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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城市軍事管制
2020年01月23日 11:36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京)2010年第5期 作者:李格 字號
關鍵詞:軍事管理/軍事管制/軍管會/人民代表會議

內容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城市一律實行軍事管制制度。軍事管制制度是在軍事管理基礎上建立的。1948年11月15日中央發出《關于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之前,軍管會的全稱是軍事管理委員會,目的和任務主要是集中職權,加強部隊紀律,保護新收復城市;此后成立的軍管會全稱為軍事管制委員會,目的和任務是對城市實行全面軍事上的強制管理和控制,以領導群眾建立革命秩序,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和肅清國民黨政權殘余勢力,進行民主建政。在各地軍管會組織中,軍事代表的責權最為重大。軍管會是臨時性的最高領導機關,不應不加分析地與城市最高權力機關混為一談。

關鍵詞:軍事管理/軍事管制/軍管會/人民代表會議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城市一律實行軍事管制制度。軍事管制制度是在軍事管理基礎上建立的。1948年11月15日中央發出《關于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之前,軍管會的全稱是軍事管理委員會,目的和任務主要是集中職權,加強部隊紀律,保護新收復城市;此后成立的軍管會全稱為軍事管制委員會,目的和任務是對城市實行全面軍事上的強制管理和控制,以領導群眾建立革命秩序,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和肅清國民黨政權殘余勢力,進行民主建政。在各地軍管會組織中,軍事代表的責權最為重大。軍管會是臨時性的最高領導機關,不應不加分析地與城市最高權力機關混為一談。

  關 鍵 詞:軍事管理/軍事管制/軍管會/人民代表會議

  作者簡介:李格,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后,城市一律實行軍事管制(以下簡稱軍管)制度。關于軍管的意義和作用,不少論著多有論述,此不贅言。以下僅對軍管制度的建立、組織和性質問題略作探討。

  一、軍事管理與軍事管制

  新中國成立前,中共長期處于敵人的進攻和包圍之中,于是采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部隊攻下城市,即把急需的物資盡量搬走,或分給城中貧民。隨著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戰爭從過去游擊戰變為大兵團集中作戰,不僅需要廣大農村,而且必須依靠城市工商業、鐵路運輸等各方面的支援,城市成為戰爭勝利必不可少的力量。至1948年初,中共先后占有張家口、邯鄲、長治、晉城、淮陰、煙臺、威海衛、淄川、博山、德州、承德、赤峰、安東、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石家莊等幾十個大中城市,并一度攻占沈陽、長春、焦作、韓城、許昌、漯河、運城等處,[1]保護新收復城市成為中共遇到的新問題。

  城市收復之初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出現了停水、停電、停工、停課、交通中斷、供應困難等混亂局面,另有大量游民、乞丐、小偷、流氓、國民黨散兵游勇和反革命分子乘機破壞,嚴重危害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此時安定人心是保護新城市的當務之急,但仍有一些部隊和地方黨委認為占領城市是暫時的,如部隊收復陽泉、井陘后將工廠和物資能搬動的全部搬光,石家莊出現了清算斗爭資本家、工人分廠的現象[2],城市貧民搬取公用物資,搶劫私人財物,大批煤糧及其他公物被搶或遭破壞。[3]四平、鞍山、吉林的情況也很嚴重,首先是原國民黨政府所屬的公營企業、商店、醫院和市政機關被隨便搬運和拆卸;其次是過去與舊政府有聯系或合股的私人企業和商店,因這些企業是敵產還是私產界限不清,貨物、器材也被強行搬走;還有一些與舊政府并無關聯的企業和商店,僅因戰時有國民黨軍隊和傷兵駐扎,便被懷疑與敵人有關,遭受侵犯。[3](PP.209~215)

  中共針對以上情況及時制定了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方針。1947年底,劉少奇針對石家莊工作指出:“這里和我們在農村習慣搞的一套,完全是另一個問題,是黨進入大城市后遇到的新問題”,“我們對石家莊的方針,是保存與發展的方針。所以在方針上要保存和發展工商業,要保存發展經濟,而不是破壞工商業,破壞石家莊的經濟,所以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進行建設,長期打算。這和以前暫時占領的其他城市是不同的”,“石家莊有長期建設的條件,搬和分的辦法都妨礙長期建設。一切妨礙建設的方針和思想都是錯誤的。”[2]中央隨后制定了保護城市的具體措施。1948年2月,中央工作委員會發出的《關于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指出,“石莊是人民的石莊,我們工作應作長期打算,方針是建設,而不是破壞”。[3](pp.54~55)中央要求全黨必須注意石家莊的經驗,下令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對所占領5萬人口以上城市,逐一做出工作總結,限期電告中央。石家莊的經驗主要是:第一,命令攻城部隊保護機器、物資及一切建筑物,不準破壞和搬取,制止市民哄搶。禁止任何機關部隊乘機搜集、搬走和購買物資,設立物資委員會,有計劃地進行分配。第二,不準私自拿東西和大吃大喝,繳獲物資一律歸公。第三,嚴格審查原有地下工作者,城市管理主要依靠外面派去的干部。第四,及時制止急于組織工會、貧民會的行為,禁止任何團體和個人沒收財產及逮捕、毆打任何人。組織人民法庭懲治罪大惡極的漢奸、惡霸,限期登記國民黨黨員和偽公務人員。第五,召集各界座談會,成立臨時參議會,籌備選舉市人民代表大會。籌備復工,保證工人實際工資不繼續降低并分發實物等。[1](pp.72~73)

  中央制定的方針和措施對于各地保護新收復城市具有重要作用。陳云在長春、沈陽解放前強調:“有兩點要在干部思想上搞清楚:一、現在城市的作用與過去不同了。過去,敵人是戰略進攻,現在是戰略防御。因此,過去城市在我們手中作用不大。而現在,由于戰爭形勢的改變,我們占領的地區越來越大,城市的作用也大得多了。二、城市工作主要抓生產。過去,剛進城市就發動群眾,搞清算斗爭。后來,又在工廠、商店發動工人、店員鬧分紅。應當明確,這些做法都不對,而且都不是治本的辦法。”[4]6月,中央批轉東北局《關于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即照此頒發同樣的文件,并切實遵行”[3](p.209)。東北局在指示中提出:“過去收復城市時產生違犯城市及工商業政策的原因,是沒有實行占領城市初期的軍事管理”;并規定在新占領城市實行短期的軍事管理制度:由攻城部隊直接最高指揮機關擔任該城的軍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黨、政機關及工作人員一律聽其指揮;組織軍事管理委員會,將保護新占領城市的全部責任交由軍事管理機關擔負。指示還規定,攻城部隊只有保護城市工商業之責,無論對“蔣偽”公營企業、銀行、商店、市政機關、醫院、學校、倉庫,還是私人企業、商店等,均無沒收處理之權。必須對這些單位加以保護,禁止任何人擅自搬運機器、物資和器材;不得逮捕守法的敵方公務人員,應令其留守原單位,聽候清理;攻城部隊有權處理的物資僅限戰場上的彈藥、武器,絕對禁止部隊后勤人員入城亂抓物資;部隊在戰斗結束后須將看守的工廠、倉庫、銀行、市政機關移交清楚,撤出城外,一律不準駐扎工廠、醫院、學校和教堂;東北各級黨政軍民機關團體,在軍管時期均不得派人到新收復城市購買物資或做生意;禁止當地農民私自進城逮捕人犯及沒收物資。[3](pp.209~215)

  對新收復城市實行軍事管理是中共最初為保護城市采取的應急措施,這一措施側重于加強攻城部隊和入城黨政干部紀律,對于城市收復后盡快打消工商業疑懼、消除城市無政府主義以及安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陳云任沈陽市軍管會主任時曾談到:“此次入沈部隊很多,都懂得保護工廠、保護城市。今年以來,城市政策教育收到了很大效果,犯紀律者是個別分子。”[5]周恩來認為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經驗“甚為有效”,并指示對管理城市的辦法具體研究。[6]

  1948年11月2日,遼沈戰役勝利結束,戰局發生根本轉變。毛澤東認為只需再有一年左右時間即可完全打倒國民黨。[1](p.193)解放戰爭的勝利和許多大中城市相繼解放,對于城市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毛澤東早在1947年初便強調,不應將全黨注意力偏重于戰爭和農村,而要引導到注意城市工作,做好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1](p.73)東北全境解放前夕,東北局召開首次城市工作會議,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向城市,必須立即著手加強城市工作,規定城市工作的基本任務是:組織基本群眾(工人店員與貧民)發展生產;保護正當的私人工商業;使工人店員貧民就業,并適當改善生活;加強中小學教育,改造學生思想;爭取知識分子;加強反奸斗爭,鞏固革命治安。① 東北局城市會議為后來中央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今后全黨的工作重點是城市工作”做了準備。[7]會議規定城市工作的基本任務已不限于保護,新收復城市最初實行的軍事管理已無法滿足新形勢下城市工作的需要。

  11月15日,中央發出《關于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決定在城市軍事管理的基礎上實行軍事、政治、文化等強制性的全面控制和管理。指示規定:軍事管制時間不能太短,必須視軍管的目的和任務是否達到來決定軍管的時期。軍管必須達到的目的和任務是:第一,完全肅清一切殘余的敵人和散兵游勇以及任何進行武裝抵抗的分子;第二,接收一切公共機關、產業和物資,并加以管制和監督;第三,恢復并維持正常的秩序,消滅一切混亂現象;第四,收繳一切隱藏在民間的反動分子的武裝及其他違禁物品;第五,解散國民黨、三青團、民社黨、青年黨及南京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團體,收繳其證件,登記各級負責人員,對登記后的少數反動分子實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須向指定的機關報告其行動);第六,逮捕戰犯及罪大惡極的反動分子,沒收官僚資本;第七,建立系統的革命政權機關,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監獄,建立物資及生產的管制機關與監督機關,建立臨時的各界代表會;第八,在工人職員和青年學生中進行切實的宣傳組織工作,在此基礎上建立工會、學生會及青年團等作為城市革命政權可靠的群眾基礎;第九,整理城市中的秘密組織,建立黨的組織。[8]解放軍總部隨后頒布《關于新解放區軍事管制條例》和《關于新解放城市軍事管制時期的各項政策》,補充完善了軍管制度。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凡人民解放軍初解放的地方,應一律實行軍事管制,取消國民黨反動政權機關,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線軍政機關委任人員組織軍事管制委員會和地方人民政府,領導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鎮壓反革命活動,并在條件許可時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軍事管制時間的長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據各地的軍事政治情況決定之。”[9]軍管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關于城市軍管制度,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第一,城市軍管劃有一定區域。北平市軍管區是:東至通州,西至門頭溝,南至黃村,西南至長辛店,北至沙河。軍管區共劃分32個行政區,其中城區12個、郊區20個。[10]天津市軍管區域為:天津市并東至塘沽、大沽,南至靜海,西至楊柳青,北至楊村所轄區域內。[11]第二,城市實行軍管時間比較長。中央考慮軍管時間“愈到大城市,愈應延長”。[6]因此,《關于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中并未規定具體時間,只講“小城市幾個星期或二、三個月”, “十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取消軍管須先得中央批準”[3](pp.487⒍488)。實際上直到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軍管制度才在全國范圍內結束。[12]

  綜上可知,軍事管制制度是在軍事管理基礎上建立的。有些論著認為兩者并無區別,是一種誤解。管理與管制概念不同。軍事管理與軍事管制雖然都簡稱軍管,所組織的指揮機構都簡稱軍管會,但兩者的性質和任務并不一樣。1948年11月15日中央發出《關于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之前,軍管會的全稱是“軍事管理委員會”,目的和任務主要是集中職權,加強部隊紀律,保護新收復城市;此后成立的軍管會全稱為“軍事管制委員會”,目的和任務是對城市實行全面軍事上的強制管理和控制,以領導群眾建立革命秩序,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和肅清國民黨政權殘余勢力,進行民主建政。因此,不應將軍事管理與軍事管制混為一談。

  二、軍管會組織和軍事代表的職權

  軍管會是城市在軍事管理時期設置的指揮機構,由攻城部隊直接最高指揮機關組織建立,并吸收地方黨政負責人參加。[3](pp.209~215)城市實行軍事管制后,軍管會組織仍沿襲下來,領導人由當地主要軍事首長擔任,為城市軍管時期的最高領導機關,一律設主任、副主任。1948~1950年間,全國一些主要城市軍管會成立時情況簡要如表1。

  軍管會下設若干機構,分別負責城市接管、市政和防務及其他各項工作。沈陽市軍管會所設機構除市委外,僅轄經濟、財政、后勤、鐵道、政務五個處,以及市政府、公安局、辦公室、衛戍司令部等單位。陳云在談到沈陽市軍管會在機構設置方面的不足時總結了兩點:一是機構過于簡單,“依現有經驗來看,這次軍管會本身接收機構尚缺外交、軍事、社會、文化四個處”;二是衛戍機構不健全,“除一般衛戍部隊外,衛戍司令部尚需有一個半團機動兵力,隨時派出保護接收了的工廠、機關。衛戍部隊應是單一建制,讓有訓練有紀律教育的部隊擔任。”[5](pp.269,272)此后各軍管會機構設置吸取了沈陽經驗。北平市軍管會增設物資、文化兩個接管委員會,下轄各局、部、處等機構,分工明確,主要有:(1)警備司令部負責肅清一切反革命武裝、散兵游勇,執行軍紀、軍法及戒嚴、解嚴等事項,有效地組織防空。(2)市政府負責市區內民政、公安、司法、交通、衛生、消防等一切市政設施建設,管理市區內的工農商學各業,管理財務、貿易、金融及有關外國僑民諸事項,設立民政局、財政局、教育局、衛生局、公安局、公用局、工務局、工商局、外僑管理處、貿易公司、人民法院、銀行等。(3)物資接管委員會負責接收并處理敵偽產業及公共物資財產;沒收官僚資本,代管屬于國家的企業,以待將來移交中央人民政府,凡屬于本市企業,協同本市有關部門接收后,分別移交各主管機關管理;動員、組織一切力量,溝通城鄉經濟關系;接管不屬于市范圍的軍事、政治機關與設備。委員會下設財經部、交通部、衛生部、軍政部、房屋地產部。(4)文化接管委員會負責接管一切屬于國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機關及一切文物古跡;屬于本市者由本政府教育局接管,設教育部、文藝部、文物部、新聞出版部。(5)在秘書長領導下設秘書處、供給部、行政處,負責處理軍管會對內外一切有關日常工作及聯絡供給事項。(6)糾察總隊負責全市糾察工作。②

  天津市軍管會所設機構與北平略同,下設財經、交通、市政三大部門(最后組成財經、軍事、文教、政權四大部門)。財經部門下轄金融、對內對外貿易、交通、鐵道、水利、農林等13個處;文教部門下轄新聞出版、教育、文藝3個處;市政部門下轄公安、衛生、教育、民政、工商、公用、財政等局。[11](pp.509~513)

  上海市軍管會機構比較龐大,設財經、文化、軍事3個接管委員會和市政府、警備司令部等。各委員會下轄部、委、處,主要有:(1)財經接管委員會,下轄財政、金融、貿易、工商管理、輕工業、重工業、農林、鐵路、電訊、郵政、工務、航運、公用、衛生及敵產調查管理等15個處;(2)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下轄高等教育、市政教育、文藝工作、新聞出版等4個部;(3)軍事接管委員會,下轄軍事部(接管陸軍及機械兵種有關物資)、政工部、后勤部、海軍部、空軍部、訓練部6個部;(4)上海市政府,下轄民政、財政、教育、工商、地政、工務、公用、勞工、衛生、公安10個局及外僑管理處與秘書處,市政府各局由軍管會有關部門統一接管,并合并辦公;(5)警備司令部由5個軍擔任警備,其中3個軍任市區警備,2個軍任吳淞、江彎及郊區警備工作;(6)另設煤糧供應運輸部、公共房屋管理委員會、秘書處等。③ 中央指示,為便于接管上海市原國民政府各直屬機構, “軍事接管委員會”應改為“軍政接管委員會”,并增設接管國民政府各部門的機構。④

  軍管時期的市政府是軍管會下屬機構,負責市區內的行政工作。市長多由軍管會主任或副主任兼任。市政府是在接管和撤銷原國民黨政府官僚特務機構后重新組建的。如上海市政府接管舊市府各機構后,將原秘書、人事、總務三處改造后重建;會計處移并財政局;撤銷原調查、統計、參事、機要等處室,有關可保留工作并入新辦公廳和秘書處;原新聞處和外事室移交新文化接管委員會新聞出版處和軍管會外僑事務處;拆散原社會局,將應保留的工作分別移交新工商、勞動、民政、新聞出版等單位;完全撤銷原市參議會。市政府重建工作完成后,原屬軍管會的各接管單位,相繼改為市政府下屬單位。⑤ 市政府成立以后,凡中共和軍隊各項既定政策皆以市政府名義公布;凡帶緊急性、臨時性或過渡性的處置則以軍管會命令實行之。⑥

  軍管會是領導機關,對城市各單位的具體接管和管理等工作主要由軍事代表(以下簡稱軍代表)負責。軍代表一職為沈陽市軍管會所創立。陳云在總結接收沈陽經驗時提到,“舊職員均按原職上班,工廠企業等只派去軍事代表,政權部門只撤換頭子。”[5](p.270)軍代表在軍管會中權力和責任重大。當時黃克誠給中央的報告說,“軍事代表是首先把黨的政策與作風同職工見面的人,等于軍隊中之政治委員,對接收管理的好壞起決定作用。”[11](pp.509~513)中央極為重視各地軍管會中軍代表工作,于1949年1月特致電平、津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指示:軍管會派軍代表監督工作,對于大企業除派一個負責的總軍代表外,可在各工作部門(十分必要時可在各車間)、各站、各段派遣軍代表,受總軍代表的指揮。[13]關于軍代表的具體任務和職權,饒漱石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做了詳細說明:第一,按照軍管會的命令,帶軍管會證件到被接管單位去宣布接收政策,辦理接收工作,掌握物資檔案等;第二,監督和管理生產,組成生產管理委員會,恢復生產和防止怠工偷竊破壞;第三,教育職工,并對舊職員進行審查。軍代表必須嚴格遵照軍管會統一的方針、政策、法令、制度行事,不得逾越范圍。遇有新問題,應迅速向軍管會報告請示,得到軍管會批準方得施行。被接收單位中,軍代表與該單位地下黨或其組織的工會負責人共同組成“工作委員會”,由軍代表擔任主席并有最后決定權。軍代表領導若干聯絡員幫助工作。聯絡員是軍代表與群眾之間的橋梁,是軍代表接收工作的助手。接管大企業需派一個軍代表帶若干聯絡員,再加上守衛部隊就可以解決。有些小廠只派一兩個聯絡員去。總的做法是:總廠設總軍代表,下設分廠軍代表;或者總廠設軍代表,分廠派聯絡員。根據平、津兩市軍管的經驗,饒漱石還提出,科學研究機關、醫院、體育場所等可派軍代表接收、監督和利用舊有人員,繼續管理或維持生產,但是對于稅收機關、學校等則不宜派軍代表接收,應直接派人擔任各該機關主要負責人。⑦

  三、關于軍管會的性質

  一些論著認為,“軍事管制委員會是城市解放初期的最高權力機關”。這種說法未必準確。無論是中央《關于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還是《共同綱領》有關軍管的規定,都從未提到軍管會是城市“最高權力機關”。由于當時中央只規定了軍管的時間、任務和目的以及實行戒嚴等項內容,未對軍管會的性質做出統一規定,因此各地軍管會對自身的性質產生了不同理解。北平市軍管會組織條例規定,軍管會為該市軍事時期統一的軍政領導機關。⑧ 天津市軍管會在成立布告中稱,該會是天津市軍管時期的權力機關。[11]與平、津軍管會不提自己是最高權力機關不同,饒漱石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明確提出, “軍管會對外是最高權力機關,對內就是市委”。⑨ 上海市軍管會在成立布告中稱該會是上海市軍管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⑩ 京、津、滬三地對軍管會性質各執一詞,這就必須首先明確新中國成立初期地方最高權力機關的問題。

  《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9]根據這個原則,地方最高權力機關應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而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則以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代行各級人大職權。人民代表會議亦稱人民代表會、各界人民代表會、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早在1947年,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委員會關于政權形式問題的指示中決定,解放區各級政權形式一律采取代表會議制度,主要內容是:(1)解放區的各級政權形式,應采取從下至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將解放區政權,改組為人民代表會政權。(2)人民代表會議為各級政府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權力集中于代表會。各級政府機關,應向代表會報告自己一切工作,并請求審查和批準。代表會對于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及武裝等一切事項,均有權決議或否定之。各級政府須完全遵守并執行代表會決議。(3)各級代表會的代表,縣以下由區、村人民直接選舉,縣以上由區、縣人民間接選舉。各工廠各機關各部隊,亦應派代表到相當的代表會。代表任期為一年,不稱職者,得隨時由選民撤回另派。各級政府委員會不稱職者,亦得由代表會全部或個別撤換、審核。[13](p.104)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經1948年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949年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后,明確載入臨時憲法。《共同綱領》規定:“在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9]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還將人民代表會議提高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同的高度,指出“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的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14]據此,地方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才是各地人大召開前法定的最高權力機關。

  軍管制度是城市實行的一種特殊的過渡性措施。軍管會完成任務后,經上級批準,即將一切權力移交給當地人民政府和警備司令部。軍管會的權力主要是軍政權力,主要任務是取消國民黨政權,鎮壓一切反革命,沒收官僚資本,進行民主建政。軍管會擔負著組織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建立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重要任務,卻不能代替法定的最高權力機關,只是在城市剛解放、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執行最高權力。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一旦建立則成為城市最高權力機關。

  按照中央規定,城市在實行軍管的同時即著手進行民主建政工作。城市建政一般經過兩個重要步驟:第一,由軍管會用指定或聘請的辦法組織各界代表會,作為軍管會和市政府傳達政策、聯系群眾的協議機關。各界代表會的職權是軍管會和臨時政府賦予的[3](p.529),主要是聽取軍管會及市人民政府關于施政方針、政策、計劃及工作情況的報告,提出批評和建議;向軍管會及市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建議有關市政興革事宜;向人民傳達并解釋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案,并協助市人民政府推行。第二,在城市各人民團體組織起來后,各界代表會經各人民團體直接或間接選舉,過渡為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條件成熟后,經上級機關批準,代行市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這時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會議已沒有區別。[15]其職權是:聽取與審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報告,決定市的施政方針和政策;審查與通過市人民政府的預決算;建議與決議有關市政興革事宜;向人民傳達并解釋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案,并協助市人民政府推行;選舉市人民政府市長、副市長、委員,組成市人民政府委員會。[16]至此,城市最高權力機關建立,建政工作基本完成。

  毛澤東對各地開好各界代表會和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極為重視,接連起草中央有關指示,提出3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均須開各界代表會,中小城市每月至少一次,大城市每月或每兩個月一次。每次開會至多3天。會議每次集中解決一兩個問題。代表半年改選一次,連選者得連任,不稱職者改換。會后向人民傳達和解釋會議的報告和決定。[17]各縣召開縣各界代表會議,由農會,工會,學生會,文化教育、工商業界及黨政軍選派代表,可選若干開明紳士參加,討論全縣工作。大縣代表200余人,中縣代表100余人,小縣代表數十人。[17](p.556)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由各省委、區黨委、地委負責領導,不論新區老區一律舉行,[17](p.558)無論各界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會,黨員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證通過決議為原則。會議之前由黨委(市委、縣委等)召集代表中的黨員開會決定方針。[17](p.565)毛澤東還批轉薄一波關于華北各界代表會情況的報告,指示華北各界代表會議經驗可為一切各界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會議所取法。[18]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省、市、縣三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明確規定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產生、組織和職能,促進了各地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建立。至1951年9月,在全國2068個縣(西藏及其他地區內等于縣的諸單位都沒有計算在內)中,已有2038個縣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占總數的98.5%,并有186個縣的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建立了縣的最高權力機關。[19]

  軍管會與城市最高權力機關問題代表了軍管制度與民主建政的關系。兩者雖性質不同,但卻緊密聯系。新中國成立前后,各地民主建政工作必須依靠軍管進行,鎮壓和肅清反革命和舊政權殘余勢力,建立并保衛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條件成熟后把權力移交給各級人民政府。1949年8月,北平市軍管會與人民政府召開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聽取軍管會及市政府關于施政方針、政策、計劃及工作情況報告,毛澤東指出:“一俟條件成熟,現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即可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為全市的最高權力機關,選舉市政府。依北平的情況來說,大約幾個月后就可以這樣做了。這樣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們加緊準備。”[17](p.548)隨后,政務院批準《關于籌備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報告》,北京市召開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宣布代行市人民代表大會職權,成立北京市最高權力機關。當時,一些地方黨委對軍管與民主建政的關系認識不清。1949年9月,東北局在一封請示中央的電報中,將軍管與人民代表會議、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完全對立。中央復電指出,“你們來電所提問題,有些提法不妥”,“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就主要是由各人民團體直接或間接選舉的,與有無名義上的軍管無關。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會議之間,也不應再劃分什么區別。”[15](pp.74~75)1951年2月,劉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講話時指出,“有些人覺得,既要實行軍事管制就不應或不能實行民主,或者說,國家處在軍事時期,就不能實行民主。他們把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與人民民主政治的實行和發展看作是絕對對立、彼此不相容的東西。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14](p.59)軍管制度與民主建政的關系是這樣,軍管會與最高權力機關的關系也是同樣道理。

  [收稿日期]2010-05-28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2頁。

  [2]《劉少奇傳》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頁。

  [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頁。

  [4]《陳云年譜(1905~1995)》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頁。

  [5]《陳云文選(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頁。

  [6]《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797頁。

  [7]《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頁。

  [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第487~488頁;《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頁。

  [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頁。

  [10]《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2003年)》,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11]《黃克誠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頁。

  [12]《中國人民解放軍》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2頁。

  [13]《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176~177頁。

  [14]《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頁。

  [15]《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

  [16]《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49~1950)》第1冊,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140頁。

  [17]《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52頁。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頁。

  [19]《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頁。

作者簡介

姓名:李格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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