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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博古比較研究
2020年01月23日 11:23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京)2010年第9期 作者:郭德宏 字號
關鍵詞:王明/博古/比較研究/啟示

內容摘要: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教條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在抗戰初期又同樣犯了右傾錯誤。他們雖然有很多相同之處,但是也有很多不同點。例如他們在黨內的地位不同;在錯誤中所起的作用、應承擔的責任不同;王明較早地認識到了一些“左”傾錯誤,思想上發生了轉變,曾多次對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批評;他們在延安整風中的態度不一樣,因而結局也不一樣。從對他們的比較中,可以得到很多啟示。

關鍵詞:王明/博古/比較研究/啟示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教條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在抗戰初期又同樣犯了右傾錯誤。他們雖然有很多相同之處,但是也有很多不同點。例如他們在黨內的地位不同;在錯誤中所起的作用、應承擔的責任不同;王明較早地認識到了一些“左”傾錯誤,思想上發生了轉變,曾多次對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批評;他們在延安整風中的態度不一樣,因而結局也不一樣。從對他們的比較中,可以得到很多啟示。

  關 鍵 詞:王明/博古/比較研究/啟示

  作者簡介:郭德宏,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

 

  在中共歷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教條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在抗戰初期又同樣犯了右傾錯誤。因此,學術界往往把他們相提并論。其實,他們雖然有很多相同之處,但也有很多不同點。下面,就對他們作一個比較,并總結從中得出的啟示。

  

  王明和博古的相同之處是很多的,總起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他們都很有才華,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成為有志的革命青年和學生領袖,在革命斗爭中漸露頭角。

  王明原名陳紹禹,1904年生于安徽六安縣(今金寨縣),1920年秋進入設在六安縣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學習。在那里他開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1924年8月進入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不久就和同學詹禹生發起組織安徽青年學會豫皖青年學會,擔任事務部主任(一說是事務處長),兼任皖籍同學會會刊《皖光》編輯,并開始在《商大周刊》《皖光》等雜志發表文章。1925年積極參加聲援五卅運動的活動,被推選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干事和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兼宣傳干事,加入中國國民黨①,并于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博古原名秦邦憲,1907年生于江蘇無錫,比王明小3歲。1921年9月進入蘇州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后定名江蘇公立蘇州工業專門學校)預科,并在那里開始接受進步思想。1924年夏參加上海大學孤星社(后改名為中國孤星社),7月參加錫社,8月成為中國孤星社蘇州委員會委員,并開始在《無錫評論》《錫鐘》《血淚潮》等雜志上發表文章。1925年春相繼參加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后積極參加聲援五卅運動的活動,7月被推為錫社執行委員、組織部主任,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也就是說,王明和博古都在很年輕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在青年中有影響的人物。

  第二,他們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被培養成了教條主義者,理論水平很高,并成為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小宗派的成員。

  王明是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很快受到副校長米夫的賞識,1926年9月擔任中大學生公社主席。在反對中共旅莫支部、“教務派”、“江浙同鄉會”、“托派”、“工人反對派”、“先鋒主義”以及中共代表團的活動中,他都起了重要作用,成為“支部派”的領袖,并逐步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他為首的教條主義宗派小集團,即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1927年9月畢業后,他留校工作,擔任支部局宣傳干事,兼任翻譯、教員。1928年,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六大。

  博古是1926年10月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比王明晚一年。除反對中共旅莫支部的斗爭未參加外,他也積極參加了中山大學所有的派別斗爭,成為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宗派小集團的重要成員。他雖然沒有參加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六大,但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參加了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

  在學習中,他們的俄文都學得很好,理論也背得很熟。莫斯科的同學生涯,既奠定了他們的友誼,也奠定了他們共同的思想基礎。

  第三,他們都以極左的態度積極參加了反對“立三路線”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斗爭。

  1929年3月,王明回國,在上海中共滬西區委、滬東區委、《紅旗》報、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勞動》三日刊、中共中央宣傳部等單位工作。1930年5月,博古也回國,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及《勞動》三日刊工作。不久,他們之間有了聯系。他們思想一致,在某些問題上與主持中共中央宣傳工作的李立三觀點不同。當他們得知共產國際遠東局對李立三1930年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作為“立三路線”形成標志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有不同意見時,立即與王稼祥、何子述決定反對這個決議。7月9日,王明首先在中央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發言,對6月11日的決議提出意見。博古等也接連發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和李立三非常惱火,立即宣布撤銷王明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等職務。不久,王明又受到6個月的留黨察看處分,博古等人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1930年9月,中共中央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由瞿秋白主持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但由于沒有把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定為“路線錯誤”,招致了共產國際的不滿。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不僅批評李立三的路線錯誤,還批評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當王明、博古從回國的留蘇學生中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改變他們擁護六屆三中全會的態度,決定進一步反對李立三的路線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11月13日,王明、博古聯名給中央政治局寫了題為《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圍剿”蘇區的意見》的信,說“李立三同志的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是“和國際路線不能并容的”。信中雖然也說“三中全會有重大的意義”,但中心內容是指責三中全會犯了一系列錯誤,并說“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立三同志為領導的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三中全會最大的缺點就在對于與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線沒有充分的揭露其機會主義的實質”。11月17日,他們再次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說他們的“政治意見是絕對正確的”,受到的批評和處分是不應該的,并提出撤銷對他們的處分等三條要求。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6日被迫作出《關于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處分問題的決議》。不久,王明被任命為在各省委中最重要的中共江南省委書記,博古被任命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在米夫的支持下,他們反對“立三路線”和六屆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斗爭取得了勝利。后來,王明說“博古在反立三路線斗爭中站第二位”②。毫無疑問,他就是反“立三路線”的第一人了。從此,反“立三路線”成了他們的政治資本。

  第四,他們都少年得志,沒有經過多少實際斗爭的鍛煉,就在20多歲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并從2月開始,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躍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③。因此,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成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上臺的標志。這時,他只有26歲。

  博古雖然沒有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進入中央委員會,但從4月開始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后,由于敵人加緊了追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發、周恩來、王明不便于活動,而顧順章不認識博古,于是決定讓博古參與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④ 這樣,王明、博古都進入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層。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被捕叛變后,形勢更加緊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王明不能再公開活動,于是決定王明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并成立了由博古、洛甫、康生、陳云、盧福坦、李竹聲6人組成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過去的很多論著都說,是王明提議博古進入臨時中央政治局并負總責的。但據王明說,臨時中央政治局開始是輪流當主席的,后來就逐漸由博古一個人當主席了⑤。不管是由王明提議,還是逐漸確定,博古實際上成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負責人。這年,他只有24歲。

  王明、博古擔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時,都沒有經過多少實際斗爭的鍛煉,主要是依靠共產國際的支持。他們這么年輕就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內是很少見的。

  第五,他們都執行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成為“左”傾教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

  1930年11月底,王明拋出題為《兩條路線》的小冊子,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場反對李立三的錯誤,以比反“立三路線”更堅決的態度反對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后的中央。他在中國社會性質上,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在階級關系上,夸大現階段中反資產階級、反富農斗爭的作用,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在革命性質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意義;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范圍內的進攻路線,認為“直接革命形勢”即將在包括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發生;在反對錯誤傾向問題上,極力強調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這本小冊子后來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成為“王明路線”的綱領。

  博古的思想與王明是完全一致的。1931年9月20日臨時中央政治局通過的《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就是由王明起草的。臨時中央政治局1932年1月9日通過下發的《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以及后來由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決議、制定的方針政策,與王明的《兩條路線》以及《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在延安整風中,王明、博古在被批判時是并列的,被稱為“王明、博古宗派”,犯的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⑥。

  第六,抗日戰爭初期他們都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犯了右傾錯誤。

  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后,在12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這次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中國黨的工作。在12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第一次聯席會議上,王明被推為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從此,王明、博古又走到了一起。

  對于王明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即在武漢時期的錯誤,毛澤東在1941年9月至10月間同王明的談話以及10月8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中,曾指出有四個方面:(1)對形勢估計問題——主要表現樂觀;(2)國共關系問題——忽視在統戰下的獨立性與斗爭性;(3)軍事戰略問題——主要是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4)組織問題——長江局同與中央的關系是很不正常的,常用陳(紹禹)、周(恩來)、博(古)名義打電報給中央與前總,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未經中央同意以中央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這些都是極不對的。

  王明在以上四個方面的錯誤,博古也同樣是存在的。王明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期間起草的很多文件,都是經過博古等人參與討論或一起署名的。例如1937年12月25日在武漢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由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博古就參加了討論⑦。又如1938年3月24日,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王明擅自將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送交國民黨,同時報中共中央一份。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后,感到這個提綱沒有明確提出克服困難、堅持抗戰到底和堅持反對妥協投降、悲觀失望的傾向問題,武裝群眾的問題及改善民生的問題,為補救其錯誤,于第二天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提出八條意見。可是直到4月1日,王明才與博古等致電中共中央說:“我們根據政治局決議原則所起草的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議后于24日已送去,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昨夜已開幕,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再如1938年6月15日王明與博古等在《新華日報》聯名發表的《我們對于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的意見》,雖然也提到“積極進行民眾動員與民眾組織”,“領導和幫助民眾武裝和實行武裝民眾”,“領導和輔助民眾武裝和發展游擊戰爭”,但都認為應該在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來進行,而沒有強調應獨立地去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和創立敵后根據地等。

  第七,他們都在延安整風中受到批判,同時離開中共中央書記處。

  1942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黨的歷史,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確認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王明、博古領導的中共中央犯了“左”傾路線錯誤。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主題報告,指出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統治,比“立三路線”的危害更為嚴重。

  1943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批判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會議概括了王明右傾錯誤的表現,認為其錯誤的實質是放棄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并分析了其錯誤產生的根源。王明的這些錯誤,博古也同樣是存在的。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發給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轉各區黨委的《中央關于〈反對統一戰線中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明確批評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路線”,甚至認為王明、博古是“反黨宗派”,進行了“反黨活動”。這個指示說:我黨七次大會時,即將總結我黨22年的經驗,“將批判我黨在過去某些歷史時期中曾經嚴重地危害過黨與革命的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左’傾及右傾的機會主義,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機會主義的路線的形成,四中全會的篡黨,五中全會的達到頂點,以及遵義會議的開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會期間,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黨活動,并且王明本人長期地堅持其錯誤路線,反而說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是違背前共產國際方針的……各地在我黨七次大會決議發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區黨委的領導機關中及在這些領導機關周圍已被歷史證明無特務嫌疑的高級干部中,初步傳達初步討論內戰時期王、博宗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嚴重損失(白區損失十分之十、蘇區及紅軍損失十分之九)。抗戰時期(一九三八年)這個反黨宗派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路線錯誤及嚴重損失(項英的失敗,華中、華北在受其影響時期的損失)。”

  此后,毛澤東等人又多次對王明的錯誤進行批判。例如1944年4月12日、5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和中央黨校第一部,就黨內高級干部對歷史問題的討論作了《學習與時局》的講演,批評了王明等人的“左”的和右的錯誤。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又著重總結和分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講話和報告中批評了王明在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這些批判雖然主要是針對王明的,但同時也是針對博古的。

  王明、博古不僅在延安整風中多次受到批判,而且在組織上也受到了處理。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3人組成,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從這時起,王明、博古不再是中央書記處成員,同時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

  第八,他們在離開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崗位以后,在法律、宣傳等不同的崗位上為革命繼續作出了貢獻。

  王明離開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后,從1946年6月起參加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開始從事法律工作。1948年12月,他擔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1949年10月,他又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直到1954年9月法制委員會被取消。在這期間,他參加了起草全國憲法及創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理論工作,為法律的制定作出了貢獻。

  從1941年3月開始,博古就負責籌辦《解放日報》,從5月開始統一領導正式創刊后的《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并負責中共中央的對外宣傳工作。離開中央書記處以后,他繼續負責這方面的工作。1946年2月,還飛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這些崗位上,特別是宣傳工作崗位上,他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二

  王明與博古雖然有很多相同之處,但也有很多不同點。

  第一,他們在黨內的地位不同。

  王明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那時,博古還不是中共中央委員,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后,他才參與處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抗日戰爭初期,兩人雖然都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但王明很快就擔任了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博古只是長江局委員。所以在這兩個時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

  但是王明于1931年10月離開中國到蘇聯以后,博古逐漸成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負責人。在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又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而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書記處書記。直到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常委在“雞鳴三省”重新分工,由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此間博古在黨內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第二,他們在錯誤中所起的作用、應承擔的責任不同。

  王明比博古大3歲,政治地位比博古高,斗爭經驗比博古更豐富,因此從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始,王明在與博古的關系中就起著主導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隨者。1930年在反對“立三路線”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斗爭中,王明是為首的。這年11月王明拋出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是此后“左”傾教條主義的綱領,博古的“左”傾錯誤基本上是按照這個小冊子的精神和思想執行的。在抗日戰爭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他們的右傾錯誤也是以王明為首的。因此,在他們所犯的“左”、右傾錯誤中,王明一般是起著主要的作用,應承擔主要的責任。

  但是,從1931年10月王明出國到遵義會議前的“左”傾錯誤,博古則應負主要責任,不能把這些錯誤都算到王明頭上。過去有很多論著都說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遙控中共中央,主要責任還在王明。事實上,這是缺乏說服力的。其一,王明從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脫離了中國革命斗爭的第一線,從那時起到遵義會議期間的實際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應由博古負主要責任;其二,這一時期王明和博古后來也發生過分歧,王明還對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評,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錯誤都算到王明的頭上;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蘇區相隔萬里,通訊聯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遙控,也是天高皇帝遠,鞭長莫及。在這方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就處理得比較好。該書沒有再提王明遙控的問題,而是如實地指出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責任。誰的責任就由誰負,這才是實事求是。周玉文、張學進、佘湘在《秦邦憲與王明路線》一文中,還指出博古不僅完全繼承了王明的衣缽,深入地貫徹了“王明路線”,而且在統一戰線、蘇區軍事領導和軍事路線、宗派主義、對革命形勢的估量及蘇區各項具體政策上,“發展”了“王明路線”,因而在博古主持工作期間,“博古應負責任比王明要稍大一些”⑧。這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第三,王明較早地認識到了一些“左”傾錯誤,思想上發生了轉變,曾多次對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批評。

  由于王明在共產國際工作,能夠比較早地了解共產國際及蘇聯政策的變化。因此,隨著蘇聯對外政策及共產國際主張的轉變,他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與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發生了分歧,并多次對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評。筆者與周國全合著的《王明傳》中,就談到了這些分歧和批評。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國蘇維埃區域底經濟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黨的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左”傾錯誤的意見,指出當時不能從蘇區經濟中鏟除資本主義,而應利用它振興蘇區的經濟;不能消滅富農和頻繁地重新分配土地,應當保護、發展工商業和允許自由貿易等。這與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認識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問題上有“不可忽視的嚴重的弱點”,批評了黨內路線斗爭的擴大化和斗爭方法的不策略,其中主要是:(1)對于缺點和錯誤的過分和夸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都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2)對于黨內斗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蘇區反對羅明路線時,有個別同志將各種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于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系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聯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這樣在客觀上不是使羅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爭中可以避免的糾紛和困難。

  再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給中共中央寫的一封長信中,對博古主持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中關于粉碎六次“圍剿”⑨ 的斗爭“是阻止中國走殖民地道路的斗爭”,“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要擴大百萬紅軍,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評,認為中國革命是一種長期性的艱苦斗爭,六次“圍剿”不僅不是最后決定中國命運的斗爭,并且也不是決定勝負的斗爭;把擴大百萬紅軍的口號作為目前實際行動的口號,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許多難于解決的困難(像武裝、干部、供給等);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和占領中心城市是不同的,占領中心城市必須在紅軍有了攻取敵人中心城市的新的軍事技術等條件下才有可能,但這些條件目前還是沒有的。在這封長信中,王明等人還針對博古等人的“打倒一切”和關門主義的主張,對統一戰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為目前必須首先提出“反日反蔣”的口號。在這口號之下,團結一切有可能參加這個運動的力量,來反對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

  1935年7月,王明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起草了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當時,博古還處在長征途中,集中力量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其思想與王明是不同的。

  對于王明的思想轉變,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也應該指出:(1)他并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左”傾錯誤,因而他的思想轉變是不徹底的;(2)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錯誤,與王明原來所提出的“左”傾主張是完全一致的,他不作自我批評,只知批評別人,這種態度是不好的。

  第四,他們在延安整風中的態度不一樣,因而結局也不一樣。

  在延安整風中,王明基本上是拒絕檢討的,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在1941年10月7日,當毛澤東指出王明在抗戰初期犯了右的錯誤時,王明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抓住不久前季米特洛夫關于考慮如何改善國共關系的電報,批評中央。在10月8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王明還針對毛澤東批評的四個方面,逐條進行了反駁。當王明聽毛澤東說要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他提出的問題,要他說明自己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時,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再參加政治局會議。經過其他同志做工作,王明于1945年4月20日寫信給任弼時,請他閱轉毛澤東并擴大的七中全會各位同志,表示贊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高度贊揚了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功績,并檢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但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他又對一些同志對他的批評進行反駁。當會議決定要他寫一個檢討錯誤的聲明書時,他以種種理由拒不書寫。1956年他到蘇聯治病以后,就再也沒有回國。中蘇關系惡化以后,他更根據蘇聯領導人的意旨,撰寫《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⑩ 等文章和書籍,對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惡毒的攻擊,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左”、右傾錯誤辯護,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博古的態度就與王明完全不同。當他在延安整風中受到批評后,多次認真地作了檢查。在1941年9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博古作了兩次發言,承認1932年至1935年的錯誤他是主要負責人(11)。在1943年9月和11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再次作了檢查,表示在教條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內戰時期,他在國內是第一名:抗戰時期的投降主義,以王明為首,他是執行者和贊助者;然后,檢討了教條宗派形成的歷史和個人的錯誤(12)。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討論政治報告時發言,再次檢討了自己的教條主義錯誤。他說,在革命階段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在抗戰時期則將新民主主義革命回返到舊民主主義革命;在農民是革命的主干問題上,不了解與輕視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在內戰時期過度地強調城市與工人的作用,在抗戰時期則犧牲農民的迫切要求以遷就大資產階級;在革命領導權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是在教條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縮小到只有貧農中農的地步,在抗戰時期則從空喊轉變為公開否定,提出所謂“共同領導”的口號;在政權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死啃所謂工農民主專政的舊公式,在組織形式上完全因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蘇維埃形式,在抗戰時期則把本質上、組織形式上并未改變、只有施政政策有若干改變的國民黨政府,認為是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政治制度徹底民主化的開始,強調要時時、處處、事事幫助這種類型的政府,反對建立敵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發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圖跳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13)

  從上面的檢討可以看出,博古的檢討是誠懇的,而王明的檢討是不誠懇的。由于他們的態度不同,對他們的批判也是不同的。開始時,毛澤東著重批判的是九一八事變以后的“左”傾錯誤,主要是針對博古的。由于王明不但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反而批評別人,所以批評的對象逐漸轉移到王明身上,并由批判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錯誤,發展到批判他在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1941年10月底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原來只寫了博古,后來在修改時才加上王明的名字,而且放在博古前面,將這條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改為“王明同志和博古同志”,認為“王明同志與博古同志領導的這條路線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原則錯誤的,集各方面錯誤之大成,它是形態最完備的一條錯誤路線”(14)。但由于王明、博古對錯誤的態度不同,毛澤東等人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右傾錯誤的批判,逐漸只著重批判王明,對博古很少提了。博古1946年4月8日遇難后,中共中央和權威的中共歷史著作就不再將博古與王明并提,而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錯誤只說成是以王明為代表的錯誤。

  三

  從以上王明與博古的比較中,可以得到很多啟示,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有如下兩條:

  第一,要認真學習理論,但不能搞教條主義。

  不學好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就不能搞好革命和建設,這是很多人的實踐已經證明了的。因此,王明和博古懷著滿腔熱情到中山大學學習,是完全正確的。他們在學習期間,確實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得比較好,對馬列主義的詞句背得滾瓜爛熟,這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對此也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真諦,不知道處處要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只知死背教條,這就不能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王明在1945年4月20日寫給任弼時,請他閱轉毛澤東并擴大的七中全會各位同志的信中檢討說,他在《兩條路線》的小冊子中“所提出的對當時中國革命運動的許多意見,是從何而來呢?是從分析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和根據當時中國人民的具體要求而來的嗎?絕不是的。它是從抄襲各種決議而來的”。并說:“我之所以犯教條主義的‘左’傾路線的錯誤,也不是偶然的,這是由于絲毫不懂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基礎,完全不懂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全不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的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以及簡直不懂國際經驗和民族傳統的結果。尤其是由于沒有群眾工作經驗和沒有群眾觀點,以及小資產階級社會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結果。”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討論政治報告時,也檢討了自己的教條主義錯誤,說在革命根本問題上、戰略問題上,由于機械地搬用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結論與詞句,無視中國革命具體實踐,就曲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上走“左”、右傾機會主義;在策略基本原則上,則根本忽視和違背了策略必須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團結中有斗爭、斗爭為著團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原則。他們在這方面提供的教訓,是深刻的,有力地說明不管理論背得多么熟練,如果脫離了實際,就必然犯教條主義的錯誤。

  第二,犯了錯誤不要緊,但不能堅持錯誤不改。

  古語云:“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也就是說,一個人犯錯誤是難免的。即使是偉大的人物,也難免犯錯誤。特別是在革命和建設的初期,沒有經驗,不知道應該如何進行革命和建設,更難免犯錯誤。但古語又云:“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也就是說,犯了錯誤,如果能及時認識錯誤,改正錯誤,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就應該加以肯定。在這方面,博古就做得比較好。1935年2月他被免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后,并沒有存在很大的抵觸情緒,也沒有消極,一直在盡心盡力地做著中共中央分配給他的工作。即使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受批判以后,他一方面誠心誠意地檢討自己的錯誤,一方面仍然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宣傳戰線上作出了出色的成就。因而,他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諒解。王明的態度則與博古明顯不同。他對自己錯誤的檢討,只有1945年4月20日寫給任弼時的那封信,而且只檢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即使這次檢討,他在晚年寫的《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一書中,也說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15)。因為他一直不誠心檢討自己的錯誤,而且反反復復,顯得態度很不老實,所以始終得不到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諒解,最后郁郁終生,死于異國他鄉。他們在這方面提供的教訓,也是深刻的,有力地說明不管職位多高,如果犯了錯誤不承認,不改正,就不會得到別人的諒解。

 

  注 釋:

  ① 王明1950年填的簡歷表中說自己“1925年曾加入國民黨,國共分裂后退出”。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填的登記表,在“國民黨工作”一欄中說:“曾充商科大學支部委員及在五卅時充省黨部宣傳員”。

  ② 《關于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當總書記問題》,孟慶樹根據“王明同志回憶談話”記錄整理。

  ③ 楊奎松:《民國人物過眼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0~361頁。

  ④ 《關于顧順章和向忠發的材料》,孟慶樹根據“王明同志回憶談話”記錄整理。

  ⑤ 《關于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當總書記問題》,孟慶樹根據“王明同志回憶談話”記錄整理。

  ⑥ 《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各區黨委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參見周國全、郭德宏編《王明年譜》(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頁。

  ⑦ 吳葆樸、李志英、朱星鵬編《博古文選·年譜》,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441頁。

  ⑧ 《婁底師專學報》2004年第4期。

  ⑨ 這里說的第六次“圍剿”,即通常說的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⑩ 《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中文版),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9年。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和東方出版社2004年在國內出版時,將名字改為《中共五十年》。

  (11) 吳葆樸、李志英、朱星鵬編《博古文選·年譜》,第485頁;吳葆樸、李志英:《秦邦憲(博古)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408~409頁。

  (12) 吳葆樸、李志英、朱星鵬編《博古文選·年譜》,第500頁;吳葆樸、李志英:《秦邦憲(博古)傳》,第411~415頁。

  (13) 參見吳葆樸、李志英《秦邦憲(博古)傳》第422~423頁。

  (1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6頁。

  (15) 書中說:他本來“不承認七中全會決議正確和作‘自我檢討’”,但有的同志對他說:“要是不承認七中全會決議,那七中全會還可能再‘通過’一個類似的決議;如果你還是不服從,就可能被開除黨籍,那時進行斗爭就更困難了……”,“這樣,我就向七中全會聲明:我服從中央決定”。參見《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第124頁。

作者簡介

姓名:郭德宏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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