所以一再出面干預,根本原因在于山西的局面將危及華北自治。4月12日,徐永昌以山西省主席的身份,會見了專程到訪的日本駐華大使館參贊,徐記載:“十時許日使館參贊板垣修等來見,詢問極其復雜,最奇者,詢山西今后仍持向來之門羅態度否。”(55) 日方所提亦即全部問題的核心。

  所謂“門羅態度”就是指山西的半獨立狀態,從形式上看,山西的門羅態度與日本的華北自治似乎有相通的一面,因為兩者都具有排外與自治的性質。然而實質上兩者卻截然不同。日本的華北自治,其實質是由日本掌控全華北,包括山西。而山西的門羅態度,其實質則是拒絕任何外部勢力的染指,包括日本。正因為兩者在實質上是互為抵觸的,因此,日方關于簽署防共密約的要求,被閻拒絕。

  圍與追:剿共戰術的爭論與選擇

  兌九峪戰役結束之后,閻錫山于3月13日總結出一套新戰法,放棄處處設防,將幾個縱隊集中靠攏,實施重兵集團進攻,此即“以優厚活用之兵擊單薄失據之匪”。從理論上講,此一戰術既有集中又有機動,似乎無懈可擊,然而在實戰中遭遇的卻是另一局面。

  3月20日徐永昌記載:“閻先生極早請商軍事……蓋十日以來,四個縱隊時進時退,始終未與匪接觸,亦不悉匪在何處。”“一、二、三、四縱隊面前,不過偵探常遇極少數匪哨而已。”(56) 也就是說,當閻集中重兵,擺開與紅軍對攻的陣勢之后,突然間卻找不到紅軍了,4個縱隊時進時退,但卻“不悉匪在何處”,閻之重兵集團面前,不過少數“匪哨”而已。

  正當晉綏軍苦于找不到紅軍之際,紅軍卻又突然出現。3月22日徐記載:“第一縱隊行經隰縣北之上下太平與匪千余遇戰頗烈……第四縱隊在水頭北某山地與匪對戰中。第二縱隊報告,雙池有少數匪,但以第一縱隊未下水頭未動。”“今日二、三縱隊不動,系恐匪擊第四縱隊之側,又恐二、三縱隊移動后匪擊其后。”眼見4個縱隊瞻前顧后,進退失據,徐認為:“如此坐看,誰也救不了誰。”(57)

  上述記載,亦即閻之集團進攻戰術在實戰中交出的成績單:或者“不悉匪在何處”,或者在紅軍出現之后則又相互“坐看”。

  山西戰局的扭轉始自陳誠抵并之后。3月24日蔣致電閻,關于紅軍的用兵意圖,蔣判斷:“此時匪必以洪洞與沁源為中心,取待機之勢。而北對太原陽泉,南對曲沃長治,皆為其擾亂范圍,以牽制我軍之整個進剿。而其在晉西亦必有不全放棄,以保持其陜北老巢之連絡線。”這是蔣對紅軍意圖的總體判斷。紅軍如果企圖穿越山西進入河北,那么,洪洞與沁源便是必經之地,蔣判斷紅軍的真實意圖便在于此,其他地區的作戰目的只是牽制。同時,蔣判斷紅軍必然保持晉西與陜北的聯絡線,從而保持增援或退回的通道。提出上述研判之后,蔣建議:“晉西有力部隊,應先以封鎖黃河東岸,截斷匪與陜北之聯系。其余部隊應會合三十二軍與二十五師向同蒲線南段進擊,與運城之湯軍雙方兜剿。”西面封河,然后于同蒲路南段“兜剿”,蔣之意圖就是要將紅軍圍殲于山西。最后,蔣向閻推薦陳誠:“茲令陳辭修來晉趨候,彼于剿匪經驗,頗有心得,請垂詢之。”(58)

  收到蔣電之后,徐永昌在當天日記中這樣評論:“蔣謂匪必在洪、趙、沁源間待機,我最應防其東出平定,又應竭力封河,杜其后路云云。蔣閻用兵高下已見。”(59) 顯然,通過此番比較,徐認為蔣之用兵高于閻。

  3月25日陳誠抵并。蔣稱陳誠頗有“剿匪”經驗,因為陳誠在江西曾多年與紅軍作戰。陳隨即向閻建議:“采取碉堡政策,先求鞏固現有防線,以堵共軍奔竄。”(60) 碉堡政策是導致紅軍在江西最終失利的直接原因之一,因而陳誠抵并伊始便祭出此一法寶。所謂碉堡政策,從戰術上講就是“圍”,然而此策最初并不被閻接受,因為閻的主導思想不是“圍”,而是“追”。

  接下來,究竟是“圍”還是“追”,閻與徐永昌私下反復爭論。4月8日徐記載:“閻先生謂,兵力既不足圍,即不能不努力追剿。”徐認為圍與追兩者可以并行:“余主一方設限(不欲匪竄之區域,筑碉配兵以限之),一方追剿,同時切實封河……”(61) 徐之所言,表面看似乎是平衡的,但實際上傾向于圍,筑碉指小范圍的圍,而封河則是大范圍的圍,徐之所謂追,實際上是在圍的前提之下的追。

  4月9日,閻、徐二人再度磋商這個問題。閻說:“圍是圍不住,真要圍住,匪即實行赤化地方,其禍更大,所以還是追剿好。”所謂圍不住含有兵力不夠圍之意。徐說:“‘不夠圍’與‘圍不得’不可合論,真能圍還是圍住好,其利:一、少遭蹋地方;二、有消滅的可能;三、不至竄雁北及綏遠,惹起外交。”惹起外交指日軍干預。

  徐之三點意見,其核心就是認為圍有利,圍的利益大于追,所以“真能圍還是圍住好”。然而問題的實質就在于,在閻錫山看來,“圍”恰恰不符合山西的利益。在徐表示“圍住好”的意見之后,徐記載:“閻先生遂謂:真要圍剿,山西就完了。其最得力理由,以為圈在一處被其赤化,這地方永遠剿不了。”聽到閻的此番議論,徐頗覺費解,“余覺其議論奇詭,高深莫測……”

  閻稱“還是追剿好”,徐稱“還是圍住好”,二人關于追與圍的分歧,源于二人對于利益的不同認識。通過此番談話,徐對閻的真實意圖逐漸弄懂,徐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閻先生在防匪東渡時之不守河,一意孤行,以為郭、樊之事可以再見。在匪已分竄之后,不甚注重封河,是希圖迫匪西去……若今之不主圍剿,是欲逐匪速去,其結果恐致弄巧成拙。”(62) 郭、樊之事指前述郭堅、樊鐘秀早年攻晉之事。

  這一回徐總算把閻打的小算盤弄清楚了。蔣所以強調封鎖黃河,所以要求實施“兜剿”,其意圖就是要將紅軍圍殲于山西。問題在于:如果以山西作為圍殲紅軍的戰場,必然對山西造成巨大的戰爭破壞。因此,“圍”并不符合閻之利益,所謂“真要圍剿,山西就完了”,正是此意。閻之所以不注重封河,實際上就是給紅軍留出通道,以便“迫匪西去”,而閻之所以主張追,其意圖就是“逐匪速去”,從而盡快結束戰爭。對閻而論,如何保全山西才是其最高利益,其他問題并不重要。由于閻的此一意圖不便明說,只能隱晦地表達,于是,也就有了上面那些奇詭而高深莫測的議論。

  但是,“逐匪速去”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閻的個人主觀意志,其實,正因為“追”在實戰中無濟于事,這才有了“圍”的意見。閻在主觀上既不愿圍,但實戰中又不得不圍,這就必然造成其言與行的脫節,具體表現就是在圍與追之間反復搖擺。所謂圍,具體而論主要就是指筑碉,4月12日徐永昌得到一個好消息:“閻先生已下令規畫做碉堡線矣。”然而兩日之后徐又沮喪地記載:筑碉計劃閻“仍在猶移,以為無軍隊做”。(63)

  閻在筑碉問題上的猶移,較為典型地反映了其性格特點。徐永昌這樣評論:“最淺明之兵法每日,巧遲不如拙速。閻先生最是好巧好遲,尤其對外能明,對內則暗,愈聞離奇之謠言,愈是寧信其有,遂造成狐疑滿腹之心緒,功不敵過之狀態(閻先生之政治甚得力于巧遲,蓋政許其反復,許其失信,軍事則大不然也)。”(64) 這是一段關于閻的深度評論。

  巧遲與拙速,是古典兵法中含有辯證思想的兩個概念,徐的意思是,筑碉既花錢又費時,此即所謂“拙”,而閻生性又好取巧,因此在筑碉問題上便搖擺不定。徐的看法是,政治上可以取巧,并且閻之政治也得力于取巧,因為政治可以反復、可以失信。但是,反復、失信等取巧手段用在軍事上則行不通。換句話,閻是以對待政治的方式處理軍事。

  鑒于閻在筑碉問題上的猶移,4月15日,徐對閻做了一次深談。徐記載:午后“四時半往晤閻先生,關于筑碉問題為下說以明之。一、當匪之初東渡也,每向我尋戰,公主剿而不圍,甚是,蓋冀早日消滅之也,今已流竄,是不可不取截堵之勢。二、往者兵力不足圍,今日圍之有余,豈可仍尋前計。三、刻下中陽至軍渡,萃巖已構相當工事;而臨汾經曲沃迄禹門,湯恩伯之碉堡線亦成十之七八;由臨汾至介休,陳辭修已令呂、宋著手筑碉矣。所缺者只介休至中陽之空隙耳……否則匪果由介休、中陽間竄出,公不唯貽笑友軍,恐社會亦不公諒也。四、頃間防共會議悉,六十四縣保衛團丁離隊入城,每月需給養費十三萬……勞民傷財,曷甚于此。”呂、宋指商震部,保衛團即民團。徐的核心意思就是,在中央軍等已普遍筑碉的條件下,如果閻部不筑,紅軍便可能由閻部防區突圍,這樣閻就不好交待了。這一回徐之進言閻似乎聽進了,“閻先生大悟,立命朱先生晤陳計此”。(65) 朱指朱綬光,時任太原綏署參謀長,陳指陳誠,計此即磋商筑碉事宜。

  筑碉肯定需要一大筆開支,而閻在花錢的問題上從來十分計較,為防閻再度生變,4月18日徐又為閻算了一筆帳,徐說:“擬征民夫一萬(每碉三十人),每人予二角,七日需一萬五千元(按此可做五六百碉,因人民純做工,三十人兩日做一個,九十人兩日可做三個,每連征九十民夫)。再每碉予以補助料費三十元,亦約一萬五千元,共需三萬元。”如前所述,太原當局已下令將各縣民團開入城鎮以加強守備,“每月需給養費十三萬”。而征民夫一萬,7天之內筑碉五六百,工料費總共三萬,相比之下,顯然筑碉更為劃算。徐所算的這筆帳,閻似乎又聽進了,“閻先生甚以為是,即令蘭蓀、子良、星如照辦”。(66)

  經徐反復進言,閻在筑碉問題上時而“大悟”,時而“甚以為是”,但實際上最終也未下定決心。4月20日閻對徐說:李生達師長經常報告,紅軍“攻我陣地時,前撲后躋如潮擁[涌]而來,我守兵有三彈未畢即被奪槍去,此豈廿余人守里許一碉所能臻事者。”徐再一次向閻說明筑碉之利,但“終不能破其疑”。徐反問:“不圍仍追剿乎?”而閻“又以為不辦”。也就是說,閻只是不斷地反駁筑碉的意見,而自己在圍與追之間卻又做不出任何明確決斷,既不愿圍,又不言追。眼見閻如此動搖,徐少有地鄭重地當面指出閻的弱點:“余從容語閻先生曰:公困于思,困于疑,今日何日,誠不許公如此慮事也。”(67) 過于算計,結果卻是作繭自縛,此即“困于思”。

  最終,閻實際上還是一面筑碉,同時又一再否定圍的意見。關于閻為何在主觀上如此抵制圍,第七十師師長王靖國私下對徐永昌這樣分析:閻因“過去不主圍,故今日仍不放棄攻”,“企圖匪早日西渡”,“筑圍已未雇夫,恐軍隊苦筑圍而生怨”。(68) 王靖國關于閻錫山“企圖匪早日西渡”的研判,表明徐永昌之外,晉綏軍其他將領也看出了閻的此一盤算。

  徐永昌的筑碉之策,包括“征民夫一萬”,也就是雇夫筑碉,結果卻是“未雇夫”,這樣,筑碉便要由軍隊自己來做,于是閻又“恐軍隊苦筑圍而生怨”。另外,晉綏軍沒有筑碉的經驗,所筑之碉質量低劣,徐曾記載:“傅少云[蕓]經筑之二十里碉線恐難堅固(已筑者昨夜自蹋毀其四)。”(69) 這些也是閻不愿筑碉的原因。

  綜上所述,閻、徐二人關于圍與追的爭論,說到底,就是出自對于利益的不同認識。閻所以在主觀上始終抵制圍,就是要“迫匪西去”,“逐匪速去”,從而保全山西。同時,圍與追在形式上恰好表現為拙與巧,從而又將閻錫山喜好取巧的性格具體地表現出來。

  戰場條件的改變與紅軍退回陜北

  3月20—27日,中共在大麥郊等地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25日,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目前經營山西為主,也要準備在河北、山西、綏遠三省進行運動戰。在戰略上采取大膽的方針,因為客觀環境好。”(70) 所謂客觀環境好,至少包括山西的作戰條件好。就在毛于3月25日做出此一評估的當日,陳誠抵達太原,爾后中央軍大批入晉,戰場力量的對比即將發生重大改變,“客觀環境好”亦將很快消失。

  如前所述,紅軍于3月中旬實施分兵出擊,徐海東、程子華率紅十五軍團展開于晉西北,林彪、聶榮臻率紅一軍團展開于晉西南。陳誠抵并之后,根據閻錫山的意見,所有中央軍編為第一路,作戰區域為晉西南,所有晉綏軍編為第二路,作戰區域為晉西北。這樣,雙方各自形成南北兩個作戰集團。

  3月初,劉志丹、宋任窮率紅二十八軍北上,進入陜北神府葭榆根據地。3月25日,劉志丹部在當地紅軍領導人王兆相等協助下攻克沙峁鎮,對綏遠形成威脅。

  由于神府地區靠近綏遠,而此時傅作義應對德王、李守信已經十分困難,同時日方又不斷施壓,明確表示紅軍如靠近綏遠決不坐視,因此劉志丹部進入神府地區,使得太原當局極為緊張。3月30日,太原綏署決定致電蔣,“請令陜北剿匪軍以有力一部出府神兜剿劉子丹北竄股匪,阻其侵綏。”關于神府局勢徐永昌這樣記載:“府神原駐晉綏騎兵一旅,兩月以來王兆祥[相]股屢向之進擾,迄未得手。最近劉子丹率二三千北竄與王股會合,已圍陷沙峁,府神吃緊萬分。”(71)

  就在太原當局判斷劉志丹部將北上“侵綏”之際,3月31日夜,劉率紅二十八軍東渡黃河,攻占晉西北的羅峪口,俘守軍300余,包括一營長。(72) 此一消息隨即傳至太原,徐永昌當晚記載:“晚間悉劉子丹股一部分由羅峪口渡河……我守軍死營長一,兵士死傷十數。新渡河之匪一部正向渡口東南白文方向進竄。”(73)

  劉志丹部東渡之后,隨即與活動于晉西北的紅十五軍團會合。爾后紅十五軍團立即由興縣南下,途中與晉綏軍溫玉如旅遭遇。程子華回憶:“經過一天的激烈戰斗,全殲該旅,敵旅長溫玉如率殘部一百二十多人,逃到臨縣城內。”(74) 徐永昌對是役的記載是:紅軍“一部由羅峪口東南竄,與北進中之溫旅四連相遇,我某團長受傷,士兵死傷近百,溫玉如旅長率之退入臨縣。”(75) 溫玉如自己的記述是,該旅于紅軍東渡之初已被打殘,此時官兵僅600余,與紅軍激戰后傷亡四五百,剩下120余退入臨縣。(76) 程、徐、溫3人的記述略有出入。

  是役也是晉西北地區紅十五軍團與晉綏軍的主要一次交手。與此同時,由林彪率領的紅一軍團與陳誠率領的中央軍在晉西南的交手,則是雙方的主要戰場。

  3月27日陳誠致函夫人:“對于匪不能有十分把握,因剿匪絕非軍事單獨所能勝任,而政治及思想尤為重要也。如能做到政不離民,軍不離兵,則庶幾可言剿匪矣。”(77) 3月30日陳又在致夫人函中寫道:“剿共”雖有進展,“然根本肅清恐尚須時日,且非軍事所能為力。而中國政治之腐敗實堪注意,蓋均離開民眾,而為個人謀利益也。即軍隊方面,可謂養官不養兵,雖有革命之口號,及為國家為人民之漂亮話,而官兵生活之大懸殊,究不能使士兵信服聽命也。”(78) 陳之兩函記載了他的一些零碎的政治思考,關于作戰則“不能有十分把握”。

  紅一軍團與中央軍在晉西南的頭一次重大戰斗發生在4月中旬。聶榮臻回憶:“四月十五日順便把吉縣打開了,俘敵保衛團、稽查隊等三百余人……與關麟征作戰,我軍也受了一些損失,蘇家屯戰斗,我二師參謀長鐘學高陣亡,五團政委林龍發犧牲。”(79)

  4月19日陳誠致函夫人:“昨今兩日我關師獲大勝。閻先生極表滿意,并賞關師洋五千元。惟此次計劃,只有我敢做、能做。雖不能將匪完全殲滅,總算予以極大痛擊,實入晉后之第一聲也。”(80) 陳誠在其晚年的回憶中再次提及是役:四月“十七、十八兩日,關麟征部與共軍第一軍團激戰于大寧縣境之午城鎮堡村、蘇家莊一帶,大敗之。共軍素稱精銳之第二師所屬之第四、第五兩團,幾于全被消滅。”(81)

  聶、陳二人的回憶略有出入。

  陳誠出征20余日之后才有了“入晉后之第一聲”,表明陳并不急于進攻。如前所述,陳誠一開始便向閻建議采取碉堡政策,盡管閻不時動搖,但陳誠卻在其所統轄的中央軍部隊中,將此一在江西行之有效的戰法堅持下來。

  4月27日陳誠致函夫人:“此間連日均在構筑封鎖碉樓中,故無甚動作。第一期總算完全成功;第二期下月初即可開始,如成功,則晉省剿匪當無問題矣。以現在情形觀之,成功之公算甚大。”(82) 一個月之前,陳在致夫人函中曾表示“對匪不能有十分把握”,現在則是“成功之公算甚大”,陳的這種信心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出自筑碉的實施及其進展。

  陳誠抵并之后,正常情況下幾乎每日與夫人通信。4月28日陳函寫道:“匪有竄回陜北模樣,因此間封鎖線已完成,匪知不得逞,只有回竄之一法也。”所謂封鎖線就是指碉堡線。陳在該函中還特地提到閻在筑碉問題上的態度:“閻先生初不愿筑碉,蓋恐費時,不如趕快驅其出境。結果,不但不能達其妙算,反屢吃匪之虧,始采用封鎖之法。今匪果回竄,彼當更感我矣。”(83) 陳函所記閻在筑碉問題上的態度,與徐永昌所記是相符的。

  關于中央軍的筑碉概況,陳誠有一個統計:“本路軍全部防線五百五十余里,截至五月上旬,共筑碉樓經驗收給獎者八百一十六座,簡易的土碉尚未計入。”(84) 本路軍指第一路軍。陳未計入的土碉其數量肯定大大超過碉樓,兩者總數相當龐大。

  當陳誠判斷因碉堡封鎖線即將完成,紅軍有退回陜北模樣之際,作為陳誠的直接對手,林彪的確在考慮這個問題。4月24日,林、聶致電毛、彭:“敵在同蒲路及三交、孝義封鎖線數日內即可完成的情勢下,我們意見,我軍在目前的準備應著重在過黃河去……并應在汾河流域及北面敵人尚未開始進攻時(至遲同時)西渡黃河。”紅一軍團活動于晉西南,其東面是同蒲路,西面是三交,北面是孝義,林、聶的意思是,對方的東、西、北封鎖線即將完成,完成之后便將開始進攻,因此應在對方動手之前西渡黃河,退回陜北。林、聶的依據是:“我們估計待敵人封鎖線完成后已開始分路進攻時,我企圖突破封鎖線的可能是極少的……若封鎖線過不去,回頭過黃河,則河岸又有先已失去可能,遂陷于極困難之境地,企圖在現地粉碎‘圍剿’亦是極少可能的。”(85)

  林、聶所提出的就是三種可能:其一,突破封鎖線的可能性不大;其二,如全力作戰則黃河渡口有丟失的可能;其三,既不能突破封鎖線,又不能渡過黃河,而在現地粉碎“圍剿”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林、聶的核心意見就是,在對方封鎖線尚未完成、尚未動手進攻之前,紅軍應搶先西渡黃河,跳出包圍圈。

  后來的事實證明,林、聶的意見不僅準確,而且及時,因為,戰局的演變恰恰取決于這數日之間。陳誠于27日尚稱“此間連日均在構筑封鎖碉樓中,故無甚動作。”兩天之后,陳在4月29日致夫人函中寫道:“此間部隊今日已開始進剿,大約在一星期內,情況當較明瞭。”(86) 也就是說,在封鎖線基本完成之后,中央軍終于開始發動進攻,時間是4月29日。

  然而,就在陳誠動手的前一日,毛澤東、彭德懷于4月28日下令西渡黃河。毛、彭在命令中指出:“在山西是閻錫山加蔣介石(五十一個團),再加堡壘主義。”“方面軍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利條件”,“我軍決西渡黃河”。(87)

  這里的蔣介石指中央軍,毛的統計是閻加蔣共51個團。如前所述,徐永昌恰于是日同樣做出一個統計:中央軍31個團,商震部6個團,晉綏軍騎炮兵之外30個團,僅步兵總共67個團,大大超出毛的統計。所謂“堡壘主義”,就是指筑碉。的確,中央軍與堡壘主義,這兩點是紅軍東征之前所沒有預料到的,正是這兩個外界因素的介入,最終導致紅軍“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利條件”。

  5月1日,陳誠致函夫人:“此間昨日關師又與匪打了一仗,匪頗有損失……匪如不過河西竄,當能殲滅之。”(88) 陳函證明,紅軍西撤的決定是正確的。鑒于關師獲勝,陳誠與閻錫山決定迅速縮圍。當日徐永昌記載:“早往綏署,悉昨日關師勝仗,斃匪甚多,獲槍百三四十支。”“十一時陳辭修來商縮圍或進剿辦法,閻先生亦以縮圍亦能止匪一部分赤化。當決定先縮由石樓、川口、康城、勃香至克城。”(89)

  5月2日徐永昌記載:“陜息,日前劉子丹在三交附近受傷,現已斃命。”(90) 劉志丹于4月14日在攻打三交鎮的戰斗中犧牲,當時為防軍心動搖而封鎖消息,徐的記載表明,太原當局是在劉犧牲近20天之后才獲此消息。

  5月5日徐記載:“匪于二日已開始西渡,刻下僅永和、大寧以西一帶(距河有三四十里),尚有幾小股匪作掩護而已。”翌日,徐又記載:“張漢卿電,云匪已回竄,請此間大軍入陜助剿。”(91)

  5月上旬,紅軍全部退回陜北。

  入陜“追剿”的擬議與擱置

  紅軍東渡之后,為強化管制,閻錫山在山西各地大開殺戒。3月14日,太原綏署秘書長賈景德告訴徐永昌:“數日來全省捕獲之共黨已斃者約五、六十。”(92) 一個月之后,此一數目直線上升,4月16日徐記載:“共匪渡河以來,省城及各縣抓獲之共黨(非共匪)及匪探,經法槍決者已八百二十余名。此閻先生不防共、不守河、輕法律、死人數也。”(93)

  然而,在屠殺共產黨人的同時,善于政治周旋的閻錫山又在私下與中共方面有所接觸。4月1日,閻、徐二人有過這樣一次談話:“閻先生云,有人來商聯俄,妥協毛澤東,抗日等等。并問是否要俄之械品協助。”閻稱已拒絕對方要求。徐問“已否與蔣先生說過”,對此,閻神秘地說:“不能答。”(94) 盡管具體情況不得而知,但閻與中共方面多少有些聯系,這一點徐是知道的,徐曾在日記中寫道:“閻先生始終與共黨有些連系,自以為利用之,而彼亦何嘗不講利用……”(95) 凡事講利用,此即閻的政治性格。

  東征之役結束之后,閻偶然對徐談到此次接觸,徐記載:“閻先生偶談及當共匪初入晉,有持蔣廷黻介函來晤者,謂年來屢走蘇俄,中央有與俄、共提攜抗日計畫,共黨已承認蔣之總司令,問晉能否劃數縣與共而待抗日云云。當時雖拒其請,然頗疑蔣(此蔣指蔣介石——引者)與共有聯系。今方明了,獨怪蔣廷黻何以為此紹介。”(96) 這位神秘來客的姓名閻卻始終未披露。

  蔣廷黻時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與孔祥熙關系密切,即將出任駐蘇大使。如前所述,紅軍東渡之后,閻或者“疑及蔣、張兩方聯俄使共渡河”,或者稱“蔣如令咱聯共拒日如何”等等,看來,閻之疑慮便出自蔣廷黻所介紹的這位神秘來客,并且,由此蔣(蔣廷黻)而疑及彼蔣(蔣介石)。

  此時,中共與南京政府的確已通過多種渠道開始接觸,但這_次由蔣廷黻所介紹的與閻錫山的聯系,尚未見其他史籍記載。

  閻錫山既然拒絕與中共合作,那么,對紅軍的戰爭必然繼續下去。如前所述,閻錫山全部作戰思想的核心即“迫匪西去”,也就是避免山西遭受戰爭破壞,而將圍殲紅軍的戰場擺在陜西。為此,閻早已向蔣提出此一建議。3月13日徐永昌記載:“閻先生前日電蔣,謂大軍進剿能在山西殲滅之最好,匪如退陜,擬即乘勝渡河,協同漢卿各軍肅清陜北,不悉鈞座以為如何……”(97) 該電表明,還在紅軍東渡之初,閻已經把西渡的問題提了出來。

  關于紅軍的動向,3月26日蔣這樣研判:“晉匪回竄陜北之公算為多。”(98) 基于這個研判,蔣采納了閻的意見。4月12日徐永昌記載:“蔣來電,大意謂同蒲線已打通,殘匪漸就消滅,對于陜北匪之肅清,似應早為計及(此兩項系復閻先生者,因曾電蔣謂匪勢大蹙及將來擬剿陜北匪云云)。將來擬由第一路(中央軍陳指揮)編一縱隊,第二路(晉綏軍楊指揮)編兩縱隊……每縱隊以十五團,其余之中央軍擬早日撤豫。”蔣在該電中同時向閻表示:“吾人救國須精誠、須實在,一切希不客氣……”等等。按照蔣的意見,中央軍編為一個縱隊,晉綏軍編為兩個縱隊,每個縱隊15個團,也就是說,中央軍將出兵15個團,而晉綏軍則出30個團。對此,“閻先生復電,以為晉綏軍不敷分配,最多能出兵十二團。”閻的還價較之蔣的開價低去一半還多。蔣、閻之間的開價與還價,是在“精誠”、“實在”的名義下進行的,徐永昌不無感慨地在日記中寫道:“閻蔣可以合作御外,談不到合作圖強。”“私而忘公,只顧一己之虛榮,不顧國家之存亡。”(99) 徐之私議,可謂不恭。

  4月底,紅軍開始西退陜北,入陜“追剿”亦具體提上議程,既然要入陜,便必須得到張學良的首肯。4月29日張學良飛抵太原,隨即與閻錫山、陳誠、徐永昌等磋商入陜“追剿”事宜。徐永昌記載:“午后張漢卿突來,談陜北苦況,謂匪非萬不得已決不西渡,即西渡亦不能停留。”接下來,“閻先生與商將來入陜助剿兵力,渠云能解決運送給養問題,則兵力自以愈多愈好,否則諸待斟酌。”張的意思是,他不能提供入陜各部的給養。

  張所以談陜北苦況,意即紅軍西渡之后也不會在陜北駐足,其潛詞就是不希望閻、陳入陜,而張所以對“剿共”不甚積極,主要因為張傾向于抗日。為此,徐永昌特地將“剿共”與抗日聯系起來,對張做了這樣一番開導:“余謂赤軍在晉陜不過兩萬余,我十數萬大軍無如之何,且時遭其打擊與騷擾。設此兩萬余竄入東(三)省或朝鮮,是否日本亦須動員十五或二十萬兵與之長期周旋,抑以三五萬即可消滅之。如前說,則有如赤軍者五六萬,立可使日本全國坐困待敝[斃];如后說,則我十五萬不敵人三五萬,此如何能輕言抗日者。所以我不消滅共產(黨)到某程度,不足言抗日,而我不能消滅共匪亦不配言抗日。”徐的這些話不僅是說給張學良的,也是說給陳誠的,“余以張、陳好言抗日,故為斯說證之”。(100)

  4月29日陳誠致函夫人,其中也記載了他與張學良之間關于抗日與“剿共”的談話。陳寫道:“今日漢卿自洛川飛晉,談得很久,要緊的是,部隊(指張部——引者)因為抗日的關系,不愿剿匪。而且全部軍官對委座有兩成懷疑不抗日,對于委座的左右有八成懷疑不抗日,他(指張——引者)感覺到無法自解。”鑒于張部因抗日而不愿“剿共”,陳誠從另一角度對張做了勸告,陳說:“我們應該知道日本的策略系速戰速決,而我們的對策當然是要拖延。我們的戰略是持久戰、消耗戰、擴大戰……真正抗日,非有十年決心不可。”(101) 陳的意思是,抗日并非當務之急,因此眼下仍需合力“剿共”。

  徐、陳二人,就“剿共”與抗日問題,從不同角度對張學良做了勸告。歷史證明,這些勸告均未收效,7個多月后,張發動了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訴求的西安事變。

  如前所述,蔣曾明確要求閻封鎖黃河以防紅軍回師陜北,那么,紅軍西渡之后,閻必須對此向蔣做出解釋。5月6日,閻致電林森并蔣,電稱:“錫山以共匪慣技在避實擊虛,四出流竄,遂分層構筑碉堡,逐次壓迫,期于圈入最小地區,聚而殲滅,惟黃河防線南北袤長千數百里,頭頭是道,我以筑碉圍匪,兵力尚感不敷分布……迭據前方報告,殘匪已于冬江等日由永和縣境之于家嘴、清水關渡河回竄。”最后,閻表示:“錫山奉職無狀,既不能防匪東來,復不能杜匪西竄……應請先行褫職,飭下所司,嚴加議處,以做來茲。”(102)

  本文的研究證明,在與紅軍的整個作戰過程中,閻始終未實施封河,意在“迫匪西去”,閻對筑碉也始終不甚積極,意在“逐匪速去”。但在致林、蔣電中,閻則將問題顛倒過來,聲稱正是由于“筑碉圍匪”,無力封河,以至紅軍得以西渡。蔣當然不會將閻褫職或者嚴加議處,5月12日蔣復電閻:“由晉西渡河向陜北進剿,整個之計劃請即擬定詳示,并請與漢卿兄切商之。”(103) 蔣所關注的是入陜“追剿”,對于閻的解釋并無興趣。

  經閻與陳誠反復磋商,入陜方案基本確定,由陳誠擔任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6月1日,四省“剿匪”總部在太原成立,出兵陜北箭在弦上。然而,就在當日,陳濟棠、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6月5日陳誠奉命南下參預解決此一突發事變,入陜計劃隨之擱置下來。

  結束語

  東征之役是紅軍與晉綏軍之間的頭一次正面交鋒。最初,關于戰爭的進程,彼此都缺乏足夠的估計。

  閻錫山對于紅軍東渡的消息,其本能的反應是“以為郭、樊之事可以再見”,主張“放過來打”。結果,郭、樊之事沒有重演,相反,在紅軍的調動與打擊之下,閻部4個縱隊時進時退,或者“不悉匪在何處”,或者相互“坐看”。

  同樣,紅軍也有兩個未曾充分估計的問題:其一,中央軍能夠迅速而大批開入;其二,中央軍與晉綏軍廣泛采用筑碉戰術。前者極大地改變了戰爭力量的對比,后者則極大地限制了紅軍運動戰的機動性。最終,閻錫山加蔣介石再加堡壘主義,導致紅軍退出山西。

  對于閻錫山而言,東征之役主要表現為多種政治力量之間展開的一場相當復雜的軍事與政治的角逐。閻錫山既要“剿共”,又要防蔣、防日、防張、防宋,從而將其極善周旋的特長充分展示出來。這一回在“剿共”問題上閻與蔣找到了利益的接合點,二人之間完成了一次少有的、順暢的合作。

  對于紅軍而言,東征之役則是傾全軍之力發動的一次具有明確戰略意圖的行動。關于是役的收獲,通常肯定為三點: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補充新兵8000余,籌款30余萬。(104) 但是,赤化山西、“打通蘇聯”的戰略意圖則未能實現。正因為東征未能完成這一戰略任務,接下來,紅軍又發動了同樣是以靠近外蒙和蘇聯為意圖的西征。(105)

  陳誠在受命擔任四省“剿匪”總指揮、即將領軍入陜之際,其情緒卻產生了些許波動。5月28日陳由太原致函夫人:“此次任務我原不愿擔任,并非為怕苦,實深感政府無具體辦法也。即收回陜北,如過去之江西及湘西,試問有何利益及于人民,無非為少數之官僚耳。”(106) 陳誠曾在江西長期與紅軍作戰,但是,戰爭的結果不是惠及人民,相反,“無非為少數之官僚耳”,把江西的結果與眼下的入陜聯系起來,陳誠的思想多少產生了幾分疑惑。陳誠私函中的幾句話,觸及一個深層問題:國共內戰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陳之所言,也為觀察和認識東征之役,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參照依據。

 

  注 釋:

  ①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有關東征的記述不足一頁(第502頁),不能反映是役的全貌。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對紅軍作戰過程的敘述較為清楚,但關于對方的情況,尤其是對方內部的核心情況,顯然缺乏掌握(第321—332頁)。陳誠在其回憶錄中專設一節記述是役,基本以其個人言行為主,難免片面性(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北,“國史館”2005年版,第79—85頁)。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相關記載甚為簡略,具體材料很少。

  ② 中央文獻研究室、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408、413—421頁。

  ③ 《徐永昌日記》,1936年1月8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高桂滋字培五,時任第八十四師師長。另外,徐在其日記中均將閻錫山的閻寫為閆,將張漢卿的漢寫為汗,本文均直接改為閻和漢,不再一一注明。

  ④ 《徐永昌日記》,1936年1月9日。

  ⑤ 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山西大事記(1840—1985)》,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28頁。

  ⑥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42—444頁。

  ⑦ 《徐永昌日記》,1936年2月21日。

  ⑧ 《徐永昌日記》,1936年2月25日。

  ⑨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53、454頁。

  ⑩ 《徐永昌日記》,1936年2月26日。徐記諸旅長指孟憲吉、陶振武、馬延守、陳長捷、溫玉如、霍原璧、周原健。

  (11) 聶榮臻:《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頁。

  (12) 《徐永昌日記》,1936年2月27日。

  (13)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72頁。

  (14) 《徐永昌日記》,1936年2月29日。徐在其日記中均稱劉志丹為劉子丹。

  (15) 程子華記載,紅一、紅十五兩軍團共13000余兵力。見《程子華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頁。

  (16)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日。

  (17) 《程子華回憶錄》,第118頁。

  (18)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8日。

  (19) 《程子華回憶錄》,第119頁。

  (20)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10日。姜旅指楊效歐部姜玉貞旅。

  (21)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11日。

  (22)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68頁。

  (23)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13日。

  (24) 《徐永昌日記》,1936年2月23日。德王全名為德穆楚克棟魯普,當年4月下旬德王等召開“蒙古大會”,決定成立偽“蒙古軍政府”。李守信參預了德王的叛亂活動,曾任偽“蒙古軍”第一軍軍長。

  (25) 《徐永昌日記》,1936年2月28日。

  (26) 《徐永昌日記》,1936年2月29日。張學良確與中共有所接觸,但并未與毛、彭會晤。

  (27) 蔡盛琦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5),臺北,“國史館”2009年版,第658、659頁。

  (28)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4日。

  (29)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6日

  (30)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11日。

  (31)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18日。

  (32)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0日。

  (33)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6日。

  (34) 《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第1906頁。

  (35) 《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第81頁。

  (36) 《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第80頁。

  (37)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14日載:“午前往看啟予,渠早間到。”

  (38)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19日。

  (39)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27日。

  (40) 《徐永昌日記》,1936年5月1日。

  (41)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28日。

  (42)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0日。

  (43)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7日。

  (44)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7日。

  (45)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4日。

  (46)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7日。

  (47)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9日。張海鵬時任職于偽滿。劉桂堂又作劉桂棠,系一私人小武裝,曾為宋哲元收編,后投靠偽滿。

  (48)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7日。

  (49)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7日。

  (50)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9日。

  (51)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54頁。

  (52) 陳誠:《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臺北,“國史館”2006年版,第365頁。

  (53)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72頁。

  (54)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9日。

  (55)《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2日。

  (56)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0日。

  (57)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2日。

  (58)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閻伯川先生要電錄》,臺北,七海印刷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19頁。三十二軍指商震部,二十五師指關麟征部,湯軍指湯恩伯部。

  (59)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24日。洪、趙指洪洞、趙城。

  (60) 《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第84頁。

  (61)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8日。

  (62)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9日。

  (63)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2、14日。

  (64)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4日。

  (65)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5日。

  (66)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8日。朱綬光字蘭蓀。周玳字予良,時任晉綏軍炮兵司令。楊愛源字星如。

  (67)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20日。

  (68)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27日。

  (69)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25日。傅存懷字少蕓,時任獨三旅旅長。

  (70)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楊尚昆年譜(1907—1996)》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頁。

  (71)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30日。王兆相長期擔任陜北神府葭榆根據地紅三團團長,是一位在當地頗負聲望的紅軍領導人,此時任中共神府特委軍事部副部長(王兆相:《戰爭年代的回憶》,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頁)。另外,神府是神木、府谷兩縣的合稱,因此稱神府、府神均可。

  (72) 王兆相:《戰爭年代的回憶》,第163頁。

  (73)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31日。

  (74) 《程子華回憶錄》,第122頁。

  (75)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日。

  (76) 溫玉如:《紅軍東渡時中陽石樓兩縣的“河防”》,《山西文史資料》第6輯,政協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63年編印,第40—42頁。

  (77)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62頁。

  (78)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63頁。

  (79) 《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248頁。

  (80)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72頁。

  (81) 《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第82頁。

  (82)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74頁。

  (83)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75頁。

  (84) 《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第84頁。

  (85) 周均倫:《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78頁。

  (86)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77頁。

  (87)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23頁。

  (88)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78頁。

  (89) 《徐永昌日記》,1936年5月1日。

  (90) 《徐永昌日記》,1936年5月2日。

  (91) 《徐永昌日記》,1936年5月5、6日。

  (92)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14日。賈景德字煜如。

  (93)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6日。

  (94)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日。

  (95)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26日。

  (96) 《徐永昌日記》,1936年5月7日。

  (97) 《徐永昌日記》,1936年3月13日。

  (98) 周琇環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6),臺北,“國史館”2008年版,第198頁。

  (99)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12日。

  (100) 《徐永昌日記》,1936年4月29日。

  (101)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76頁。

  (102) 《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第1912、1913頁。

  (103) “國史館”審編處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三)剿共與西安事變》,臺北,“國史館”2002年版,第57頁。

  (104)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第332頁。

  (105) 1936年5月18日,毛澤東發布西征命令:“為著擴大抗日紅軍,為著更加接近外蒙和蘇聯……以主力組織西方野戰軍活動于陜甘寧廣大區域。”《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29頁。

  (106) 《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387頁。

作者簡介

姓名:鄧野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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