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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一九四九年國共總體戰略決策的地緣政治解讀
2020年01月20日 09:15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王志剛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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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王志剛,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 北京 100080

  關鍵詞:國共內戰/ 戰略決策/ 地緣政治/ 關于一九四九年國共總體戰略決策的地緣政治解讀/

  內容提要:國共戰略決戰結束后,中國國內地緣格局出現巨變,國共兩黨的總體戰略也面臨重大調整。這時,基于地理特征、歷史傳統、權力分布等因素,國民黨統治的各地區呈現出明顯不同的地緣戰略價值,也決定了在1949年的國共角逐中,長江沿線成為雙方爭奪的首要地區,而中南和華南成為兩大主戰場。受國共雙方戰略決策的影響,國共在長江沿線、中南戰場和西南戰場的攻防均以中共的完勝而告終,其結果分別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1949年的戰局之所以呈現一邊倒勢態,固然是多種合力的結果,但國共各自的總體戰略決策無疑是直接因素,這也折射出雙方在地緣政治意識及戰略思想上的差異。

 

  從學界以往的情況來看,有關1949年國共戰略決策的研究是比較薄弱的,而基于地緣政治高度的總體性、宏觀性分析更是少見①。這種狀況的出現,顯然與這一時期國共內戰的進展狀況有一定的聯系。誠然,由于這時雙方實力對比已經完全失衡,中共軍隊幾乎在一年間就將國民黨軍悉數消滅或逐出大陸地區,因此總體戰局幾無懸念。但除去實力差距的因素,這一年間戰局之所以呈現一邊倒的勢態,也與雙方的總體戰略決策有著緊密的關系。由此,本文擬以1949年國共的總體戰略決策為主線,對于國共內戰末期的關鍵性戰役進行回顧和梳理,并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對雙方總體戰略決策的得失成敗作出解讀。

  一、戰略決戰之后的國內地緣格局

  對于近代中國歷史的變遷而言,開始于1948年秋的國共戰略決戰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作為戰后國內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兩極力量,國共對決的結果無疑將極大地決定整個格局的走向和國家的命運。

  戰略決戰的過程和結果顯然是超出國內外各方預期的。大戰之前,國民黨在整體實力上還占有微弱優勢。但經過近5個月的對決,中共殲滅國民黨軍精銳部隊154萬人,取得完勝。由此,中共一舉獲得對國民黨的整體優勢,中國革命隨之出現迅速走向勝利的光明前景。

  戰略決戰結束以后,國內格局的總體勢態完全有利于中共。其一,除太原、青島、歸綏等少數城市外,長江、漢水一線以北,包括東北、華北、中原、華東在內的大部分地區都成為解放區;而國民黨統治區大幅度收縮,只剩下長江以南,以及華南、西南、西北。按照古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說法,中共已經獲得進取天下的樞紐地區。其二,解放區不僅地廣人多。而且擁有國內主要的資源產地、工業區和交通運輸線,經濟也蒸蒸日上;而國民黨統治區雖然廣闊,但除了少數大城市和若干沿海地帶,大部分地區的工業和交通還很落后,經濟更是瀕臨崩潰。其三,攜大勝之余威,解放軍不僅實力明顯超越對手,而且士氣高昂;而國民黨雖然還有200萬軍隊,并保持著基本完整的海軍和空軍,但很多番號都屬于重組或新建,士氣尤其低落。

  在國內格局巨變之際,國共兩方的總體戰略也面臨著重大調整。雖然蔣介石再次下野后,桂系發動“和平攻勢”,國共重新開始醞釀和談,但軍事較量無疑仍是雙方戰略的重點。對于國民黨而言,設法擋住解放軍的繼續進攻,爭取“劃疆而治”當然是既定目標。但在其政權搖搖欲墜、統治區社會動蕩、人心思變的情況下,如何制定合理的戰略并組織起有效的防御,面臨著重重困難。對于中共而言,繼續進軍全國各地,將革命進行到底,自是題中應有之意;但只有制定合理的戰略,才能迅速擊敗對手的抵抗,徹底推翻其政權,以避免國家陷入分裂以及革命半途而廢。

  由于國共攻守已經完全易勢,雙方角逐的戰場即將轉入主要由國民黨統治的長江以南,以及華南、西南和西北地區。而從國民黨組織防御的角度來看,由于不同的地理特性、歷史傳統和權力分布因素,這些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無疑有著較大的差異。

  首先,如果將長江以南和華南視為一個整體,其地緣戰略價值無疑要高于其他地區。其一,區內有長江天險,可以憑此據守而形成南北對峙;而且多江河和山地,天然存在江浙、閩臺、兩廣、湘贛等多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有利于憑險據守而形成小的割據。其二,區內不僅有綿延數千里的東南沿海地帶和眾多海口,而且有臺灣、海南兩個距離大陸較近的大島,可成為重要的海權基地并遙制整個東南沿海地帶。其三,區內地廣人多,兼有上海、廣州等經濟、工業中心和浙贛、湘贛、粵漢等交通干線,具備比較堅實的地緣權力基礎。對國民黨而言,保持江南和華南的戰略意義尤其明顯:不僅向來是其統治的中心地區,而且地理特性有利于其海空作戰,以及獲得外援。另外,區內還有白崇禧、湯恩伯兩個戰略集團及海空力量,尤其前者建制比較完整,戰斗力也比較強。

  其次,西南地區也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其一,區內不僅地域遼闊,有著較大的戰略縱深,而且地形地勢復雜,山川密布,存在許多獨立的地理單元,利于憑險而據守。其二,區內雖然不臨海,但有著漫長的國境線且毗鄰英、法在亞洲的殖民地,利于取得外援。其三,區內人口眾多,物產豐富,且經過近代以來的開發,已經具備一定的經濟、工業和交通基礎,足以支撐大的地方政權。對國民黨而言,保持西南的戰略意義比較明顯:不僅是其業已經營多年,有一定統治基礎的地盤,可作長期據守的戰略基地;而且有陸上對外通道,危急時可先將部隊撤向境外,再伺機反攻。當然,國民黨在西南也面臨不少問題,包括:當地部隊新兵多,戰斗力較弱;區內沒有海港,僅有黔桂、滇越兩段鐵路,公路也比較少,不利于運兵和補給;各地方實力派獨立性較強,存在倒戈風險等。

  再次,西北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相對有限。其一,該區位于亞歐大陸腹地,遠離中國中心地帶,在國內格局中向來處于邊緣位置。其二,區內地廣人稀,物產貧乏,工業和交通都比較落后,難以支撐一個強大的權力中心。民國以來,西北各地多為地方軍閥統治,國民黨雖然自抗戰前夕就開始注意經營西北,但其統治基礎仍然比較薄弱。另外,國民黨的精銳之師胡宗南集團雖然長期駐守陜甘,但形勢已經相當孤立并準備退往西南。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接下來展開的國共較量中,長江沿線將是首當其沖的攻防要地、長江以南地區和華南將形成一個主戰場,而西南地區也會形成另一個主戰場,而西北地區只能是次要戰場。

  二、渡江戰役前后的國共戰略決策

  戰略決戰結束之后,隨著解放軍乘勢席卷江淮地區,長江成為國共對峙的前線。中共若能突破長江,即可乘勢直趨江南和華南,并從側翼包抄大西南和大西北。反之,國民黨若能守住長江,或在長江以南某一地區與中共形成對峙,則可望保持其剩余統治區的大部或全部,并能獲得喘息或轉機。

  客觀來說,雖然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已經損失慘重,但還保有白崇禧、胡宗南兩大戰略集團以及基本完整的海空力量,再加上專為長江防御組建的湯恩伯集團,如果能在戰略上合理布局和配置兵力,則在江防作戰中應有一定的回旋余地。然而,由于戰略決戰失敗后蔣介石的嫡系力量被極大削弱,國民黨內派系之爭加劇。1949年1月21日,在各方壓力之下,蔣介石辭去“總統”職務,宣布“引退”,由桂系首領李宗仁出任“代總統”。但是,下野后的蔣介石仍然以國民黨總裁的名義把持最高權力,于幕后操縱軍政事務,使李宗仁在行使職權上受到很大限制。另外,在其政府行政院是否遷移廣州的問題上,其行政院長孫科又與李宗仁意見不一,形成府院遷粵之爭。受以上因素的影響,國民黨高層的運轉陷入一片混亂,這也極大地影響到其長江防御的部署。

  蔣介石考慮長江防御是比較早的。1947年中共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后,蔣介石就判斷鄂豫皖的解放軍有渡江南下的可能,為此在其國防部下專門成立九江指揮所,并重新起用白崇禧,由其率部負責堵截。1948年7月初豫東戰役臨近結束時,蔣介石判斷認為:“戰局已至最嚴重之階段,應作最后萬一之準備”,包括“津浦南段之部署”“京(即南京)、滬、蕪(即蕪湖)之準備”等②。淮海戰役期間,蔣介石于11月29日指示其后方集中兵力部署京滬鐵路與長江兩岸防備③。12月6日,黃維兵團被殲后,蔣介石研判戰局,認為:“今后守淮無力,應作守江之準備也”④。淮海戰役結束后,蔣介石于1949年1月14日在南京召集國民黨軍陸海空將領會議,研究江防部署和作戰方針⑤。1月18日,由于解放軍進逼蚌埠,蔣介石再度召集部屬,研究長江北岸軍事部署⑥。1月25日,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又在浙江溪口指示部屬,將長江防線劃為兩大戰區:湖口至宜昌為西區,配置40個師約25萬人,由其華中軍政長官公署主任白崇禧負責指揮;湖口至上海為東區,配置75個師約40萬人,由其親信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負責指揮。其中,東區的作戰方針大致是:以長江防線為外圍,以滬杭三角地帶為重點,以淞滬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針,最后堅持淞滬,與臺灣相呼應。⑦由于東區重心置于上海,其江防兵力更加不足,只能是沿線平均配置,處處均顯薄弱。

  從蔣介石的防御計劃來看,他無意堅守長江,而是準備在解放軍過江后,再依靠湯恩伯麾下的30萬大軍和海空力量來持久防御上海,并與臺灣互相支持。他認為:中共因海空力量缺乏暫時難以威脅海港,而國民黨則可以依賴自身及美國海空優勢進行源源不斷的補給;如能保持上海這一灘頭陣地,近可以牽制中共軍隊,遠則可以依托臺灣而進行反攻。⑧事實上,蔣介石真正的意圖是準備退守臺灣。據有關研究顯示:大約在1948年初,國民黨高層曾就未來可能的撤退方向進行過討論,最后蔣介石采納學者張其昀的意見,決定在大局不利時將其黨、政、軍、財、文中心遷到臺灣,為此還專門在南京召開過一次秘密會議。之后,國民黨空軍指揮系統陸續向臺灣轉移。⑨自11月起,蔣介石多次向其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發出指令,逐漸將庫存金銀向臺灣、廣州、廈門等地轉移⑩。淮海戰役結束后,蔣介石又指令蔣緯國,要求其將裝甲兵司令部及人員經上海撤往臺灣(11)。直到下野當天,蔣介石還特意委任其親信陳誠為國民黨臺灣省警備司令。由于早有遷臺腹案,蔣介石對持久防守上海也準備不足,其最壞打算是:如果局面不利,就由湯恩伯部隊通過上海防御戰贏得時間,以盡快將其政府的黃金儲備轉運臺灣,隨后再把上海的部隊撤往舟山群島,并防止中共軍隊從海上追擊(12)。

  對于江防部隊平均配置且以上海為重心的防御計劃,國民黨內很多人都表示質疑和反對。在一二月間召開的一次國民黨政府國防部會議上,作戰廳廳長蔡文治在匯報江防計劃時指出:江防主力應以南京為重心向上下游延伸,江陰以東不必以重兵駐守。他還認為:湯恩伯以上海為重心的防御計劃是自殺政策,在戰略和戰術上均屬下策。盡管蔡文治代表其國防部的意見,并得到李宗仁、何應欽、顧祝同等人的贊同,但湯恩伯表示只聽從蔣介石,而拒絕采納意見。(13)4月,在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召開的作戰會議上,蔡文治再次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解放軍主要渡江點應在南京上游的荻港(在安徽繁昌境內),因此處渡江容易,之后可從皖南的繁昌、宣城直下浙北的長興、嘉興,從而將國民黨軍主力困于常(應指常州)嘉(應指嘉興)滬三角地區,之后江西、浙江更是門戶敞開,可以任其縱橫。他提出:“不如控置主力于蕪湖、宣城、郎溪,爾后隨戰況退守浙贛鐵路沿線,才能逐次抵抗,使敵不能一舉深入,還能配合華中部隊作一次最后勝負的決戰。”盡管蔡文治言之鑿鑿,但在場的湯恩伯一言不發。(14)

  國民黨軍第2編練司令部司令官胡璉也對江防方案提出質疑。他認為:自古守江必須先守淮。但在江北丟失只能憑江而守的情況下,就要在兵力部署上形成重點,在戰術行動上爭取優勢,才有可能把渡江的解放軍逐次殲滅,進而達成鞏固江防、保衛京滬的任務。至于具體方案,他認為解放軍渡江地點必在南京上下游,因此應在南京上游的蕪湖、下游的鎮江以及后方的廣德配置三個有力兵團,形成掎角之勢。如解放軍從上游來襲,則以蕪湖兵團迎擊,廣德兵團急行增援;如從下游來襲,則以鎮江兵團迎擊,廣德兵團急行助戰;如兩面來襲,則集中蕪湖、廣德兩兵團,先行殲滅上游的解放軍,然后再轉殲下游的解放軍。他的依據是:解放軍渡江船只不足,且過江時會受到國民黨海空軍的襲擾,因此難以短期內在江南形成很大兵力,因而可能被逐次殲滅于岸邊。他還主張李彌(時任國民黨第6編練司令部司令官、第8軍軍長)、闕漢騫(時任國民黨第6兵團副司令官、第54軍軍長)和他自己是三個兵團指揮官的合適人選。約在一二月間,胡璉先后兩次向湯恩伯提出建議,但均被后者拒絕。(15)

  就連國民黨第1綏靖區司令官兼京滬杭警備副司令丁治磐也對湯恩伯提出異議,認為東區江防不分主副戰場,兵力過于分散。他建議在長江戰線采取重點主義,以少數兵力置第一線監控,主力機動地控于后方,若解放軍主力來攻,后方機動部隊就出擊,守不住就撤退。這樣的話,部隊好指揮,士氣也會好。但他的建議也被湯恩伯否決。(16)

  湯恩伯之所以固執己見,與蔣介石的態度緊密相關。4月9日,蔣介石就通過張群轉告李宗仁:“作戰方針,照余元旦文告,在京滬決戰,以長江全線防守,則處處薄弱,以現在士氣兵力,決不可能,如移京滬主力于皖南守江,則京滬必先失陷,而皖南主力必無形消滅與崩潰無疑。”(17)

  在江防部署問題上,桂系與其國防部的意見基本一致。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認為:長江防御的重心應放在南京,向其上下游延伸配置重兵,以阻止解放軍渡江;如守江失敗,則應放棄上海和南京,將大兵團沿浙贛路配備,與華中的桂系部隊形成掎角之勢,并有計劃地進行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變。(18)李、白二人的腹案是:如長江失守,就將國民黨的權力中心移往華南和西南,以再現北伐前夕依托兩廣或抗戰期間依托西南數省的防御布局。但是,由于湯恩伯的部隊基本不接受李宗仁和其國防部的命令,桂系的意圖也只能落空。

  由于江防部署最終貫徹的是蔣介石的方案,國民黨長江防線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正如劉伯承所言:“這樣漫長的江防,成為一條不能動彈的‘死蛇陣’,任人橫斬。如其一處被斬斷,則全線震撼。”(19)其中,東、西兩防區之間的結合地帶兵力尤其不足,防守最為薄弱。為了加強江防兵力,國民黨政府國防部曾于3月底提出:新疆駐兵將近10萬,在目前情勢下似無必要,應將其大部分東調。這個建議得到李宗仁、何應欽的支持,但其西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張治中雖然應允,卻沒有立即付諸實施。(20)與此同時,為集中兵力,白崇禧還通過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董釗向胡宗南提議:由駐扎于甘、青、寧諸省的馬家軍接防陜西,胡宗南集團則接防武漢,并建議后者赴南京面談,但遭到拒絕。(21)由于從各地調兵不成,國民黨長江防線的缺陷也就無法補救了。

  就在國民黨部署長江防御的同時,中共的渡江作戰方案也逐漸形成。1948年12月12日,中央軍委指示淮海戰役總前委,要求華東和中原野戰軍在殲滅敵黃維、邱清泉、李彌等部之后,協力以一至兩個月時間舉行江淮戰役,殲滅江淮間諸敵,控制長江北岸,然后開展渡江逐項準備工作,并于第二年5月或6月舉行渡江戰役,之后協力經營東南;東北主力則在協同華北方面完成平津戰役任務后休整并南下,于第二年6月和7月舉行江漢戰役并完成渡江準備,然后于8月渡江,之后分兩步經營湘、鄂、贛和兩廣。中央軍委還指出:這“是從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許多考慮出發,采取穩扎穩打方針”。(22)

  對于國民黨的江防方案,中共最初的預測是對手將沿江平均配置兵力。1949年1月7日,中共在討論渡江作戰諸項問題時,劉伯承就表示:“這次渡江戰役將是一字長蛇陣,齊頭并進。在最后勝利時,必須穩健地集中使用兵力。蔣介石肯定要在長江沿線與我作殊死爭奪,因為這是他的兵財糧源,一丟就不得了,因此必然會與我軍大打。”(23)

  然而,根據國民黨方面的動態,中共很快改變了以求穩為主的渡江作戰計劃。2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華東局、總前委等:“國民黨有在京滬線組織抵抗及放棄該線將主力撤至浙贛路一帶之兩種可能。依據近日情報,第一種可能性仍是有的,但第二種可能性業已增加”;如果其在京滬線組織堅決抵抗,則我們仍應按原計劃的時間渡江;如果其將主力撤至浙贛線布防,則我們應作提早行動之準備。(24)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總前委于2月9日召開會議。會議除討論渡江時間外,還作出了“鉗白(即白崇禧)打湯(即湯恩伯)”的戰略方針,即充分利用蔣桂矛盾,以二野、三野近百萬人的優勢兵力突擊湯恩伯集團,同時鉗制白崇禧集團。另外,會議將渡江的預定地點定為安徽境內蕪湖至安慶段。(25)

  在確定盡早渡江的方針后,中共的作戰方案也很快形成。3月10日,中共華東軍區參謀處的一份報告指出:敵方江防重心顯然在京滬段,當涂至安慶段敵軍戰斗力較弱(26)。3月31日,總前委正式制定《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其要點包括:“決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時,以全線渡江作戰,開始進行本戰役”;“只要我軍渡江成功,無論敵人采取何種處置,戰局的發展均將發生于我有利之變化,并有可能演成敵人全部混亂的局面”;“戰役第一階段,達成渡江任務,實行戰役的展開;第二階段,達成割裂和包圍敵人之任務,并確實控制浙贛線一段,斷敵退路;第三階段,分別殲滅包圍之敵,完成全戰役”(27)。從綱要內容來看,中共已經洞悉了國民黨江防布局的弱點,其部署具有充分的針對性。

  受國共北平和談的影響,渡江戰役有所推遲。直到4月20日和談破裂后,解放軍才發起渡江作戰。渡江戰役的進程異常順利,解放軍首先在敵軍防御最薄弱的安徽繁昌境內突破長江,進入皖南;接著在長江下游各點全面渡江,實施戰略展開。正如中共方面和李宗仁、蔡文治等人所預料的,由于國民黨軍在皖南地區兵力過少,無力抵抗,其東、西防區之間的聯系被解放軍迅速切斷,陷入各自為戰的境地。在東戰場,國民黨軍原本準備退守淞滬,實施蔣介石、湯恩伯的作戰計劃,但由于江陰要塞守軍突然起義并迎接解放軍過江,正在沿京滬鐵路退往上海的大軍猝不及防,遭到解放軍的兩面夾擊,進而陷入混亂。僅一個多月時間,解放軍就席卷皖、浙、贛諸省,接連奪取南京、杭州、上海等各大城市,前鋒甚至突人閩北。在西戰場,白崇禧集團兵力本來就不多且有觀望心態,再加上兩大防區間還隔著一個鄱陽湖,大部隊運轉不便,因此難以出兵救援京滬地區的國民黨軍。到5月中旬,由于京滬國民黨軍的抵抗基本瓦解,而解放軍東北主力和華北一部開始沿平漢鐵路南下,白崇禧只得放棄武漢及周邊,退往湘贛兩省。經過一個多月的戰斗,中共的渡江戰役于6月初勝利結束。

  渡江戰役及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其一,中共奪取了長江中下游南岸的廣大地區,不僅打破了國民黨憑借長江“劃疆而治”的夢想,而且為進軍各地鋪平了道路。其二,中共殲滅敵軍40余萬,尤其是給其主力湯恩伯集團以毀滅性打擊,由此國共間的實力差距也被進一步拉大。

  更加重要的是,渡江戰役還引發了一個在地緣政治上更具有長遠意義的后果,即中共對進軍全國戰略計劃的重大調整。

  中共進軍全國的戰略計劃提出于1949年初。初步的預期是:當年內奪取湘、鄂、贛、蘇、皖、浙、閩、陜、甘九省大部或全部,并在兩年內奪取全國勝利。但到3月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期間,中共的戰略計劃出現收縮,調整為在閩、浙、蘇、贛、湘、鄂作戰后,部隊即停止行動,以兩年時間深入這些省工作,然后再出云、貴、川和兩廣,席卷全國。(28)之后,由于渡江戰役進展順利,超出預期規模和范圍,而國民黨軍的抵抗比預計的要微弱,美國也未明顯表現出武裝干涉的意圖,中共的信心顯著提升。5月23日,中央軍委指示各軍(29):三野應在上海解放后立即入閩,爭取于六七月間奪取沿海各要點,相機奪取廈門;二野目前協助三野準備對付美軍干涉,但在占領上海、寧波、福州、青島后,美軍干涉的可能性會很少,因此應于兩個月后西進,經營川、黔、康(即西康);四野應于6月上旬渡江南下,之后入湘,10月進軍兩廣,11月或12月占領兩廣;一野應于年底前占領蘭州、寧夏、青海,年底或下年初再分兵兩路,一路經營新疆,一路經營川北,與二野協作解決川、黔、康(30)。6月11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地:“依照目前順利發展的軍事形勢,今年內除實現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所規定的九省外,將有可能和必要占領粵、桂、滇、川、黔、寧、青七省。”(31)至此,中共進軍全國的戰略計劃正式出臺。從其原則和要旨看,這個計劃要求各路大軍盡快進軍各地,以盡早結束戰爭,體現出頗具地緣政治考慮的長遠眼光。

  三、國共關于中南戰場的戰略決策

  解放軍突破長江并席卷江南以后,國內地緣格局呈現出新的勢態。對于國民黨來說,京滬杭丟失以后,在東南沿海組織防御已經相當困難。放眼大陸地區,可供據守的大的戰略基地只剩中南和西南。對于中共來說,追擊和消滅各地的國民黨軍只是時間問題,但在局部地區仍可能遭遇較強抵抗,尤其是白崇禧據守的中南和胡宗南準備退守的西南將成為戰略追擊中的兩個主戰場。

  中南戰場大致包括粵、桂、湘三省,以及作為外圍的贛西南、贛南、鄂西、鄂南等地。其中,粵桂兩省是國民黨在北伐前經營多年的根據地。戰略決戰失敗后,國民黨的統治機構就開始陸續遷往廣州。1949年2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率先行動。4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統府”等也悉數南下并宣布以廣州為“中央政府”所在地,由此廣州再度成為國民黨的統治中心。

  在國民黨高層中,較早考慮以廣州為戰略重心的人是陳誠。淮海戰役期間,他就兩次向蔣介石建議:為預防將來各種可能,應迅速在長江以南建立三個軍區;“最低限度亦應就廣東、臺灣兩地,重新確立兩個確切編練新軍之復興根據地”;在準備設立的華東、華南兩軍區內,還應從北向南劃分出三種地帶,分別承擔作戰、部隊訓練、人力物力總動員及運用美援等不同種類的任務。他還強調:“華南(廣州)為革命之策源地,今擬劃為重要之軍區(或既定為陪都,妥密布置),直達韶衡(指韶關、衡陽),連貫贛浙閩,進可增加作戰之新力量,退可發展生產之建設。此為最后之堡壘,亦即復興民族之根據地。”(32)12月7日,由于淮海戰場形勢嚴峻,他又通過國民黨軍參謀次長林蔚向蔣介石建議:“默察大局,演變至此,決非枝節所能挽救,必須從戰略政略上,作通盤之計劃。如徐蚌(指淮海)之戰事,無論其能否達成目的,目前戰略,應以廣州為中心,以海南、臺灣為后方基地,爭取時間,積極部署,如在情況許可范圍,再及其他次要地區。”(33)1949年4月24日,他還擬出一份關于國民黨軍今后作戰的計劃,其要點是:以持久作戰之目的,確保廣州與重慶兩大陪都,首先沿浙贛鐵路與湘桂鐵路及其以南地區準備第二抵抗地帶(34)。

  廣西是桂系的根基所在,鄰近湘、粵等省也歷來關系其安危。國民黨政府搬到廣州后,由于李宗仁仍然擔任“代總統”,負責指揮全局,并且粵系張發奎(時任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余漢謀(時任國民黨華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薛岳(時任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等人也極力靠攏桂系,希望建立粵桂聯盟而自成局面,因此中南數省更成為桂系的戰略重心。

  但就在中共大軍渡江南進之際,蔣桂矛盾卻再度升溫。4月22日,蔣介石召集李宗仁、張群、何應欽、白崇禧等人在杭州會談,除決定對中共取堅決作戰方針外,還提議要將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改組為非常委員會。4月27日,蔣介石又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在上海公開發表文告,表示對中共作戰到底。(35)鑒于蔣介石積極圖謀復出,李宗仁沒有隨“總統府”南下廣州,而是先回到廣西以觀望時局。其間,他首先和白崇禧等人否決了廣西軍政各界聯名提出的與中共進行有條件和談的建議,確定要作戰到底。接著,在多次接到廣州方面及蔣介石要其赴穗主持大局的請求后,李宗仁向蔣介石提出6項條件,要求后者停止幕后操控和取消設立非常委員會之擬議,并且出國考察,而由“代總統”及其政府全權指揮軍政事務。(36)在獲得蔣介石的大部分承諾后,李宗仁于5月7日從桂林前往廣州。

  在回歸中樞以后,李宗仁與白崇禧、何應欽很快制定出一個全局性的防御作戰計劃。這一計劃是對各地國民黨軍隊重新作通盤考慮并調整部署,要點是:其一,在西北側翼,調駐察哈爾、綏遠的孫蘭峰、董其武部約3萬人退守寧夏;調駐寧、青的馬家軍各部南撤至陜甘;調駐陜甘的胡宗南部60萬人至鄂北、鄂西;調駐鄂西宋希濂(時任國民黨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部約10萬人至湘西北。其二,在東南側翼,調駐江西南城的胡璉部、從青島南撤的劉安祺(時任國民黨第12兵團司令官)部、駐江西境內的方天(時任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部防御贛南、粵北;如上海不守,則調取海路南撤的湯恩伯部登陸汕頭,并進駐閩西和粵東的潮州、梅州一帶;以余漢謀、薛岳部防御廣州,并由張發奎統一指揮。其三,以粵漢鐵路武漢至長沙段為正面戰線,由白崇禧指揮華中戰區的各個兵團分別防御鄂南、湘北、湘東、贛西南。這一計劃體現了收縮戰線、適當集中兵力和協同作戰的原則。李宗仁認為:“此項調整如果實現,則我方防線自寧夏、甘肅、西安,經鄂北、湘北、南昌,至粵北、閩南,一字長蛇,未始不可與共軍作最后的周旋。如運用得宜,美援適時而至,則將來鹿死誰手,猶未可預卜。”(37)

  但是,由于蔣介石并不打算放棄權力,蔣桂矛盾繼續發展。受其影響,國民黨的戰略決策仍然處在混亂狀態。尤其是在總體戰略布局問題上,蔣介石和桂系存在明顯的分歧。4月26日,蔣介石在上海與林蔚、徐永昌、顧祝同等研討今后部署與戰略,決定廣州作固守準備,并按照既定方針,固守上海、廈門、廣州各海口,與中共作持久周旋。(38)這時,蔣介石的戰略重點仍在上海,認為:“以政略與戰略論我之位置,應在上海與匪(指解放軍)周旋,使匪注力于此,而變換其向華南閩粵進犯之目標,對內政外交亦比較有利。”(39)上海失守后,蔣介石的既定戰略雖然落空,但戰略重心仍舊不在華南。6月5日,蔣介石在臺北就軍事、財政、外交、政治諸方面的安排,向其政府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40)提出7項要旨,包括:軍事上劃分東、西兩區,“東區沿海以舟山、臺灣、瓊島、長山四群島為基地,向粵、桂、湘、贛、閩、浙、蘇、魯、冀發展”,“西區以甘、青、川、康、黔、滇為基地,向寧、陜、晉、豫、綏發:展”;財政金融上則分臺灣、廣州、重慶三區,“以重慶接濟西南、西北各省;以廣州接濟華南各省;以臺灣接濟東南各省”;政治上則在東、西兩區各設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分會,東區設在臺灣,西區設在重慶(41)。由此來看,蔣介石確定的戰略重點有兩個,一是東南沿海,二是西南內陸,其中又明顯偏重于前者。6月上旬,蔣介石與閻錫山議定:一方面努力經營東南,鞏固臺灣,以臺灣為基地反共到底;另一方面整頓華中、西南、西北,爭取有利時機,進行反攻。(42)6月21日,蔣介石又在福州專門召開臨時軍事會議,要求固守福建以鞏固臺灣外圍(43)。6月下旬,經蔣介石、閻錫山事先協商,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和國防部還在臺北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討論了東南地區的作戰方略和政治經濟措施等議題(44)。7月18日,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又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管轄江、浙、閩、臺、瓊五省區,以陳誠為長官。

  由于蔣介石和桂系的戰略重心完全不同,李宗仁等人制定的總體防御計劃在部署時遭到明顯的抵制。在東南側翼,蔣介石嫡系胡璉兵團拒絕接受其國防部下達的要求從贛東北撤往贛江上游,并與華中部隊協防贛南、粵東的命令,而是奉蔣介石的密令徑自取道贛江東岸撤往廣東。另外,蔣介石還拒絕了白崇禧提出的將從青島、上海撤出的劉安祺兵團和湯恩伯部調往粵北以堅守大庾嶺的要求,而將兩支部隊分別調往海南島和舟山群島。在西北側翼,蔣介石嫡系宋希濂部也拒絕接受其國防部要求開往湘西的命令,直接從鄂西后撤至川鄂邊境。(45)由于左右兩翼門戶洞開,再加上程潛和陳明仁在長沙率部起義,白崇禧負責指揮的正面戰線陷入被從側面包抄的危險境地,最后只得放棄原定方案,將桂系主力撤至以衡陽為中心的湘中。至此,李宗仁等人設計的全局性防御計劃完全落空。

  就在國民黨的戰略決策再度陷入混亂時,中共關于中南戰場的戰略決策逐漸形成。1949年3月,中央軍委就已確定由四野承擔攻擊武漢及湘鄂贛國民黨軍的任務(46)。5月17日,在獲悉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制定的分左中右三路防御中南地區的部署后,中央軍委指示四野準備分左中右三路進擊敵軍,尤其集中主力于中路,先向南推進至湖南郴州一線,與西路軍配合殲滅桂系主力于湘粵桂邊境,再向兩廣前進(47)。5月25日,在獲悉白崇禧準備集中部分主力于江西宜春一帶以攻擊四野渡江部隊的意圖后,中央軍委又決定從二野抽調一部(即陳賡指揮的第4兵團共4個軍),歸四野指揮,首先于宜春一帶配合四野殲滅桂系主力,接著入湘包抄桂系后路(48)。在制定上述計劃后,四野于7月上中旬在西、東兩路接連發起宜沙、湘贛戰役,奪取了湘鄂西、湘贛的大片地區,使得白崇禧集團被迫南撤至湘中。

  但是,宜沙、湘贛戰役雖然打破了國民黨的防御計劃,卻未能捕捉和殲滅白崇禧集團主力。為此,中央軍委調整戰略并于7月16日指示四野:“判斷白崇禧準備和我作戰之地點不外湘南廣西云南三地,而以廣西的可能性為最大。但你們第一步應準備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戰,第二步準備在廣西作戰,第三步在云南作戰。”針對桂系一觸即退、回避決戰的特點,中央軍委指出:和白崇禧部作戰方法,“均不要采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采取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占領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戰”,“因白部本錢小,極機靈,非萬不得已決不會和我作戰”。在具體兵力使用上,中央軍委認為四野兩個軍加兩廣縱隊就可以解決廣東敵軍,因此指示由陳賡兵團的3個軍和四野的5個軍專門擔任殲滅白崇禧集團的任務,從湘南深入廣西、云南,而陳賡兵團另一個軍則應從湘南人貴州,以占領貴陽為目標。(49)7月17日,中央軍委又作出調整,確定以陳賡兵團主力執行迂回桂系后方的戰略任務,即先與四野兩個軍經贛南入廣東并奪取廣州;然后獨自作為入桂之南路軍,由廣州經肇慶向廣西南部前進,協同郴州、永州地區入桂之北路軍,合力尋殲桂系于廣西境內;接著再西向進入云南。(50)至此,中共確定了以大迂回、大包圍殲滅白崇禧集團及西南國民黨軍的總體戰略。

  在確定了殲滅敵軍的總體戰略之后,正值南方酷暑多雨,疫病流行,再加上糧食供給等后勤保障也出現一些問題,中南戰場的解放軍轉入休整。這時,中南地區的國民黨軍也獲得喘息之機,開始重新部署防御并組織起一條半弧形的鄂湘粵聯合防線。其具體分工是:正面戰線仍為白崇禧集團,主力布置于湖南衡陽至寶慶公路兩側以及粵漢鐵路湖南衡山至廣東樂昌段沿線,負責迎擊南下的解放軍;左翼為已準備歸入其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麾下的宋希濂部,負責湘西芷江以西的防御;右翼為余漢謀集團,負責粵北樂昌以東以南的防御。但是,這條新防線仍然非常薄弱,尤其是兩翼多為新組建部隊,作戰能力弱,很容易被突破。

  事實上,國民黨高層對于中南防御缺乏共識。蔣介石的態度就耐人尋味。本來,國民黨政府國防部最初防御廣東的計劃是由胡璉、劉安祺兩兵團與桂系部隊相配合,堅守湘南和粵北,以屏障兩廣。但蔣介石于7月中旬赴廣州,以兵力有限為借口,廢止了其國防部擬定的防御湘贛粵邊境的計劃,改以集中兵力防御廣州。(51)8月11日,蔣介石又否決了李宗仁、閻錫山提出的集中兵力于衡陽與解放軍決戰的反攻計劃,認為如此將“致廣州防衛撤空,廣州基本重地隨時動搖”(52)。及至8月下旬,粵系和桂系首領又聯合制定了一個新的防御廣東方案,其要點是由桂系一部、劉安祺部、胡璉部自西向東分布于粵北,待解放軍進入粵北山地隘路兵力分散時,各軍趁機進擊(53)。但是這個方案又被蔣介石阻撓。8月21日,蔣介石就廣東布防問題指示其參謀總長顧祝同,指出要將東江和閩邊的胡璉所屬各部逐漸集中于潮汕附近,以便策應各方(54)。8月23日,蔣介石前往廣州,嚴令顧祝同取消已發出的調劉安祺部增防粵北的命令。次日,已經到達重慶的蔣介石又指示閻錫山:將劉安祺部指定為廣州衛戍部隊,勿作他用。(55)由于劉安祺部未能北上,已經到達樂昌的桂系部隊便撤回衡陽,粵桂聯盟基本瓦解。

  蔣介石不僅多次阻撓調兵粵北,而且嚴防桂系控制廣州,為此一再否決李宗仁關于由白崇禧擔任其政府國防部長的提議。9月28日,蔣介石又否決了眾人以白崇禧為其參謀總長的提議,理由是:若如此安排,“則華中白(即白崇禧)部必調廣州,而廣州原有衛戍部隊必被參謀總長調赴前方,則政府與政局皆危矣”。(56)

  既然無意于防守廣州,蔣介石早有將國民黨中樞完全遷至重慶的腹案。這時,國民黨政府的部分機構已經開始向重慶搬遷,其國防部也分兩地辦公,但廣州畢竟是中心。然而這種狀況并不符合蔣介石的想法。大約在8月下旬到廣州時,他就與李宗仁、閻錫山、白崇禧商定:將來以云南為后方國際補給線,向東防御,為此重新劃分為兩個戰區,長江以北歸胡宗南負責,長江以南歸白崇禧負責,統帥部置于重慶。(57)另外,大約在七八月間,為了分化桂系首領,蔣介石也向白崇禧透露過準備將“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的決定,并希望桂系部隊撤往桂西北,扼守黔東、湘西,以四川為根據地,以云南、貴州為大后方和國際通道。(58)

  除去蔣介石的態度,桂系對于中南防御也信心不足。還在國共北平和談期間,白崇禧就已經開始考慮和談破裂后的應變計劃,決定采取對中共避戰,用諸種方法盡量保持實力,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方針,其實施要領是占據云南、廣西,作持久抵抗,必要時退到越南做其國王保大的志愿軍。為此,他派桂系將領李品仙與保大聯系并獲得后者同意。(59)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后,桂系參謀人員又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議實行粵桂聯合,自立門戶,為此粵桂部隊必須固守湘南、贛南,但必要時可撤至桂南、粵南,死守雷州半島,屏藩海南島。(60)8月初,桂系在衡陽召開軍事會議。會上,國民黨第10兵團司令官徐啟明提出:國民黨敗局已定,應當研究如何圖生存,作長遠打算。他認為:守住廣西和四川均不可能,退往云南或海南島也不可行,唯一生存之路是退入越南,將來還有可能卷土重來。徐啟明的提議得到參謀人員的贊同,但白崇禧擔心退入越南會引起國際干預,猶豫不決。(61)9月間,桂系再次開會討論戰略方向。會上出現分歧,國民黨第3兵團司令官張淦主張反攻長沙,而其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夏威則主張退回廣西固守。最后,白崇禧決定仍將主力留在衡(即衡陽)寶(即寶慶)、衡耒(即耒陽)之線取守勢,靜觀解放軍行動。(62)稍晚時候,由于形勢日趨嚴峻,李宗仁和白崇禧更做了最壞打算并設計出三種應變預案:其一,在廣州失守后將桂系主力退往粵南、桂南,扼守雷州半島,并在美國援助下死守海南島;其二,聯絡越南國民黨領導人武鴻卿,在廣西失守時將桂系軍隊退入越南,改為越南國民黨的武裝力量,權作海外扶余,伺機再打回廣西;其三,利用粵系將領喻英奇和前十九路軍將領翁照垣的關系在泰國獲得一個立足點,必要時將桂系主力退入泰國,以緬甸、泰國北部為根據地,徐圖進取。(63)

  就在國民黨方面對中南防御舉棋不定之時,總體戰局又出現大的變化。8月起,解放軍開始掃蕩東南沿海的殘敵,兩個月內先后解放福州、漳州、廈門等地。這一勝利不僅徹底打破了蔣介石依托福建組織東南沿海防御的設想,而且使中南地區國民黨軍防線的右翼直接暴露。

  隨著東南沿海地帶的逐步平定,外國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基本消除,中共對于奪取全國勝利的信心更加充足。9月17日,中央軍委在一份給周恩來的報告中說:經過我方渡江以來的再次打擊,敵軍目前約剩140萬人,“敵軍目前的作戰意圖,似以固守臺灣及退守西南為目的”,“我軍在上述情況下的作戰方針,在于力求今年冬季進占臺灣、西藏以外的全部地區的各戰略要點,并用軍事壓力和政治談判的辦法解決敵軍(除臺灣守敵在外)的全部殘余部隊”。(64)自9月起,中共向中南、西南等地的大進軍也迅速展開。

  在中南戰場,四野大軍在結束暑期休整后發起新的攻勢。9月中旬,四野決定兵分三路進軍湘南和兩廣。10月初,西路軍首先攻克芷江,突破了國民黨鄂湘粵聯合防線的左翼,對白崇禧集團形成包抄。與此同時,中路軍、東路軍分頭南下,進入湘南、粵北。10月上旬和中旬,中路軍在衡陽、寶慶之間一舉圍殲桂系第7軍和第48軍大部,取得渡江南下以來的一場決定性勝利。東路軍在9月底進入粵北后,于10月上旬開始攻擊余漢謀部。為抵御解放軍的攻勢,余漢謀匆忙作出安排,命令沈發藻、劉安祺兩兵團進至廣州以北執行內線防御任務。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卻命令胡璉兵團從贛粵邊境撤至汕頭。(65)沈發藻兵團隨之軍心動搖,放棄抵抗,退往廣西方向。這樣,孤軍突出的劉安祺兵團只得先退往廣州,再撤往雷州半島。(66)數日之間,余漢謀的內線防御計劃就化為泡影。10月中旬,東路軍順利奪取廣州。隨后,東路軍中執行大迂回、大包圍任務的陳賡兵團主力向雷州半島方向展開追擊,在陽江、陽春一帶圍殲了南逃的劉安祺兵團。至11月初,廣東戰役勝利結束,國民黨軍余漢謀部主力基本被殲滅。

  衡寶戰役失敗、廣州失守后,桂系面臨即將覆滅的前景。11月5日,白崇禧召開會議,緊急協商作戰方案和撤退路線。會上,白崇禧、夏威主張退往海南島,李品仙(時任國民黨桂林綏靖公署主任)、黃杰(時任國民黨第1兵團司令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則主張逐次向西退守滇桂邊境,不得已時再退入云南。最后,白崇禧決定將主力向南轉移,從欽州轉運海南島,另以一部入貴州。(67)但是,還未等桂系開始行動,解放軍就發起了廣西戰役,南、北、西三路大軍迅速突入廣西腹地,對敵軍形成包圍勢態。與此同時,解放軍在西南戰場也發起攻勢,迅速奪取貴陽。倉促之間,白崇禧孤注一擲,撤退準備入黔的部隊,集中兵力發起“南路攻勢”,以逃往雷州半島,但為時已晚。解放軍南路的陳賡兵團主力首先在廉江、信宜一帶進行阻擊,粉碎了敵軍退向雷州半島的計劃。隨后,陳賡兵團主力又沿粵桂邊和廣西以南海岸連續追擊,先后奪取廉州、北海、欽州等地,切斷了敵軍從海上退往海南島的路線。這樣,敵軍陷入解放軍的合圍之中。到12月中旬,廣西戰役勝利結束。除少數敵軍逃入越南外,白崇禧集團被殲滅。

  大致到1949年底,中南戰場戰局已經明朗化,中共再次取得對國民黨的壓倒性勝利。這一結果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其一,除了海南島等少數沿海島嶼外,中共奪取了面積廣闊的中南地區,不僅打破了國民黨依托以廣州為中心的湘、粵、桂數省繼續抵抗的計劃,而且基本消除了外國直接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可能性。其二,中共殲敵數十萬人,使得戰略決戰之后國民黨剩余的主力之一白崇禧集團基本上全軍覆沒,由此國共間實力對比更加懸殊。其三,由于奪取中南,中共切斷了國民黨臺灣和西南兩大戰略區之間的聯系,西南各地的國民黨軍從此失去海上退路,深陷內地,面臨著被解放軍圍殲乃至覆滅的命運。

  四、國共關于西南戰場的戰略決策

  西南戰場主要包括川、康、黔、滇四省,以及外圍的陜南、甘南、鄂西、鄂西北、湘西等地。西南是國民黨重要的統治區域。比起華南和江浙,國民黨經營西南的時間要晚一些,直至抗戰前夕其中央權力才開始進入。但在全面抗戰期間,陪都重慶所在的西南成為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和穩固的后方,各項建設全面起步。抗戰結束后,西南在國民黨全盤戰略中的地位顯著下降,但仍是其重要的兵員和財政來源。直到戰略決戰之后,由于統治區大幅度縮水,西南對于國民黨的地緣價值再度提升,成為其至關重要的戰略基地。

  作為國民黨的最高決策者,蔣介石在戰略決戰期間就開始認真考慮將西北的胡宗南集團退往西南的問題。1948年12月8日,蔣介石指示何應欽、顧祝同:“漢中為西安唯一后方,或派胡宗南兼代該綏靖公署(指計劃成立的國民黨川陜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或改西安綏靖公署為漢中綏靖公署,應速決定為要。”(68)12月28日,蔣介石又召見胡宗南,問詢關中兵力及配備,表示:如關中兵力入川,川人必反對,留關中一地必至消滅,不如以關麟征繼任其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因后者是本地人,容易周旋(69)。1949年1月1日,在淮海大敗而桂系“逼宮”的情況下,蔣介石在日記中對其下野后局勢可能出現的種種情形作出預測,其中一條是“陜西不保,宗南(即胡宗南)退入陜川邊區”(70)。1月初,蔣介石、蔣經國、胡宗南、盛文(時任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參謀長)等人在南京研究作戰計劃,決定撤出西北,集中力量守西南,但撤退要穩步進行。為此,蔣介石決定由盛文出任其西安綏靖公署漢中指揮所主任,負責指揮陜南川北的黨政軍事務。(71)為了控制西南并利于胡宗南退守四川,蔣介石在1月18日下野之際又特意委任其親信張群為其重慶綏靖公署主任。之后,蔣介石以書信指示胡宗南:“今后主力應置于漢中附近,對于四川關系,特須密切,將來應受重慶張主任(指張群)之指揮,則公私皆宜。”(72)

  雖然蔣介石已經有意讓胡宗南集團退往西南,但由于陜甘地區的國民黨上層人士極力反對放棄西北,其撤退計劃又被暫時擱置。為此,蔣介石又在一二月間向胡宗南下達指令:“固守西安、穩定西北、伺機反攻。”(73)

  作為國民黨在西北地區的支柱,胡宗南考慮撤退西南的問題比蔣介石要更早一些。淮海戰役剛一開始,胡宗南及其部屬就密切注視戰事進展,并認為國民黨以徐州為中心來配置兵力為不妥之舉。黃百韜兵團被殲后,胡宗南頗感震動,于1948年11月22日召集會議研究對策。會議最后作出兩個預案:其一,為解徐州之圍,由胡宗南向蔣介石提議由其親率5個軍進攻華北。其二,如將來局勢不利,將部隊撤往漢中,分別置于天水、秦嶺、漢中、安康等地,以屏障川北。(74)

  國民黨在淮海戰場失敗后,胡宗南及其部屬更加關注退守西南之事。1月16日,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副參謀長兼第76軍軍長薛敏泉向胡宗南提出一組建議,包括:此后作戰方針應在避戰。四川形勢,宜守不宜攻。入川以后,如欲征討中原,此為不可能,而以政治路線打開局面,為政治談判的基礎,要避戰,應即部署。入川運輸時間極力縮短,第一步雙石鋪,第二步南鄭,第三步廣元。入川必須用基干部隊,盡量收買渭河以北糧食,及整理壯丁。(75)大約在1月19日,胡宗南和國民黨陜西省部委員李猶龍研究軍政問題并一致認為:如果國民黨軍能守住長江防線,形成南北朝局面,守西安就有特殊意義,因其在長江北岸形成前進據點,進可攻,退可守;如果如長江防線被攻破,西安就成了甕中鱉,毫無守的價值(76)。1月21日,薛敏泉又致函胡宗南,提出:求得時間之余裕,故應取避戰之作戰方針;四川為敵我必爭之地,若不捷足先登,必貽后悔,速派有力部隊,先行入川,萬不可猶豫也;求馬部(指西北諸路馬家軍)東來,以固我外圍,馬部宜以擴充軍隊及武器為贈(77)。3月間,在獲悉國民黨長江沿線防御兵力不足、戰斗力較弱的情況后,胡宗南判斷解放軍很可能會打過長江,開始加緊部署放棄西安、轉進漢中的各項準備,其中包括將國民黨第18綏靖區公署、第7補給司令部等機構陸續遷往漢中,以及計劃將團以上軍官眷屬送往漢中、成都和臺灣。

  對于蔣介石的戰略和胡宗南集團的動向,中共方面一直保持密切關注。1948年12月1日,中央軍委就指示西北野戰軍領導人彭德懷:“希望你們抓住胡宗南,使他的兵力不能調至滬、寧一帶。”(78)12月24日,彭德懷就軍事勢態及對策致電毛澤東說:蔣介石之軍事方針,似是依托巴山,扼守長江,圖保江南及西南各省。即使中原、華北主力被殲,如其內部無大變化及我大軍尚未渡江時,此方針可能不會輕易放棄。假設如此估計符合目前情況,胡宗南也就暫時不會放棄西安。但如我中原區有強大兵力沿漢水西進,威脅漢中及入川;或者太原打下后,晉綏部隊及華北第1兵團轉至西北;或者西北野戰軍在三五個月內能殲敵三四個軍,胡宗南將棄西安退守漢中。為此,西北將分胡軍走或不走兩種情況來布置工作。(79)1949年1月16日,彭德懷又在一野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報告指出:“蔣介石現在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很怕我們進軍四川、貴州、云南,其后方不保。蔣介石對四川是不輕易放棄,要是我們進軍四川,則蔣將失去退路。四川有巴山,蔣介石、胡宗南認為還是天險,可以依托”,“所以蔣介石對西北還是不會輕易送給我們的,如此西北還有幾個大戰要打。從整個戰略來看,是在西北消滅胡匪為好,到了西南不好打”,“我們也希望在西北消滅敵人”。(80)2月8日,彭德懷又致電毛澤東說:胡宗南集團已經以三原、咸陽、西安三點為犄角,依托秦嶺集結完畢;國民黨可能從新疆抽調部隊回甘肅,被迫時放棄寧夏,二馬(指分別以青海、寧夏為根基的馬步芳、馬鴻逵)靠攏,背靠川西北;如自身力量無增加,一野將穩妥作戰;若華北方面能支援入陜,則于四五月間進攻西府,奪取寶雞。如此,胡宗南必棄西安退漢中,一野趁機追殲其主力;如不成,則取隴南,出陽平關。(81)2月12日,毛澤東復電彭德懷表示:太原、大同解決后,華北3個兵團共23萬人可以全部用于西北,或者至少兩兵團17萬人可用于西北,大約在6月可協同你部攻西安(82)。之后,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一野發起春季戰役,雖未大量殲敵,但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胡宗南的撤退部署。

  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并且攻克華北重鎮太原后,胡宗南認為西安形勢已經危急,便于4月下旬作出一系列決定,包括:派其主力第1軍入川(6月初又暫緩,變為戰略預備隊);放棄涇河、渭河北岸地區,兵力向兩河以南集中。為了統一西北各省的部署和行動,4月30日,胡宗南和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代主席郭寄嶠、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又在西安研討決定:陜西方面今后作戰方針是入川,主力集中于陜南;甘肅應變方針是撤退至隴南;新疆也撤出部隊。(83)5月17日,由于一野發起陜中戰役,胡宗南決定退出西安并率部全線撤退。到5月下旬,除寶雞一地外,胡宗南集團已經基本退出關中,后撤至秦嶺防線。

  但是,由于胡宗南集團退向秦嶺后,隴東和西蘭公路門戶洞開,盤踞在西北的二馬在戰略上陷入孤立并深感恐懼。因而,二馬向國民黨當局請纓,要求與胡宗南集團聯合實施反擊、奪回西安。為此,二馬分別編成隴東、寧夏、隴南三個兵團,分別集結于山城堡、平涼、天水地區,與胡宗南部一起對關中的解放軍形成三面夾擊之勢。

  在接到二馬的請求后,國民黨最高統帥部認為:“西北諸馬家部隊,兵強馬壯,彪悍善戰,未經重大戰斗,戰力依然完整,仍不失為可用之兵,當此彭匪深入渭水南北,后續尚未到達,后方呈現一片空虛之際,我如能分由西、南兩面出擊,不僅可再克復關中,并有迫匪在不利狀況下進行決戰,達成一舉殲匪之機會。”(84)因此,不僅批準二馬的請求,而且責令胡宗南與其配合作戰。這時,剛剛退守漢中的胡宗南原本計劃利用這一喘息之機來整補部隊,而避免再度進入關中平原并與解放軍再次決戰。但是,由于一來其部隊退到秦嶺后糧食短缺,補給日感困難,而關中平原素稱糧倉;二來也希望二馬能夠進至關中,從而緩解其秦嶺防線的壓力,因此胡宗南猶豫再三,仍然決定與二馬合作并制定了對解放軍的聯合反擊協議。

  自6月8日起,胡馬聯軍的四個兵團向關中地區的解放軍發起聲勢浩大的進攻,一度占據上風并逼近西安。但是,由于胡馬聯軍各部各有所圖,協同較差,其反撲到6月中旬就被解放軍遏止。這時,剛從華北方面劃入一野建制的第18、19兵團主力迅速到達關中,使得解放軍在兵力上占據了優勢。自7月10日起,解放軍又在“鉗馬打胡”方針的指導下,發起扶眉戰役,一舉殲滅胡宗南集團主力4萬余人,迫使其放棄關中所有據點,完全退回秦嶺防線,并且再無余力北進策應。由此,西北各地的國民黨軍陷入了孤軍作戰的被動境地。

  在取得具有決戰意義的勝利后,解放軍不僅迅速揮戈西北,而且兵鋒直抵秦嶺,由此西南地區的防御問題也迅速提上國民黨的議事日程。這時,由于胡宗南接連遭受打擊,蔣介石開始重新權衡對其兵力的使用方向問題。8月2日至3日,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到南鄭與胡宗南會談,向其傳達蔣介石密諭:“避免與匪作主力決戰”;“萬不得已,一部兵力留駐陜南與匪周旋,主力分三路,向川西撤退,目的西昌、雅安、瀘定,向云南靠攏”;“先做周密計劃,極端秘密,不可向國防部報告”(85)。從這個密諭的內容看,蔣介石再度表露出讓胡宗南撤入西南的意思。但在王叔銘到達前的7月25日,蔣介石的侍衛長俞濟時卻又致電胡宗南稱:“校長在粵時,派王叔銘來西北,面達要旨,日內當可接洽,惟行動問題,必須待下月底面商決定,切勿輕率從事,但不妨準備耳,恐傳達有誤,特囑代達。”(86)由此可見,蔣介石仍然是舉棋不定。

  蔣介石之所以不能下決心讓胡宗南集團完全退往西南,與其對中共總體戰略的理解密切相關。8月20日,蔣介石就在其日記中判斷:“西北之匪已迫近蘭州,如果匪之主力進占蘭州,則匪之戰略似以先解決西北,打通新疆,建立俄國之統一防線地帶,果爾,則其對于西南緩圖矣。”(87)

  基于對中共總體戰略的以上理解,蔣介石開始著手西南地區的防御部署。8月29日,在解放軍已經奪取蘭州的形勢下,張群主持召開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擴大會議,不僅蔣介石親自坐鎮,而且國民黨川、黔、康各省政府主席(其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未到)與川陜甘、川鄂湘各綏靖區將領、胡宗南、宋希濂等悉數到場。會上,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副參謀長沈策作了關于“情況判斷”的報告,指出:近來鄂西、湘西一帶比較平靜,沒有解放軍大部隊活動,并且這些地區地形險阻復雜,交通不便,大兵團行動困難,因此解放軍不像有從東南立即向四川進攻的勢態。相反,川北地區有川陜公路,背后又接隴海鐵路,交通便利,容易運送大部隊,因此解放軍絕不會舍近求遠去先取新疆,而是必然在取得蘭州后揮戈南下,采取鄧艾伐蜀度陰平、出碧口直取成都的戰略部署,一路從甘南入川,一路沿川陜公路南下,之后兩路會合直取川西平原,圍殲守軍,進而奪取整個四川。對于沈策的報告,與會者均未表示異議。會議最后決定拒敵于川境之外,以隴南與陜南為決戰地帶。(88)

  這次會議以后,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開始落實“固守四川、確保大西南”的戰略方針。在部署上,則決定以四川為核心,沿秦嶺、大巴山、巫山、七曜山、武陵山一線組成西南防線。其中,又以川陜甘邊為防御重點,由胡宗南集團負責;以川鄂邊、川湘鄂邊、貴州為輔助方向,分別由孫震(時任國民黨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部、宋希濂部、何紹周(時任國民黨第19兵團司令官)部負責;以云南為后方,由云南各部負責。除以上方向外,還另外設置若干機動兵力,負責支援和協助。同時,還命令川、黔、滇三省加緊整修川滇東路、川滇西路兩條公路的建設,以備情況不利時,將部隊從四川撤向云南。

  蔣介石雖然對西南防御寄予厚望,力圖維持其為在大陸的最后基地,但其西南防線倉促布局,諸多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尤其是接連遭受重創的國民黨軍在整體力量上已經遠遜于解放軍,根本不具備繼續進行決戰的能力。

  事實上,作為蔣介石的心腹和國民黨西南防御的兩員主將,胡宗南和宋希濂對于固守西南就缺乏信心。早在8月7日,兩人會面于南鄭并專門研究戰略方針,一致認為:中共力量已經十分龐大,必然要進軍各地以統一全國,而國民黨軍僅存100多萬,且散布在從新疆到臺灣的廣大區域內,就數量和戰斗力而言,無法在任何地點進行決戰,因而整個大陸都將難以保持。但因中共暫時沒有海空力量,臺灣、海南島和舟山群島等地可以保持,或者至少保持一個時期。兩人商定:為保存實力,靜待時機,應在中共對西南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之前,將主力移至滇緬邊區。第一步控制西康和川南,作為轉移基地。第二步在中共開始進軍西南時,立即將主力轉移至滇西和滇南。第三步在中共進一步擠壓時,以主力退入緬甸,以一部退至滇緬泰邊境。為利于在境外立足,在轉移時應盡量保全重武器。兩人還認為:為使計劃順利實施,應先解決劉文輝(時任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第24軍軍長)部以控制西康,以西昌為第一個根據地。(89)會談之后,兩人都以訓練新兵為名,各派了一部人馬進至川南地區。8月下旬蔣介石在重慶期間,兩人又都向前者提出撤退方案,并表示如不避免決戰,有被解放軍包圍殲滅的可能。但是,蔣介石否決了他們的方案,表示:其一,兩廣恐難保持,在大陸上必須保有西南,將來才能與臺灣及沿海島嶼配合進行反攻;其二,如果完全放棄大陸,國民黨政府在國際上將完全喪失地位;其三,西南地形險要,物資豐富,尤其以四川人力物力最為充足,必須保持,以使之成為復興的根據地;其四,劉文輝等人雖不可靠,但由于利害關系,反共態度是一致的,應設法予以團結。(90)

  除了主將缺乏信心外,作為后方和撤退通道的云南、西康兩省也是國民黨西南防線的重要隱患。盧漢、劉文輝等西南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素有矛盾,早已貌合神離,與中共也早有聯系。兩省之中,云南問題尤為突出。尤其8月中旬,繼湖南和平起義之后,前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公開與蔣介石決裂并開始策動盧漢起義,云南形勢更顯微妙。

  對于云南動向,蔣介石也早有關注。到8月29日,蔣介石因盧漢缺席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擴大會議,認為其已經立場動搖,遂命令已駐守云南的李彌速回當地部署,以防不測,同時派人赴昆明邀請盧漢來重慶會面(91)。8月31日,蔣介石會見盧漢代表楊文清(盧漢本人稱病未至),判斷認為盧漢“已為龍云所部與共匪所包圍,復以其本人不明利害,不識大體”,“乃不得不做斷然處置,以保全西南而固復興之基地”(92)。

  但是,正在蔣介石準備對盧漢采取強硬措施之際,桂系也在積極謀劃進占云南。不僅白崇禧對此早有打算,桂系其他人也有同樣想法。早在四五月間李宗仁逗留桂林期間,李品仙曾向其提出若干建議,包括:“中央政府”應決心一舉遷往云南,以昆明為行都,以擺脫解放軍威脅,使中樞有時間得以安定;立即選派三至四個得力的軍,移駐川南、黔西、桂西一帶,選定優良地形,部署堅固防守的陣地,并鎮壓云南內部可能的異動,安定后方,然后令其他各軍分路牽制解放軍,使其不能接近云南;恢復滇緬公路并確保滇越鐵路對海外的交通運輸(93)。李宗仁對李品仙的建議頗感滿意,但并未決心付諸實施。8月以后,由于對中南防御感覺困難,桂系首領商定由李宗仁出面去昆明說服盧漢,假道給桂系部隊入越南;同時準備以第11兵團司令官魯道源率兩個軍入云南,并伺機接替盧漢的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職務。(94)

  盧漢在獲知李宗仁的請求后,判斷是假途滅虢之計,于是一方面虛與委蛇,另一方面密告蔣介石。蔣介石在得知李宗仁準備對云南用兵并改組其省政府的動向后,于9月3日告知徐永昌對云南處置意見,并請其赴廣州代為向李宗仁說明。蔣介石提出:此時對云南采取強硬手段并不恰當,因兵力有限,且交通困難,難收分進合擊、襲取昆明之效。又輕啟戰端,更予中共可乘之機。(95)9月6日,盧漢從昆明赴重慶與蔣介石會面,并提出新編6個軍和2000萬現款作經費的要求。蔣介石與張群等人協商后,認為應對盧漢要求予以適度滿足并給予兩個軍的番號,并表示信任與授予全權。于是,蔣介石隨后不僅否決了李宗仁提出的扣留盧漢的要求,而且放盧漢回昆明并給予其經費100萬元。(96)

  蔣介石之所以對盧漢態度前后不一,最終妥協,主要原因是:其一,他在云南的嫡系部隊僅有李彌、余程萬的第8軍和第26軍,難以確保解決盧漢的部隊。他評估認為:“如其能不血刃而能和平爭取,殊為最大之幸事,而且中央入滇與駐滇各軍均無必勝之把握也。”(97)其二,基于蔣桂矛盾,他寧可對盧漢妥協,也不愿桂系控制云南。他認為:“桂軍由湘撤退,進占滇、黔,而以湘、粵、桂拱手讓敵,亦所不惜,此為最復雜,最難處之事。”(98)

  除了云南、西康兩省存在隱患之外,國民黨西南防線的側翼也問題重重,尤其負責川鄂湘黔邊界地帶防御的孫震、宋希濂、何紹周各部,不僅互不隸屬,難以協同,而且多為新組建部隊,戰斗力很弱,因此所在防區均非常薄弱,存在著被迂回包抄的嚴重風險。

  對于西南防線側翼存在的隱患,國民黨內也存在清醒的認識,尤其是負責正面防御的胡宗南憂心忡忡。早在1948年11月,胡宗南就預見說:將來西南防御的問題不在川北,而在川東,因為張群遲遲未作部署(99)。到1949年10月,胡宗南更是判斷認為:川東各軍戰斗力弱,又互不統屬,一旦川東失守,解放軍將長驅西進,從側背包圍自己在隴南、漢中的各部。于是,他與羅列(時任國民黨川陜甘邊區綏靖公署副主任兼參謀長)等人又制定出一個新的撤退方案,要點是:預先派得力部隊解決劉文輝部,控制西康各要地,同時以一部入云南,以備必要時全軍退入云南,再進一步逃往滇緬邊境;另外在漢中一帶組織雜色部隊準備游擊戰。但是這個撤退方案又被蔣介石否決。(100)

  其實,盡管蔣介石執意固守西南,但其對解決側翼的隱患并無良策。直至11月2日,在召集林蔚等人研究西南軍事部署時,仍然深感無以為計(101)。另外,蔣介石雖然否決了胡宗南的撤退方案,但也表示會考慮將“中央政府”遷到西昌,并指示胡宗南先派一個師空運西昌(102)。事實上,由于國民黨中南和西南兩大戰場互相連接,蔣介石也曾考慮讓桂系協防貴州,以加強西南側翼的防御。但是,蔣介石對桂系始終心存戒備,認為“桂軍即加入貴州方面,亦不能有補于戰局,反徒增滇、黔當局之恐怖,使西南政治更趨復雜,軍事部署更為困難,故決任其自處”。(103)

  與國民黨前后反復和搖擺不定的決策過程相比,中共關于西南戰場戰略決策的出臺過程是相當清晰的。1949年5月23日,中共在確定戰略追擊的總體計劃時,就決定要以二野為主力進軍西南,另以一野一部為協作。同時,中共還明確了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方針,指出:“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應準備經貴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滅白崇禧占領廣西之后,應以一部經百色入云南”。(104)

  關于進軍西南的時間,中共最初打算是由二野在8月1日即開始行動,到年底或年底之前占領貴陽、重慶及長江上游一帶,并打通長江水路;一野則在年底或下年初分兵進入川北。但由于大軍渡江南下之后糧食補給出現困難,且四野也提出休整和籌糧的要求,中央軍委于6月17日決定將二野出動時間推遲至9月,其考慮是:“一則準備時間較充裕;二則沿途那時才能有糧食;三則四野主力(七個軍)九月可到郴州、贛州線,十一月可能占廣州,迫使廣州偽政府遷至重慶,然后二野奪取重慶比較有利”。(105)為與二野出動時間相配合,毛澤東于6月27日指示彭德懷:“廣州偽府正在作遷移重慶的準備,大批工作人員已去重慶”;“為使偽府放心遷往重慶而不遷往臺灣(現有一派主張遷臺,但不占優勢),及使胡匪(指胡宗南集團)不致早日入川起見,你們暫時似不宜去占漢中,讓漢中留胡匪手中幾個月似較有利”。他還就一野分兵入川問題指出:分兵南進的部隊“以占領成都解決川北為目的,出動時間要和劉鄧占領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寧可稍微緩一點,以期聚殲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現白崇禧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據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則我們解決云南勢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個軍,對于我們是不利的”。(106)

  關于進軍西南的兵力使用和部署,中共也很快作出相應規劃。7月16日,毛澤東等與來京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鄧小平商議決定:以二野主力于9月開始進攻湘西、鄂西、黔北,11月入川,12月占領重慶一帶;以一野約10萬人取成都;由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人組成西南局,經營川、滇、黔、康四省。(107)7月中旬,中央軍委向四野、二野下達進軍華南和西南的指示,并規定以二野陳賡兵團主力承擔大迂回、大包圍的任務,包抄白崇禧集團和西南敵軍的后路。

  在接到中央軍委的指示后,二野迅速投入進軍西南的準備工作。7月17日,二野前委在南京開會研究西南戰場作戰問題,決定先從鄂西、湘西進軍川東、貴州,攻占貴陽、宜賓、瀘州、重慶,切斷四川國民黨軍向黔滇兩省的退路,爾后進軍川中、川西,會同由陜南、甘南入川的一野部隊全殲胡宗南集團及其他退入四川的敵軍(108)。7月18日,二野前委向所屬各部發出進軍西南的指示。8月19日,又發出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并報中央軍委:“本野戰軍主力之任務,在于攻略貴陽及川東南,以大迂回之動作,先進擊宜賓、瀘縣、江津地帶之敵,并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宋希濂、孫震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于川東地區,而后即聚殲這些敵人,或運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我軍逐次解決全川問題。”(109)9月10日,二野前委又向中央軍委提出進軍西南的行動部署。為執行首先攻擊川東、貴州的既定任務,作為二野主力的兩個兵團也于8月中旬從安徽、江西出發,于10中旬抵達預定的集結地湘西。

  就在二野積極準備的同時,一野也在對分兵入川作出相應的規劃。扶眉戰役結束后,彭德懷向毛澤東提出:西安、寶雞線以南之秦嶺山脈險峻難行,由子午谷入石泉和由寶雞人南鄭,都比較困難;“取天水經略陽入陽平關而漢中歸路斷;由天水經武都、文縣入江油,馱騾可行。將來入川須經鳳、略、文(即陜西鳳縣、略陽和甘肅文縣)三路”。(110)8月間,彭德懷與毛澤東協商,擬以一野第18兵團入川(111)。9月21日,彭德懷又向中央報告說:擬于10月底11月初開始進攻漢中,以第18兵團、第7軍、陜南軍區部隊共13萬人為主力,分三路進攻漢中、廣元,另以其他兩支部隊集結于甘肅南部待命(112)。

  對于二野、一野的進軍準備,中共中央一直予以密切關注并及時指示。9月12日,中央軍委對二野的行動部署表示同意,并就桂系可能撤退貴州的問題指示說:如果白崇禧占領貴陽,無論二野、四野均不要去打,而是先執行原定入川任務,等陳賡兵團進占云南后再將其圍殲;“總之,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后,先完成包圍,然后再回打之方針”(113)。10月16日,毛澤東又指示二野:西南中心是四川,二野主力務必于12月到達并占領敘永、瀘縣、重慶一線,切斷胡宗南集團及川境諸敵退往云南的道路及與白崇禧部的聯系(114)。為了防止胡宗南警覺并提前撤退入川,毛澤東還于10月13日指示彭德懷:以第18兵團入川即可;“殲胡作戰時間,不應太早,應待二野進至敘、瀘、重慶之線,然后發起攻擊,時間大約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軍委確定”(115)。

  從11月1日起,解放軍兵分兩路,按預定計劃正式發起西南作戰。南路是主力。二野和四野一部首先從敵軍防線最薄弱的川鄂湘邊和黔東發起攻擊,迅速掃蕩宋希濂部和何紹周部。由于西南防線側翼被迂回包抄,川東危急,蔣介石于11月7日急令胡宗南部從漢中退向四川。11月11日,又要求白崇禧派主力西進增援,以解決入黔之解放軍。11月14日,更是從臺北赴重慶,直接指揮作戰。但在此時,南路解放軍已經展開鉗形攻勢,一支入貴州,奪取貴陽;另一支則入四川,直逼重慶。而由于解放軍迅速奪取貴陽,準備支援貴州的白崇禧部也被迫回撤。至此,國民黨中南和西南兩大戰略區之間的聯系被完全切斷。

  由于重慶危急,從11月17日起,蔣介石接連發電催促胡宗南將其主力第1軍調往重慶,與解放軍決戰。但是,胡宗南認為此時調主力至重慶為時已晚,頗為猶豫。11月19日,經與羅列、沈策商議,胡宗南決定服從蔣介石的命令,并且加派第3軍前往助戰。之后,胡宗南將漢中各部迅速撤入四川。就在蔣介石、胡宗南匆忙決策之際,南路解放軍于11月下旬迅速擊潰國民黨軍宋希濂部和第15兵團主力于川南白馬山地區。隨后,又一舉奪取重慶并重創胡宗南的第1軍。

  進入12月以后,西南戰事進入高潮。南路解放軍分別從貴陽、重慶出發,接連奪取成都以南和以西的瀘州、宜賓、樂山、邛崍、大邑等要地,堵住了胡宗南集團南下和西進的道路,并與尾追胡宗南集團入川的北路解放軍造成合圍之勢。危急之中,胡宗南決定放棄成都,爭取將部分主力撤至西昌和云南。但是,蔣介石依然拒絕撤退,命令胡宗南將西南各軍集中于成都地區,實施決戰。(116)正在這時,西南地方實力派盧漢、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人于12月9日在昆明、彭縣、雅安等地宣布起義。之后,西南各地的蔣介石嫡系部隊也紛紛開始起義。至此,胡宗南集團及其他國民黨軍退路盡斷,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12月22日,已經方寸大亂的胡宗南最后決定在局部作攻擊,主力向西昌、云南突圍,但各部軍心動搖,局面迅速崩潰。12月27日,解放軍勝利結束成都戰役,國民黨軍7個兵團約30萬人大部起義,一部被殲,少數逃往西昌。成都戰役期間,國民黨第8軍、第26軍在盧漢起義后進攻昆明,以求控制滇南、滇西。中共滇桂黔邊縱隊和二野一部迅速支援,逼退了敵軍。同時,陳賡兵團主力也從廣西境內出發,分兩路進軍滇南。至此,西南戰事再無懸念。

  大致到1949年末,中共基本取得西南戰場的勝利。這一勝利的地緣政治意義在于:其一,除了少數偏遠地區外,中共奪取了面積廣闊、人口眾多的西南地區,使得國民黨在大陸上保持戰略基地的夢想基本破滅,從此坐困于國內地緣格局的邊緣地帶。其二,隨著主力部隊胡宗南集團的覆亡,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已經被中共悉數殲滅或逐出大陸地區,國共內戰隨之進入尾聲。其三,由于囊括西南,延續多年的國共角逐也以中共的壓倒性勝利而告一段落,分裂已久的中國地緣政治版圖也迅速走向統一。

  五、結論

  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鼎革之年。在短短一年間,中共大軍勢如破竹,在各個戰場接連取勝,迅速席卷整個大陸。相反,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繼1948年決戰慘敗后,再次經歷“雪崩”,最終以少數殘兵退守海島。

  其實,早在戰略決戰結束之后,國內外各方就紛紛斷定國民黨統治的崩潰已不可避免,而中共的革命勢必取得全國范圍內的勝利。但是,這一過程如此之迅速,確實異乎尋常,是一個值得去研究的獨特現象。

  國民黨在1949年的大潰敗是各種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其政治的衰朽無疑又是最具基礎性的因素。1949年6月,美國方面的一份報告直言:“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腐爛導致了它的失敗”,結果使“國民黨的士氣降至最低點,軍隊喪失了最重要的戰斗意志”(117)。但除去政治因素,國民黨總體戰略決策上犯下的一連串錯誤是導致其慘敗的直接原因。就一般戰略的意義而言,這些決策錯誤表現各異,可歸納為不同種類。但從地緣政治的意義而言,這些決策錯誤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根源,即權力過度延伸的戰略困境。

  實際上,由于抗戰勝利后極力搶奪淪陷區,國民黨就開始陷入權力過度延伸的困境中。在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后,更是愈陷愈深,表現為戰線漫長,戰略重點不明,致使力量分散,顧此失彼。最終在經過長時間的消耗后,到1948年秋出現全局性崩潰。進入1949年后,國民黨依然無法走出原先的困境。在實力已經完全處于劣勢的情況下,仍然沒有及時收縮戰線,集中力量,明確重點,致使處處薄弱,處處被動。尤其是白崇禧、胡宗南兩大主力集團目標不明,深陷于內地,最后全軍覆沒。

  其實,從地緣戰略的標準來衡量,1949年初的國民黨仍舊擁有海、陸兩種不同類型的權力,如能正確判斷自身狀況,合理配置海、陸權力,在戰略選擇上理應有一定的空間。但從其作出的一連串戰略決策來看,對海、陸兩權的運用明顯脫節。從表象看,這是其拘泥于抗戰時期經驗的結果,并且受到內部派系紛爭、互相拆臺的極大影響。但從深層看,這也說明其決策者缺乏清晰的地緣政治意識,其戰略思想仍然主要囿于以陸權為主的中國戰略傳統的范疇。

  從中共方面來看,其在1949年的輝煌勝利,當然也是各種因素綜合造成的結果。但毋庸置疑,其所作出的諸多戰略決策,也極大地加快了革命走向勝利的進程。由于歷史的原因,革命時期的中共,其權力構成基本上是單一的陸權。即使是在取得戰略決戰的輝煌勝利之后,中共仍然嚴重地缺乏海空力量,而戰略選擇空間比較有限。然而,在對手擁有海空優勢且面臨外來干預風險的條件下,出于盡快結束國內戰爭、盡早實現勝利的考慮,中共制定了先平定東南沿海,再以大迂回、大包圍囊括其他地區的總體戰略。在這一總體戰略指導下,解放軍迅速切斷了國民黨海上基地與陸上基地之間的聯系,并且將其各個戰略集團分割包圍,最后取得近乎完美的勝利。

  簡言之,在自身權力類型比較單一,戰略選擇空間比較有限的情況下,中共的總體戰略決策把陸權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在最短時間內基本實現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目標。這一過程也反映出其決策者具有比較敏銳的地緣政治眼光,對自身的權力構成狀況有著清醒的認識,能夠揚長避短,其戰略思想已經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現代性。

  海權和陸權之間的關系,是近代以來地緣政治的經典主題。對于一個國家或政治集團來說,根據自身權力的構成狀況,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是被歷史反復證明的成功之道。1949年的國共角逐,可作為證明這一觀點的一個重要案例。

 

  注釋:

  ①在相關著作方面,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均有不少篇幅涉及1949年國共的戰略部署,對中共的論述尤其詳細,但對國民黨的相關論述較少且未涉及其內部分歧。李新總編,朱宗震、陶文釗著《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6卷(中華書局,2000年)的相關論述比較詳細,但梳理得不清晰,且對國民黨內部分歧的述評主要限于蔣桂矛盾。汪朝光的《中國命運的決戰》(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相關論述也比較詳盡,但對雙方決策過程的論述仍顯單薄。臺灣地區的著述《戡亂戰史》(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1981年)有多卷篇幅涉及國共在1949年間的戰略決策,但對國民黨內部分歧的論析傾向性較重,對中共決策的判斷也不盡準確。張秉均編著的《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戡亂戰役述評》(三)(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年),有一定篇幅涉及國民黨江防決策,但之后其他戰場未見涉及。蔣永敬、劉維開的《蔣介石與國共和戰: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林桶法的《戰后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和《1949大撤退》(九州出版社,2011年)對1949年國民黨戰略決策過程及分歧有一定論述,但偏重于蔣介石,總體上也比較單薄。劉維開的《蔣介石的1949:從下野到再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書對1949年國民黨的戰略決策和分歧論述較多,尤其對西南戰場梳理比較詳細,但仍偏重于蔣介石。在相關論文方面,經盛鴻的《1949年國共軍事戰略及其得失》(香港《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對國共在1949年間的戰略決策作了宏觀性的探析,但論述比較簡單。吳淑鳳的《廣州撤守前的政局(1948年11月-1949年10月)》(《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9期,臺灣中華軍史學會,2004年)對國民黨華南戰場的戰略決策過程論述比較豐富,對相關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意義。

  ②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7卷上冊,臺灣“國史館”,1978年,第106頁。

  ③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7卷第7卷上冊,第186頁。

  ④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臺灣“國史館”等,2015年,第203頁。

  ⑤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7卷下冊,臺灣“國史館”,1978年,第232頁。

  ⑥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7卷下冊,第236頁。

  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中華書局,1962年,第13頁。

  ⑧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7頁。

  ⑨參見陳錦昌:《蔣中正遷臺記》,臺灣向陽文化,2004年,第51-52頁。

  ⑩參見劉維開:《蔣介石的1949:從下野到再起》,第32-34頁。

  (11)蔣緯國口述,劉鳳翰整理:《蔣緯國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年,第156頁。

  (12)《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第60頁。

  (13)參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76頁。

  (14)《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第58-59頁。

  (15)王禹廷:《胡璉評傳》,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130-131頁。

  (16)劉鳳翰、張力訪問,毛金陵紀錄:《丁治磐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23頁。

  (17)轉引自劉維開:《蔣介石的1949:從下野到再起》,第71頁。

  (18)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第688頁。

  (19)《劉伯承軍事文選》(二),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84頁。

  (20)參見《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第114-115頁。

  (21)參見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臺灣“國史館”,2015年,第114頁。

  (22)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渡江戰役》,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35-36頁。

  (23)《劉伯承年譜(1892-1986)》下卷,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第216頁。

  (24)《渡江戰役》,第59頁。

  (25)《渡江戰役》,第378頁。

  (26)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解放》,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第65頁。

  (27)《渡江戰役》,第109-110頁。

  (28)參見陳賡:《陳賡日記》,戰士出版社,1982年,第222頁。

  (29)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將西北、中原、華東、東北野戰軍依次改稱第一、二、三、四野戰軍。

  (3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91-592頁。

  (31)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戰略追擊·華東地區》,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第108頁。

  (32)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灣“國史館”,2005年,第306、307頁。

  (33)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第309頁。

  (34)轉引自林桶法:《戰后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年)》,第357頁。

  (35)參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269頁。

  (36)參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273頁;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第686-687頁。

  (37)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第683-684,691-692頁。

  (38)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269頁。

  (39)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269-270頁。

  (40)1949年5月31日,何應欽辭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職務。6月2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推閻錫山為新院長。

  (41)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7卷下冊,第304頁。

  (42)參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全面內戰》(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5頁。

  (43)參見《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第134-137頁。

  (44)參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08頁;《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全面內戰》(下),第5頁。

  (45)參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第691-4593頁;王禹廷:《胡璉評傳》,第142-143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0輯,中華書局,1964年,第15-20頁。

  (46)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518頁。

  (47)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582-583頁。

  (48)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596頁。

  (4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635頁。

  (5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639-640頁。

  (51)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記錄,胡志偉翻譯及校注:《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362頁。

  (52)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41頁;劉維開:《蔣介石的1949:從下野到再起》,第169頁。

  (53)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6輯,1962年,第5頁。

  (54)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47頁。

  (55)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48-349頁。

  (56)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66頁。

  (57)參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叢稿選編·軍事派系》(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65頁。

  (58)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西文史資料》第21輯,1984年,第98頁。

  (59)參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叢稿選編·軍政人物》(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80頁。

  (60)《廣西文史資料》第21輯,第91頁。

  (61)徐啟明口述,陳恭存訪問紀錄,郭廷以校閱:《我所經歷的戰爭:1911-1950》,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7頁。

  (62)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1963年,第130頁。

  (63)《廣西文史資料》第21輯,第100-101頁。

  (64)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總參謀部·文獻(3)表冊(1)》,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657頁。

  (65)參見《廣西文史資料》第21輯,第96頁。

  (66)參見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銘明紀錄:《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139頁。

  (67)參見李品仙著,王成圣主編:《李品仙回憶錄》,臺灣中外圖書出版社,1973年,第253-255頁。

  (68)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198頁。

  (69)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88頁。

  (70)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218頁。

  (71)參見張朋園、林泉、張俊宏訪問,張俊宏紀錄:《盛文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1-112頁。

  (72)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102頁。

  (73)《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第658頁。

  (74)參見《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第655-657頁。

  (75)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96頁。

  (76)參見《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第657頁;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97頁。

  (77)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98頁。

  (78)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戰略追擊·華北地區西北地區》,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第274頁。

  (79)《解放戰爭戰略追擊·華北地區西北地區》,第276頁。

  (80)《解放戰爭戰略追擊·華北地區西北地區》,第279頁。

  (81)《解放戰爭戰略追擊·華北地區西北地區》,第296-298頁。

  (82)《解放戰爭戰略追擊·華北地區西北地區》,第298頁。

  (83)參見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117-118頁。

  (84)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11冊,1981年,第212頁。

  (85)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136頁。

  (86)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141頁。

  (87)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46-347頁。

  (88)參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198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53頁。

  (89)參見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137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中華書局,1962年,第96-99頁。

  (90)《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第99頁。

  (91)參見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7卷下冊,第351頁;劉維開:《蔣介石的1949:從下野到再起》,第171頁。

  (92)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52頁。

  (93)李品仙著,王成圣主編:《李品仙回憶錄》,第252頁。

  (94)參見《文史資料叢稿選編·軍政人物》(上),第181頁。

  (95)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54頁。

  (96)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57-358頁。

  (97)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57頁。

  (98)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56-357頁。

  (99)《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第657頁。

  (100)《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第66-67頁。

  (101)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85頁。

  (102)參見胡宗南著,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下),第161頁。

  (103)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9冊,第386頁。

  (10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592頁。

  (10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615頁。

  (10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624-625頁。

  (10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635-636頁。

  (108)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戰略追擊·西南地區》,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第8頁。

  (109)軍事科學院《劉伯承年譜》編寫組編:《劉伯承年譜(1892-1986)》下卷,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第270、278頁。

  (110)《解放戰爭戰略追擊·華北地區西北地區》,第470頁。

  (111)參見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6-407頁。

  (112)《解放戰爭戰略追擊·華北地區西北地區》,第631頁。

  (11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670頁。

  (114)《劉伯承年譜(1892-1986)》下卷,第289頁。

  (115)《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0頁。

  (116)參見《文史資料選輯》第50輯,第108-109頁。

  (117)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1卷,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476頁。

作者簡介

姓名:王志剛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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